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嘲·袁枚
小眠斋里苦吟身，才过中年老亦新。
偶恋云山忘故土，竟同猿马结芳邻。
有官不仕偏寻乐，无子为名又买春。
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
【赏析】
上面这首诗在袁枚集中不算最上品，它的可贵，在一个“真”字。诗人能坦露自己真实的心迹，不掩饰，不矫情。让世人看到一个“真我”，这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不多见的。
诗开头写诗人“小眠斋里”时，对自已一生的审视和反思。此时，作为一个诗人的苦吟之身，在人生道路上已经开始进入垂暮之年了。对此，他没有为失去年华而悔恨，而是幽默地说；自己“才过中年”，即使可称之为“老”，也是“新老”呀！诙谐，乐观，不愧古之达人也！
回顾这一生是怎样度过的呢？——“偶恋云山忘故土，竟同猿鸟结芳邻。”袁枚对生他育他的“故土”是很有感情的。他在《随园诗话》中有一段记载：“余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余诗册。余一时率意用之。尚书大加诃责。余初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官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一座冁然。”苏小，六朝时南齐著名歌妓，家住钱塘，常坐油壁车。六朝乐府中就有《苏小小歌》，唐代李贺、温庭筠、张祜都有歌咏她的诗。袁才子也是钱塘人，颇以故乡的人文胜迹自豪，对那位六朝时代的苏小也投以深情的一瞥。然而连他自己也没料到，如今为了“恋云山”，竟然去同山猿林鸟做邻居，忘却了钱塘故土，连自己当年在上官面前极力袒护的可爱的“乡亲”苏小小都丢到脑后了。
原来诗人在人生道路上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袁枚本来也是走“读书做官”的传统道路，二十四岁中进士，被派到江南地区做知县。可是，七八年官衙生涯，使他深深感到“官苦原同受戒僧”，而自己是个“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好名人字画、又好书”的人，做官那一套与自己的个性太不相合了。于是，他用三百两银子，买下南京小仓山北巅一座私人花园，加以修葺：“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名曰：“随园”。峻工后，便告辞官场，退居园中，过他“同猿鸟结芳邻”的生活了。
“有官不仕偏寻乐”，就是指自己退居随园这件事。意味深长的是：他修葺随园，处处突出一个“随”字，即顺应自然景物本身的特性，实际上这也是表示他的人生态度，同样重在一个“随”字，即顺应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千万不要违反自己的本性去生活。为铭记这一点，他干脆自号“随园”了。当然，果真要“随性所适”地去生活，需要极大的决心和勇气。袁枚就曾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园居三年，积蓄用光了，开始闹经济恐慌。在亲友妻室的怂恿下，他怀着“入山愁我贫，出山愁我身”的矛盾心情，又到陕西去做官。但不满一年，与陕西总督不合，又告长假回归随园，这才永远离开了仕途。此后，袁枚居随园而常出游，往返于南京与扬州、苏州、杭州之间，更有几次远游桂林等地，到八十老翁时，仍徜徉于大自然的美景之中。诗人赵翼称他：“其人其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
赵翼说得不错，袁枚除了流连山水外，还时传金屋藏娇的艳闻，他在这首《自嘲》诗中，也坦白暴露自己的思想：“无子为名又买春。”有趣的是，这位公开宣称“六经尽糟粕”的风流才子，对孔老夫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却奉若神灵，打起“传宗接代”的堂堂正正之旗，“千金尽买群花笑”，聘娶了一个又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本来这类事在封建社会司空见惯，包括那些名儒、大儒、纯儒，有三妻四妾并不稀奇，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偏偏这位袁才子不仅这样做了，还要张扬出去，并且把自己的真实动机公之于世，说什么“无子为名又买春”，坦白承认传宗接代是假，“寡人好色”是真。
袁才子在这方面还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说：“人欲当处，即是天理”。他还说像周文王这样的大圣人也有男女之欲，《诗经》第一篇不就说他“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么？言下之意，何况我袁某人呢！实际上还是那一套生活准则：一切顺应自己的感情和欲望。他有一位爱妾聪娘，袁枚赴陕西任职时，心中怎么也丢不下她，连写了六首《寄聪娘》，其二云：“一枝花对足风流，何事人间万户侯。生把黄金买离别，是侬薄幸是侬愁。”这也是“做官”与“寻乐”的矛盾，他感到“人间万户侯”不如“一枝花对足风流”。这大概也是他坚决离开仕途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官不做了，每天在随园里看看风景，谈谈爱情，写写诗，他自我解嘲地说：“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他曾自负有匡时济世之才，现在感到好笑了。乾隆时代，盛行汉学考据，宣扬程朱理学，使人感到很压抑，袁枚《遣兴》诗写道：“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一帆直渡东沂水，文学班中访子游。”他认为自己天生的个性既不适宜做官，也不喜空谈道学，更不愿埋头饾饤考据，自己只适宜作个诗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这位诗人是“被天强派”的了！
作为一个诗人，袁枚在清代乾嘉诗坛驰骋五十个春秋，写下近五千首诗，成为一代骚坛主。特别他倡导性灵说诗歌理论，使他成了“文坛革命家”(朱自清语)。自晋代陆机“诗缘情”之说出，历代主张诗歌抒写性情者不乏其人，但“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不能出轨的。而袁枚性灵说，则极力强调写诗者的“真性情”，作诗必须有诗人之“真我”，而这个“我”又必须是不失赤子之心的“真”人。否则，诗便无性灵可言。袁枚为什么对“性情”只求其“真”？显然，他不能让“性情”受到儒家礼义的约束，当“性情”与“礼义”发生矛盾时，他一任“性情”自然流露。像《自嘲》诗中“无子为名又买春”这样的句子和《寄聪娘》中那种“爱情至上”的意味，都表现出一种不拘礼法的独立不羁的精神。袁枚的诗歌主张和他的人生哲学一样，都是强调个人的感情和欲望，具有把诗歌创作与个性自由的要求联系起来的进步意义，是当时诗坛一股清新的空气。
正因为袁枚直抒胸襟的性灵诗“惟我所适”的自由个性，无所忌讳地表现“真我”，以致在当时就引起许多非议。有人劝他删去集中“缘情之作”，袁枚可怎样想呢？他在《答家惠孝廉》中说：“瑕瑜不相掩者，玉也；粹然一色者，碔砆也。仆耻为碔砆，方欲暴平生得失于天下，然后天下明明然可指可按，而后以存其真。”他一生深恶伪君子、假道学，决意自己做一个真实的人，让世人看清自己的真面目，这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