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过罢焚香，梅花落印床。原非栖枳棘，争敢薄淮阳。有志为民母，无心学吏商。只嫌空鹿鹿，方寸旧都荒。
【赏析】
袁枚乾隆四年(1739)“入翰林”，“玉堂”三年，出为“外吏”，历知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县。他在官清正，“结”“狱”“宁早”，“判妨多误”(《沭阳杂兴八首》)。乾隆九年(1744)“自沭阳移知江宁，别吏民黄河岸上”时，“吏民攀车走，父老泣且言”，一片依依难舍之情。
本诗是乾隆十一年(1746)冬在江宁之作。诗用首句头二字，“雨过”为题，主要抒发了官务虽闲，未忘为民兴利的情怀。
首联通过“雨过”散衙，“焚香”初“罢”，“梅花落印”书“床”两个细节，淡淡写出他的室内幽静生活：“雨过罢焚香，梅花落印床。”
接着连用四个典故表现自己官职虽卑，却勤政爱民的心志。次联写自己本非置身艰险环境，怎敢因县令官卑，不尽职责的心情：“原非栖枳棘，争敢薄淮阳。”上句化用《韩非子·内储左》“树枳棘者，成而刺人”语意。它本指枳刺二木多刺的自然现象，但东汉黄琼称颂光武帝“继统”“兴业”，“立足枳棘之林”(《临终疏》)，借“枳刺”二字寓指环境的艰难险恶，便给它赋予了政治的内容。诗人自称：我只不过是个县令，处境并不艰难，“原非栖”于“枳棘”之上。下句借《汉书·汲黯传》汲黯“不受”“召拜”淮阳太守的“诏命”，汉武帝“强”令“奉诏”，有“君薄淮阳邪”语事自况。诗人说：我也没有汲黯的威望，怎敢鄙“薄”淮阳太守，拒不“奉诏”。
三联更借汉代两个故事来表现自己只有为民造福之志，决无与民争利之心：“有志为民母，无心学吏商。”上句用《前汉书》、《后汉书》召信臣、杜诗相继为南阳太守，为民兴利，时有“召父、杜母”之语的故事，喻指自己“有志”效法召、杜“为民”“父母”，与民之好恶相同。下句用《汉书·霍光传》桑弘羊力主郡国官卖盐铁的事，借指自己“无心”去“学”桑弘羊与民争利，“吏商”不分。
四联转而淡化一向怀有的意愿，以只嫌平庸，难展心志的内愧作结：“只嫌空鹿鹿，方寸旧都荒。”上句自叹：我“只嫌”几年“为令”，平庸无能，“空”负一生抱负。下句的“方寸”，指心而言。语本 《列子》“方寸之地”，却作了简化。这句说：谁知我的衷怀，全成虚话，有如耕地的荒芜不治一样。宋代有“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的俗语，是说一个人应存善心，教育子孙在这片心“地”上好好耕作，这里隐含此意。
“提笔先需问性情，风裁休划宋元明。”(《答曾南村论诗》)首重性情，全空依傍，此诗正好体现了袁枚创作的基本观点。中间两联是全诗的核心部分。诗以散衙后焚香赏梅的恬静生活开头，以碌碌无为，空怀抱负和内心歉疚收尾。但创作的主要意图是在突出二、三两联，把为民兴利除弊作为自己的惟一心志，这是古代勤政爱民的地方官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
两年前尹制府“奏擢”袁枚为“高邮牧”，因 “停年”违“格”“不果”。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创作上的不懈努力。作者《答曾南村论诗》所说“伶予官退诗偏进”的话，是这种矛盾心情的艺术表达。“一代都存雅颂声”，我们可以用他的诗句来评价此诗：不仅仅把它看做乾隆初年袁枚为令江宁的政绩和抒情独白，还是堪与“雅颂”媲美的一代佳篇。
采取冷热适度结合的独特方法，是此诗在艺术上的一大特点。首尾两联写室内环境与内心惭愧，好像环绕着冷的氛围，显示出与“热中”利禄的俗吏的原则区别。二、三两联表现为民兴利除弊心愿，都用了反对的形式，则涂抹上热的色彩。县令官品虽卑而职责非轻，故应志效召、杜，誓不与民争利。这是作者羞伍“热中”于搜刮民脂的贪官恶吏的严正立场的艺术表白。正因此诗采取了骨冷神热的矛盾统一写法，便使亦冷亦热的不同生活感情层面，在艺术上取得和谐一致。这一特点值得加以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