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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和洪耶是上午9时到达巴黎的。洪耶的腋下挟着一个大箱子，那里面是他和毕加索的全部财产，大量的绘画和几件衣物。一下火车，他们就按计划直奔蒙马特尔。
蒙马特尔高地位于塞纳河北岸，是巴黎的贫民窟之一，到处可见残垣断壁。30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场近代史上惊天动地的革命——巴黎公社的英雄们为了捍卫自由和正义同凡尔赛方面开来的镇压军队进行了殊死搏斗。每当毕加索观赏史太因林的名画《巴黎公社万岁》、《国际歌之图》，他的胸中就热血沸腾，这些都促使他把自己的画笔紧紧地和人民联系在一起。直觉告诉他，只有穷苦人的命运，才能唤起他艺术的良知。
蒙马特尔山西南面的斜坡上，有一个埃米耳古多广场，在那儿你可以看到一栋奇特的房屋：客人从街上来，必须先走过上层甲板，再沿着弯弯曲曲的楼梯与黑暗的过道走下来，才能进入房间，它的顶层基本与地面平行。由于它的外表颇像停泊在塞纳河上的洗衣船，马克斯·耶科就命名它为“洗衣船大楼”。其实，这栋房子既没有水，又不合卫生要求，美其名曰“洗衣船大楼”更多的是讽刺和自嘲。
如此破旧不堪的建筑，连保险公司也不敢冒险接受，但在两个世纪的交接时期，它也许比巴黎市的任何富丽堂皇的高层建筑都要重要，都让人肃然起敬和回味无穷。这里住过高更和象征主义的那一代画家、作家；而今，毕加索这一代又开进来了。这个矮个子西班牙人虽然是来“求救生良药”的，但他与高更等的卓越努力所形成的传统，使蒙马特尔至今仍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家们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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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像是一场暴风雨，毕加索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起源在于一次“粉红色的奇遇”。
那是1904年8月4日下午，刚才还是晴朗清爽的天空突然换了一副面孔，乌云翻滚，裹着豆大的雨粒凶神恶煞般地扑向城市。毕加索正在画室工作，看见一只猫被倾盆大雨冲得晕头转向，可怜地缩成一团。毕加索对动物怀有天然的感情，他连忙跑出房子，把那小家伙抱在怀里。他正起身，迎面碰上了一个丰姿绰约的女人，淋得透湿的、水灵灵的美丽逼到了毕加索的鼻子尖。
“这只猫真好玩。”仿佛是从月球上传来的声音，与洗衣船的脏乱差格格不入。
“那就送给你吧。”
说着，毕加索将猫塞进她的怀里。
这就是毕加索与费尔南多·奥利维埃的第一次相遇。毕加索黑亮的眼神固执地盯住费尔南多，她只好答应去他的画室。费尔南多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乍一看上去，他并没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虽然那种奇特的执拗的神情慑人心魄。你几乎不能把他当作社会名流，但从他身上感觉到的内心火焰，使他拥有一种我无法抗拒的磁力。”
费尔南多是地道的巴黎人，出生于犹太人家庭，父亲是手工艺工人。她比毕加索大3个月。17岁时，她与店员佩舍龙不小心生了一个孩子。5个月后，佩舍龙娶了她，但不久，父子俩都失踪了。费尔南多再嫁给雕刻家拉博姆，哪知拉博姆是个精神病人。她又再次出走，直到那场雨把她送到毕加索面前。
秋天，他们正式同居。毕加索刚刚背井离乡，心头的苦涩正浓，加上穷得不像样子，而费尔南多的爱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空白——亲情的空白，钱财的空白，社会地位的空白。因而费尔南多除了以情人的身份出现，在家里，毕加索最需要的还是她的母性。如果毕加索不拿起画笔，那他简直就像个小孩子，他好吃，好玩，好恶作剧，好把家里弄得稀乱。费尔南多是个出名的懒妇人，但毕加索却能让她勤快起来。她烧得一手好菜，能在一只烧石蜡的小炉子上做出各式美味可口的肴馔。她还善于节省，每天花不到两法郎，就能安抚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的辘辘饥肠。
费尔南多最可贵的品质，是她能忍受毕加索的穷和他那帮穷朋友的闹。费尔南多很长时间没有鞋子穿，走不出画室，幸亏有大批旧书，消磨了她好几个星期。冬天，他们没有燃料，只得钻在被子里取暖。经营煤炭的邻居听说了，赶忙送来一箱藕煤，而且不肯要钱，他被费尔南多的“一双眼睛迷住了”。
费尔南多的佳容丽质与开朗乐观的性格改变了毕加索，她的母性的庇护使毕加索深藏在骨子里的诗人气质和顽童禀赋得以水落石出。但她却拒绝了毕加索的求婚，她碍于自己坎坷的经历，也了解毕加索多变的性格，她愿意和他这样过下去，宁静的，浪漫的，不受什么约束。因为，毕加索是约束不住的。
