滔滔东流水，中有西上鱼。素鬐扬洪涛，腾决势有余。云雾生晦冥，川岳助吹嘘。白龙未变服，胡然愁豫且。亮无图南志，终返北溟居。
鶢鶋本大鸟，海处扬波涛。何意天风来，吹之入鲁郊。锵锵钟鼓鸣，昂首思扶摇。青云铩其羽，烈风焚其巢。先时方笑言，后至斯号啕。
骐骥服盐车，猕猴骑土牛。于心徒欲速，为计苦不周。白洋既覆粟，太行亦倾輈。择术昧先几，焉能获所求。
【赏析】
顺治十六年(1659)五月郑成功、张煌言率七十万水师挺进长江，是南明抗清战事一大关键之役，东南反清复明之士所存一线希冀亦全存于此。其初，郑、张水师进军凌厉顺速，一举攻占镇江、仪征，并围南京而沿江深入芜湖一带，下江皖二省四府三州二十四县，震撼南北。当时确曾振奋人心，江东人士加额为之欢庆的。但由于郑成功骄兵失策，坐失时机，形势急剧变化，结果不得不败退出海。这一来，清廷对东南的政局倒转为牢牢把握，抗清反清人士元气挫伤，紧接着清政府以“通海案”兴大狱，在江、浙、皖三省大肆捕戮有关人物，江东抗清斗争终于偃息。朱彝尊运用比兴手法，借取旧典中神话故事写成的《杂诗三首》即是深为郑、张水师败退而痛惜遗憾、哀伤懊恨之作，因而也就不能不对郑成功辈的失误有所讥讽。
三首诗都以拟喻先极写其威荣势张、足有余力，却转而失势而落，但在揭示其之所以败北时各有侧重。
第一首最为极写水师西挺时的盛况壮威。“素鬐扬洪涛”句形象地表现郑成功率师服丧，祭孝陵，誓下金陵的威仪，这是一度震慑清廷，大慰人心之举。所以“云雾生晦冥，川岳助吹嘘”，天地也为之助威，江南上一片杀机，敌方为之变色。这大有天随人意、天助人愿之势呵，此举当是顺乎天意的。然而何以“腾决势有余”的形势、战机，倏忽转化了、败退了呢?“亮无图南志”，“亮”即“惊”，“实在”的意思。诗人说，实在是因缺乏一个全面整体的恢复计划，于是一失良机，就全盘皆输。“白龙未变服，胡然愁豫且”二句，用《说苑》典，“白友变服”是龙化为鱼，“豫且”是渔夫。“未变服”是未化为鱼，即未化鱼，何必愁被渔夫所伤呢?这是批评郑成功因为无整体考虑，对敌我双方的力量缺乏充分估衡，所以该虑不虑，该断不断，犹豫失策，导致败退。
第二首则着重表现郑军深入长江，围困南京，正当“锵锵钟鼓鸣，昂首思扶摇”，踌躇满志之际，竟中了清江南总督郎廷佐的缓兵之计，结局是“铩羽”、“焚巢”而败去。为什么“思扶摇”之兵竟遭杀羽之祸呢?骄兵，骄兵必败! “先时方言笑，后至斯号啕”这一“先”一“后”，充分写出了毫无居安思危，胜时忘乎所以的心态。起先是太顺利了，“何意天风来，吹之入鲁郊”，“鲁郊”借代江南。郑、张水师在此之前已曾多次进入长江，均知难而退，也准备不足。这次却起手很顺利，“何意”二字抉示了一种意外感。这一意外的顺当，恰恰伏下了粗疏大意、思虑不密的祸根。按当时有识之士的普遍看法，围南京是大失策，也正好中了缓兵之计，杀了勇猛的势头。锐气一失，必致败北。围南京是急于事功，只想亲祭孝陵，以此号召天下，殊不知从全国战略形势看，这正犯了大忌。居下游是难以窥中原，也不可能与西南抗清武装联合沟通。这种失策显然是“亮无图南志”所导致的，骄兵之所以骄，也基于没有宏观眼光，太短视了。所以，第二首实又补足了前者内涵。
第三首则集中议论。先用两个物未尽其用的失误之憾事为典故，印证郑成功的用兵不当。千里马(骐骥)拉盐车在太行山道，当然无法展其驰骋之才;猕猴骑土牛，还能轻装敏捷迅进?这样，心欲速而反不达，空耗人力财力。结果是船倾倒于太行，粟覆倒人大洋，败于不该败之地，毁于不该毁之时。看来是矛盾不通的，舟怎会覆倒在山路上?粟怎又翻入大海里?然而这种意想不到的事实，正是“为计苦不周”必然现象。“择术昧先几，焉能获所求”，“先几”即“先机”，不明真正的战机在哪里，无从把握战机也就定然难有所获!这是结论。
诗，不是论策之文，所以，议论不可能详致展开。以诗为论，其特点是抉往要旨，微言中的，并运用形象来表现因果，即事理的演变过程。这就能起到以少胜多的所谓“寸刀杀人”效应，或者说叫做“我饮仙露，何必千钟”。
在比兴手法的运用，特别是意象的选择上，最能见诗人匠心。所谓匠心，也即为“意”服务而调动意象的奇巧之思。试看第一首，先以“西上鱼”喻郑氏水师，又以“白龙”喻郑氏，前者为泛指，后者为专称。而专称的选定，正为“胡然愁豫且”这一反诘，指出其弊病要害处。典故，是意集之一种，作用原在于达“意”。这样的选择，在短短数句中既有变化，又富寓意蕴，把要表述的意思尽情说清。又如第二首“鶢鶋”这种海鸟原居于海上，如今却中计被久困在陆岸，那么遭杀羽、焚巢之灾是必然的。这也就把水师恋于攻城陆战的犯大忌写了出来，言简而意赅，要言不烦。这全是意象择用的巧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