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农公以硕德伟材，屈于诬枉，左官三岁，复为大僚。天监昭明，人心感悦。宗元窜伏湘浦，拜贺末由，谨献诗五十韵以毕微志
柳宗元
知命儒为贵，时中圣所藏。
处心齐宠辱，遇物任行藏。
关识新安地，封传临晋乡。
挺生推豹蔚，遐步仰龙骧。
幹有千寻竦，精闻百炼钢。
茂功期舜禹，高韵状羲黄。
足逸诗书囿，锋摇翰墨场。
雅歌张仲德，颂祝鲁侯昌。
宪府初腾价，神州转耀铓。
右言盈简策，左辖备条纲。
响切晨趋佩，烟浓近侍香。
同仪六礼洽，论将七兵扬。
合乐来仪凤，尊祠重饩羊。
卿材优柱石，公器擅岩廊。
峻节临衡峤，和风满豫章。
人归父母育，郡得股肱良。
细故谁留念，烦言肯过防。
璧非真盗客，金有误持郎。
龟虎休前寄，貂蝉冠旧行。
训刑方命吕，理剧复推张。
直用明销恶，还将道胜刚。
敬逾齐国社，恩比召南棠。
希怨犹逢怒，多容竞忤彊。
火炎侵琬琰，鹰击谬鸾凰。
刻木终难对，焚芝未改芳。
远迁逾桂岭，中徙滞余杭。
顾土虽怀赵，知天讵畏匡。
论嫌 《齐物》 诞，骚爱 《远游》伤。
丽泽周群品，重明照万方。
斗间收紫气，台上挂清光。
福为深仁集，妖从盛德禳。
秦民啼畎亩，周士舞康庄。
采绶还垂艾，华簪更截肪。
高居迁鼎邑，遥傅好书王。
碧树环金谷，丹霞映上阳。
留欢唱容与，要醉对清凉。
故友仍同里，常僚每合堂。
渊龙过许劭，冰鲤吊王祥。
玉漏天门静，铜驼御路荒。
涧瀍秋潋滟，嵩少暮微茫。
遵渚徒云乐，冲天自不遑。
降神终入辅，种德会明扬。
独弃伧人国，难窥夫子墙。
通家殊孔李，旧好即潘杨。
世议排张挚，时情弃仲翔。
不言缧绁枉，徒恨纆牵长。
贾赋愁单阏，邹书怯大梁。
炯心那自是，昭世懒佯狂。
鸣玉机全息，怀沙事不忘。
恋恩何敢死，垂泪对清湘。
【解析】
本诗作于唐元和七年(812年)，时柳宗元谪永州司马已是第七年。诗所呈献的对象杨凭，是柳宗元的岳父。宗元在贞元十二年(796年)与杨氏女结婚，贞元十五(799年)年，妻去世后，他始终未正式续娶。宗元与杨家交往频多，集中有寄杨凭的《与杨京兆凭书》，给凭子诲之的《与杨诲之书》等。早在元和四年 (809年)，御史中丞李夷简弹劾杨凭于江西观察使任上贪污僭侈，贬临贺尉，至宗元作本诗的元和七年，遂王李宥被立为太子，杨凭入朝为太傅。宗元贬窜远州，心境郁愤。诗中历叙杨凭的事迹，借其不偕流俗，受诬遭贬的经历，寄寓了自己的情怀，篇末更是直陈自己的遭际，或许对杨凭乃至朝廷是有所希冀的。全诗运用了大量典故、成语，涉及《尚书》、《诗经》、《礼记》、《周礼》、《易》、《论语》、《左传》、《史记》、《汉书》、《国策》、《庄子》、《抱朴子》、《楚辞》等群书，遍及经史子集，尤以经史为多，来叙述和抒写当前事实与情怀，非常贴切，比诸直白地诉说显得委婉含蓄、典重而意义丰富，令读者有琳琅满目之感。明何焯谓之“字字熔冶经史”，并非过誉。这是一首长篇排律，共100句，50联，上下联字义、平仄都相对偶，50韵共押一韵，把这么许多的典故成语熔冶其中，精当而铿锵，可说是化工之笔，表现出作者的深厚功力。
本诗前大半主要历叙杨凭仕履，写他受诬蒙垢的经历。如果直陈杨凭的职官履历，枯燥乏味、不成诗句，化用典实则能变化文字，斐然成章。如杨凭曾为兵部郎中，诗中以“论将七兵扬”来说明杨凭曾为兵部郎中事，便有一种形象感。据《周礼》讲，司徒掌五兵，曹魏设了五兵尚书，晋太康年间更分为七兵，北魏于是有七兵尚书之设。典故的运用，要在故事与今事之间造成契合，借古事传达出诗作者的倾向。如“高居迁鼎邑，遥傅好书王”两句，写杨凭自杭州召回，为太子傅居洛阳事。昔时周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阳。以“迁鼎邑”指洛阳，显得地区之重要。下句 “遥傅好书王”则更融合汉代贾谊为梁怀王太傅与河间献王好书两事，一则美言太子，一则以杨凭比贾谊，同时又表达了杨赁是如贾谊一样为人谗害的观点，显得涵义十分丰厚了。而且与诗末以贾谊赋愁和垂泪自喻相互照应，反映当时正直知识分子有其共同命运。再如写杨凭被李夷简弹劾，贬临贺尉，用“刻木终难对”典，这是汉时俗语(《汉书·路温舒传》)，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曾用过：“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意指身陷囚籍、蒙垢受辱在所不免。