毕加索把费尔南多带回了巴塞罗那家里，他希望父母能做通她的思想工作。唐霍塞夫妇俩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未能让费尔南多做出承诺。唐霍塞只好叮嘱儿子，一定要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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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诗人萨尔蒙回忆，毕加索和费尔南多的那间陋室在洗衣船大楼的顶层，里面“一个放颜料的木柜，一张从旧货商那里买来的普通小圆桌，一张当床睡的长沙发，一个画架。把原来的画室分隔开，形成一个密室，放着一件类似床的东西，朋友们称之为‘卧室’。”
毕加索在费尔南多身上体现了他对女性一贯的细心和温柔，尽管他给予她的“卧室”地板都翘裂了。他好不容易赚点钱，第一件事就是去为费尔南多买她最喜欢的香水。他将香水洒在画好的费尔南多肖像上，说是为她“化妆”。
毕加索愉快的心情明显地反映在创作上，蓝色与其它暗色逐渐减少，画面上增加了玫瑰色和粉红色，比如《演员》、《坐着的裸女》等。同样是表现穷人的辛酸困苦，这一时期的画，色调较以前柔和，轮廓更鲜明，处理人物形象的分寸感把握得更好，有人将它命名为“粉红色时期”。一直关注着毕加索的查尔斯·莫里斯在1905年3月撰文说：
“与早期作品相比，他已更加敏感和成熟。以前他更多的是沉湎于悲哀之中，而其中并不含有同情。”
1904年底，毕加索在圣拉扎尔火车站的一家英国酒吧邂逅法国现代文学“开一代诗风”的先驱者阿波利奈尔。这件事来得很偶然，阿波利奈尔在等候火车，准备去勒韦西尔他母亲那里；而毕加索正在车站送他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曾是阿波利奈尔的同事。鬼使神差，他们注定要在这段空隙里第一次握手，从此紧密合作，掀开西方现代文学艺术运动的崭新一页。
阿波利奈尔是罗马教皇内侍女儿的私生子，从母姓。他在德国当过家庭教师，又游历了欧洲各国。1903年到巴黎，靠编辑和写稿养活自己。见过毕加索几天后，他就为他的新朋友写了他平生第一篇艺术评论，而且对视觉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阿波利奈尔也成了洗衣船大楼的常客。
马克斯·耶科的隔壁住着一个小伙子，叫索里奥，靠卖朝鲜蓟营生。索里奥的顶上则是毕加索和费尔南多的住室。毕加索不在家的时候，索里奥就透过翘起的地板，对着费尔南多做鬼脸。耶科听说了，拍着胸脯要解决这件事情。
晚上，耶科纠集了阿波利奈尔等一伙人，来到毕加索屋里。他们想尽办法在索里奥的头顶上大吵大闹，通宵达旦，搞得索里奥无法睡觉。他对着楼上大声喊道：“嘿，黑心的人们，让劳累的工人睡一觉，行吗？”耶科拿一根大棍子猛敲地板，并用更大的声音叫骂：“不要脸的索里奥，闭上你的臭嘴１果然，第二天，下面那间房子就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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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都是诗人，他对诗人也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诗人喜欢热闹，有规律地聚在一起闲聊。这很对毕加索的胃口，他通常保持着沉默，一旦插话，则必是惊人的妙论。这些集会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曾经说过：“这些与外界的交往，即使和我的艺术创作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也有它们的作用。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自我充电’，就像划火柴时发出的闪光，虽只一闪，却能燃起我一天的工作热情。”
毕加索的变化继续在画布上体现出来。蒙马特尔高地附近经常有民间艺人和马戏团的表演，小丑成了毕加索视野中的主角。
乞丐和妓女是社会压迫与摧残的原生态，也就是说，他们是贫穷和屈辱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小丑则是经过伪装的，他们更软弱又更敢于反抗，更善良又更追求真理，卖笑活动比皮肉生涯更要忍受精神上的折磨。乞丐或许是文盲，妓女或许是野妇，而小丑属于艺术家类型，他们更能表现人类的处境，更能唤起人类的良知。
毕加索笔下的小丑，生动活泼，插科打诨，视苦为甜，举重若轻，与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创造的夏洛异曲同工：
