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微信
> 诗歌 > 古诗文赏析 >

王宠《南都》原文赏析

<<回目录

锦缆牙樯万里游,天吴海若翼王舟。囊城七圣空迷辙,弱水三山未稳流。边塞风云连朔漠,重臣节钺自公侯。两京角立分形势,居重还须控九州。

【赏析】

此诗写于明武宗正德后期。沈德潜有评: “羽檄时闻,江彬辈节钺自擅,而帝游幸无度,失居重驭轻之势,草莽臣惄然忧之,此诗史也。”这幅历史画卷,展现了明武宗这个著名的浪荡皇帝,在位十六年的政治动乱面貌,揭示了封建统治者骄奢淫逸的腐朽本质及其严重后果,从而使这短诗,具有积极的认识意义和史料价值。

明武宗自幼“好逸乐”(《明通鉴》),十五岁做皇帝后,此癖更甚。野心家都利用这点而得以受宠窃权、怙恶倡乱。尤其是江彬,他费巨资修建多种游乐场,引导武宗“日夜幸宿于此”,乐不思返,更怠于从政,对“建言者以为多言,干事者以为生事,累章执奏者谓之渎扰,忧在于民生国计则若罔闻知,事涉于近幸贵戚则牢不可破”(《明史》),又引诱武宗四处巡游,次数之多,规模之大,路程之远,为历史罕见。正德十五年那次巡游,长达十五个月,武宗归途中“渔于积水池,舟覆,溺焉” (《明通鉴》)成了落汤鸡 (从此一病不起,三个月后一命呜呼)。江彬受宠后,受赐国姓,受封伯爵,外挟边兵,内拥兵权,提督锦衣卫,不但纵横恣肆, 而且趁武宗南巡之机“欲缚武宗”(《明通鉴》)。安化王朱寘鐇和宁王朱宸濠也先后发动反叛。

统治者的奢侈、挥霍,造成了国贫民穷,巨额用度“欲征之于民而脂膏已竭,欲取之于官而帑藏已空”(《明通鉴》),从而导致了西南、华南、华东的各族人民起义和北方鞑靼屡屡乘机南侵,使武宗政权内外交困。作为“草莽之臣”的王宠,基于其爱国的心志,“惄然忧之”,写下了 《南都》一诗。

首联从武宗最大的特点 “好逸乐” 入手,直接以一个巡游场面概括其全部的腐朽和荒唐:装饰豪华繁缛、色彩艳丽夺目的大船,载着武宗万里巡游,浩大的排场和声势,有如水神海神也簇拥着帝王这长长的船队。

颔联以两个比喻,指出武宗巡游无度的严重后果。前句又为一典故,典出《庄子·徐无鬼》,此寓言说,轩辕皇帝等七位圣人到具茨山去见“圣人”大隗,车“至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途”。后因用此作帝王巡游的典故。元稹《望云雅马歌》有“七圣心迷运方厄,五丁力尽路尤窄”,借此典故写唐代朱泚之乱中,德宗李适仓皇逃难。后句之“弱水”喻不大的动乱和反叛,“三山”喻强大的镇压力量。全联说,如果皇帝一意巡游,怠于从政,结果将有如“三座大山也无法稳住弱小的水流”一样,小小的动乱也难以遏止。

方孝孺在《指喻》中说“天下之事,常发于至微而终为大患,始以为不足治而终至于不可为”。王宠深知其验,诗句中充满了焦虑。

颈联写上下内外的形势,进一步指出武宗好逸乐而怠于从政的严重后果。“边塞风云”指前述各族人民起义,“朔漠”借指北方鞑靼军队屡屡南侵。“重臣”指江彬之流,“节钺”为古代将帅权力凭证,此借代权力,“自公侯”在此指极端的擅权恣肆。全联说,中国大地被战争烟云所笼罩,位重之臣不受皇帝所驭而擅权。

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使武宗政权岌岌可危。深知“帝王腐化必怠政,怠政必为奸邪造成擅权之机,擅权必乱政,乱政必天下乱,天下乱必王朝灭”的连锁反应和“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复流,灭祸不自其基,必复乱”(《国语·晋语》)之理的诗人,对武宗这万弊之源的“好逸乐”的怨愤程度,是可想而知了。

尾联进一步写严峻的政治形势,指出中兴的途径。“两京”指北京和南京(南都)。此句为一典故,用以借古讽今: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三十年后其长孙朱允炆继位。但从明初就开始镇守北京的燕王朱棣,有实力与南京朱允炆政权抗衡,不受其驭控,形成了南北两京角立的形势,四年后,朱棣终于用武力登上皇帝宝座。而诗人写此诗时的形势,已如沈德潜评语所说:由于武宗“游幸无度”而“失居重驭轻之势”。因此诗人借这史实警告武宗,不要游幸无度、怠于从政,而要清醒地看到“三山”也不能遏止的“弱水”,将可能发展为与自己“角立”的反叛力量;眼前这“重臣节钺自公侯”的政治形势,极可能导致“两京角立”的局面。如何才能杜绝这种后果呢?诗人指出“居重还须控九州”:要占据重位牢牢拥有皇权,就必须控制全国。而这,就必须立即中兴,消除各种弊端,首先要摒绝的,正是武宗“好逸乐”这一万弊之源。

诗人在沉重哀怨的情思中,向一个如此荒唐腐朽的皇帝进献出一腔忠诚,抱以衷心希望,渴求他带来国泰民安的盛世。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愚忠”,也是幻想,它本身就是悲剧。事实上,诗人终究没有看到武宗的中兴,而是看到他死于游乐,接踵而来的是明世宗更为腐朽黑暗的时代。诗人只能在久病中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郁郁而逝,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沈德潜评其诗风格“其七言律,亦颇沉郁”;而《毛诗序》有“乱世之音怨以恕,其政乖(政乱)”,皆可从《南都》中窥得一斑。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