司马迁忍受宫刑奇耻，抒其郁愤，完成《史记》。其中感受，柳宗元必自有深切体会。至于杨凭被李夷简弹劾，当日时论就以为“绳之太过”(《旧唐书·杨凭传》)，不久即由临贺尉迁杭州长史，前后三年回朝为太傅。比较柳宗元，罪谤交织、无人援手，(《新唐书·柳宗元传》： “众畏其才高，惩刈复进，故无用力者。”)至写本诗已流窜湘南之地七年，可知杨、柳的遭遇不幸有轻重浅深之别。“刻木终难对”是用司马迁之辞形容杨凭，更是形容自己。用典能揭明表现对象，能古今相契合，传达诗人的意趣，是一境界，能自如地驱遣典事，铸成新辞，表出己意，则又更上一层。本诗“顾土虽怀赵，知天讵畏匡，论嫌《齐物》诞，骚爱《远游》伤”，连用四典，表白了杨凭其实却是宗元自己的情怀：虽身处流逐之中，仍然不屈不挠;纵然像战国时赵将廉颇至楚后仍然“思周赵人”，怀恋故国山河;但正如孔子在被匡人包围时仍然乐天知命，自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充满自信无所畏惧;不取《庄子·齐物论》齐一万物的虚诞之论，而是认同屈原骚赋《远游》的高举远飏，而不混淆于流俗的态度。环境与心情中的矛盾与冲突被微妙真切地表达出来，如果不是熔冶典故，也许是难以直言也言之难尽的。全诗自 “独弃伧人国”以下8韵16句，是柳宗元自述，连用故事，环环相关，写出自己的遭遇、心境，为末篇直陈情怀作了很好的铺垫。宗元先以后汉孔融与李膺攀通家之好和西晋潘岳娶妻杨氏的故事，喻自己与杨凭的关系，由上文杨凭转至诗人自己;继以张挚不能取容当世和吴虞翻犯颜谏诤比自己的耿介忠直;又化用《论语·公冶长》“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的话，自辩遭遇冤枉，罪不在己;再以贾谊作赋自悼宣示自己郁愤的心情，反用邹阳狱中上书故事表示一己之情志无由上达。在贾谊、邹阳这一正一反的用典中，透露了诗人的困境，暗寓希冀杨凭给予援手之意。
诗用典故，历来意见分歧，钟嵘《诗品·序》：“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平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这是讲抒情之作不宜用典。但明人胡应麟说：用事“古体小言姑置可也，大篇长律非此何以成章?”(费经虞《雅伦·用事》引)清赵翼更云： “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赏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瓯北诗话》)。像李商隐《锦瑟》诗用典不可谓少，情意传达更显丰厚蕴藉。至如柳宗元本诗，实兼叙事、议论与抒情之煌煌巨篇，触目累累，皆是典故，大有明屠隆所谓“用故实组织成诗”(《文论》)之嫌。但持平而论：“文章不使事最难，使事务亦最难，不使事难于立意，使事多难于遣词。” (陈善《扪虱新语》) 如本诗“使事多”，其中关键在于“用之如何耳，善使故事者，勿为故事所使。”(王世懋《艺圃撷余》)本诗驱使典故，夹叙夹议，但故事都置于诗歌展开的适当位置，未曾为典故所役而乱了章法，这在上文对篇末几个典故的连缀运用的分析中可见，联绾浑然，并非拘滞牵合。诗中两句屈赋：“骚爱《远游》伤”、“《怀沙》事不忘”;两及贾谊：“遥傅好书王”，“贾赋愁单阏”，虽似重叠，但从另一方面看，屈、贾之受谗枉及其郁愤正合宗元之情境，一再征用正体现了“不得不用而后用之”(《石林诗话》)的原则，令人愈觉辗转反侧，心潮迭涌。因之，用典恰切实起比兴的作用，而且如用大量典故而能妥帖，是高难度的艺术。正如袁枚《随园诗话》所谓“用事如用兵，愈多愈难”啊! 当然，这仅是作诗的一种艺术手法，有其特殊魅力，却不宜滥用。有些古代诗篇，堆砌故事，拚凑陈词，无病呻吟，如明谢楱所指出的：“堆垛古人，谓之点鬼薄”(《四溟诗话》)，那是旧体诗中的积弊，应该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