夏洛是一个人。但他更喜欢无牵无挂、无拘无束的独立生活。每逢猜到自己要被牵系住的时候，他总是七手八脚地逃跑。因为他热爱自由，故他永远不愿停留，永远要走。夏洛是一个现代的人，应当生在1900年左右的。
《夏洛外传》是法国文人菲列伯·苏卜根据卓别林的舞台表演写成的，它也可以看作毕加索画中小丑的诠释和演绎。毕加索在朋友们面前的一个保留节目就是模仿夏洛脑门上挨了一记砖头的怪样，毕加索耸肩缩颈，眼珠翻白，惟妙惟肖。1952年10月，卓别林从伦敦来巴黎参加他的新片《城市之光》在法国的首映式，下榻在巴黎里兹饭店，作数日逗留。毕加索满怀欣喜地对他的女朋友伏波特说：“夏洛来巴黎了，有人为之气急败坏，说他是共产主义分子，居然还在里兹饭店下榻。不过，我想他们也闹不到哪里去。”正好，卓别林表示想一见毕加索的愿望。毕加索十分高兴地在家里宴请了他，尽管只能通过译员交流，但这阻止不了两位大师越过“门墙”进行倾心的长谈。
过后，毕加索对这次会见发表了感慨：“卓别林现在真正的悲剧是他的外形不再能胜任小丑的角色了。他的身材不像过去那样瘦削，面貌也不年轻，脸部无法再活现滑稽小人物的表情。他已经老了，时间已经征服了他，而使他变成另一个人
这段话其实也属自况，那时的毕加索已是71岁的老人。
让我们还是回到1905年吧。秋天，毕加索来到画商克洛维斯萨戈家里，听说有人来看他的一幅画。他一进门，就看见一男一女坐在客厅里，男的蓄着胡子，但秃顶，戴金边眼镜；女的个头矮胖，身体强健，但面孔很漂亮，目光炯炯。萨戈介绍：“这是斯坦因姐弟，盖图德·斯坦因和列奥·斯坦因。”毕加索对盖图德独特的外貌发生了兴趣，他问萨戈：
“你说那位女士会愿意给我做模特儿吗？”盖图德却好像没听到毕加索的话，她说她一点也不喜欢那幅《挎花篮的青年少女》，她要换掉少女的两只脚，只保留头部。幸而，弟弟列奥劝服了她，才使得第一幅毕加索的作品原封不动地挂到了佛勒吕斯街27号盖图德的卧室里。毕加索也成了盖图德的知交，他和马蒂斯是盖图德最喜爱的两个人，她为此还写了一篇小说《马蒂斯、毕加索和盖图德·斯坦因》。
毕加索如愿以偿。盖图德来到了他在洗衣船大楼的画室，她对这里的破旧和拥挤不置一词，自然而又安静地坐着，聪颖的目光望着正在调色的毕加索。盖图德的弟妹也闻讯赶来观看，旁观者还有一位美国朋友安德鲁·格林。
盖图德真切动人的神态在画板上若隐若现，格林等人连声叫好，他们告诉毕加索：“好了，好了，太像了，停笔吧。”毕加索摇摇头：“不。”过一会，他又说：“对不起，你们今天看不到它的成品。”
毕加索一次又一次地请盖图德坐在他的画室里，有八九回之多。有一天，他突然把整个头部涂掉，颇不耐烦地说：
“我再看这幅画时就找不到你了。”
这件事于是搁置下来。毕加索去了西班牙，历时数月，直到1906年秋天才回来。他没有再要盖图德来坐，很快就将头部画好了。
毕加索把这幅肖像赠给盖图德。她感激地收下了，满意的表情令毕加索大感快慰。旁边的人则大谬不然，认为简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只是一张脸谱。毕加索笑着说：
“大家都说一点也不像，这有什么关系呢？总有一天，她会和它一模一样的。”
在盖图德所有的肖像画中，她只把这一幅终生带在身边，逝世前献给了纽约市立艺术博物馆。这时，所有熟悉盖图德的人都说肖像和她本人神形合一。今天，我们还能够欣赏到这幅精彩的肖像，它有一个绰号：
“毕加索的蒙娜丽莎。”
正如上面所提，毕加索与马蒂斯的相见是盖图德促成的。某个星期六，画家们都在盖图德的住所聚会，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马蒂斯来了，他五官匀称，蓄着金黄的胡须，像一片即将收割的稻田。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大，虽然他的实际年龄也近四十了。
马蒂斯和毕加索有许多互相对应的地方。马蒂斯侃侃而谈，滔滔不绝，争论时竭力说服别人；毕加索三缄其口，洗耳恭听，从不要求别人接受己见。而在画风上，截然相反，马蒂斯追求的是宁静、纯洁、平衡的艺术，脱离那些烦恼的事物；而毕加索则体现了豪放、混杂和破坏的风格，着眼点在毁灭之后的重建。他们都非常重视和敬佩对方的天才，这是他们友谊的基矗
从1906年始，毕加索的作品行情看涨，伏拉和盖图德主动用高价买进他的新画。盖图德第一次去毕加索的画室，就花了800法郎；而伏拉购买一幅的价钱已高达2000法郎。这使得毕加索想带费尔南多回老家一趟，已不是什么奢望。
由于毕加索的父母劝说费尔南多与儿子结婚未遂，毕加索不想在巴塞罗那逗留太长时间，他们来到了比利牛斯山南麓的一个偏僻村庄果索耳。优美的山水，淳朴的民风，使毕加索在大都市所产生的生存的焦虑与竞争的紧张消失殒荆他潜心学习格列柯的专题论著，脑子里不断地浮现前不久在巴黎展出的前拉斐尔时期伊比利亚的雕塑，描绘人物又渐有心得。
这种心得，最先就在盖图德的肖像画中表现出来。
革命的火种，已悄悄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