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生裘马客，慷慨故人心。有憾留天地，为君问古今。风尘非昔友，湖海变知音。洒尽穷途泪，关河雨雪深。
【赏析】
在押解南京途中，给夏完淳带来意外慰藉的，是遇到了两位相知甚深的友人。一位是“竹马交情十七年”的杜登春，相遇在苏州虎丘山下。诗人因有“姑苏明月愁人醉，翦烛无言更惘然”之吟 ( 《虎丘遇九高》)，抒写了与友人月下相对、无言而别的怅惘一幕。另一位即此诗所说的宋辕文(名徵舆)，在毗陵(郡名，治所在今江苏常州) 的道上匆匆相逢，即又洒泪而别，故诗题又作《毗陵道中别宋辕文》。
“宋生裘马客，慷慨故人心。”裘马，即乘肥马、衣轻裘之意，喻生活之奢华。宋辕文乃诗人同乡，早年笃于诗文，家境亦颇富裕，现又中了清廷进士，自是车坚裘解。诗人以 “裘马客”相称，语带戏谑，亦有微讽之意。据钟渊映称： “陈大樽选明诗，存古 (完淳)年才十余尔，而宋辕文援其论诗以作序，此时已许其作后进领袖矣。”(《夏完淳集·附编》)可知宋辕文虽较诗人年长，但对诗人的才华识见早已倾心。他后来归隐乡居，犹有“好将歌辩续《离骚》” 的悲慨之思。陈子龙殉国，宋辕文为作《江上吟) 以吊，表达了对这位“拔剑咤叱江水里，素冠白铠骑龙鱼” 的烈士的深切悼念。可见也曾是一位慷慨悲歌之士。诗中赞以“慷慨故人心”，字行间正跳荡着诗人忽遇故人的激动心情。
倘若这次相遇，不是在山河改色的悲痛时刻，该有多好! 以宋辕文之“文章风雅”，夏完淳之少年豪气，相逢之际，正可以如当年陈子龙《三子诗选序》所说： “互相切磋，申以旦旦”、“相泣也既而相笑” 了。然而，家国沦亡、志士喋血，数年不见，诗人不幸云中折翮，顿为南冠之囚;故友相遇，竟是在诗人就缚押解以赴死之时! 则此次之生逢，亦就成了顷刻之死别! 试问古往今来的朋友之交，可曾经历过如此“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的伤痛时刻?无限的憾意，从诗人胸中涌出，刹那间弥漫了天地之间。“有憾留天地，为君问古今”——这仰对苍天所发的啸叹表明，诗人刚才为乍逢故人而热切跳荡的心，此刻已为多少苍凉和悲愤所浸染!
两个长长的身影，就这样在毗陵道上默默相对。从他们的身份看，一个是清廷之要犯，一个则是中举不久的“进士” (宋辕文为顺治丁亥进士)。在风尘仆仆中相逢，早非像昔日那样，可以无所顾忌地以朋友相叙。“风尘非昔友，湖海变知音”——昔日的“知音”，而今已为人生道路的不同选择所改变，这是怎样令人叹惋的憾事! 据《江南通志》记，宋辕文为清之“进士”，后来“督学闽中，所拔皆单寒士”，可见为官尚还清正。虽然如此，在誓起抗清而即将赴死的诗人眼中，他毕竟已不再是同道和知音了。难怪四明诸子，后来听歌此作，不禁慨然而叹： “是真可以告朋友乎! 何知友之明也” (见《南冠草》方授“序”)!
理解了这一点，则结尾“洒尽穷途泪，关河雨雪深”二句，读来便格外催人泪下了。诗人在虎丘遇杜登春，诉以“就缚上道，无斧资，其为我谋之”。杜“急索囊中所有倾付之”，还专为“沽酒脯为别”。诗人固已深切感受到了友人的古道热肠，但临别之际，终竟还强忍悲痛，未在友人前流“一点泪”(见杜登春《童心犯难集》所记，收《夏完淳集·附编二》)。而今在毗陵道上，才逢故友，匆匆间又要握别。瞻念前路，此后恐怕再无故人可遇。诗人便再也止不住眶边的泪水，而任其尽情倾洒了。这是一幕很难用言辞描述的情景——因为其中所包含的，决非是寻常的别离之情，而是一位伟大志士，在行将赴死之前，在他所留恋的世界上，与昔日友人的生死诀别。沦亡中的祖国山河，已不复为明媚春光所映照;诗人那短暂的十七年生涯之路，也已走到了悲壮的尽头。此刻虽然才是初秋(七月)，但在诗人眼中，这世界分明已被隆冬般的严寒所裹挟。别了，亲爱的祖国!别了，昔日的友人!就这样，诗人挺起轩昂的身影，又毅然踏上前行的路。当再望不见他的身影时，画面上便只剩下遥遥关河，霏霏雨雪。这就是诗之结句“关河雨雪深”所幻出的一片虚境;也是这位少年志士，在告别他热爱的世界和友人时，所曾经感受过的无边凄寒。
全诗几乎一无景语(结句乃幻觉)。与昔日友人诀别的悲怆，全借滔滔的情语直接倾泻，甚至也无一处用典。然而感怀呜咽，不能自已，俯仰天地，说尽衷情。在“高古罕匹”(沈德潜评夏完淳语)的诗人众作中，堪称少有的语浅情深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