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强秦统一六国之前，为综合百家、统一思想而纂成的一部政治、历史、文化学术论着，也包含一着丰富的教育思想。
《汉书·艺文志》著录"杂家言二十家四百三篇"，并特别标出："《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史记》称："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之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并详细说明了《吕氏春秋》撰辑的起因、过程和主旨："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为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日《吕氏春秋》、布咸陽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补一字者，予千金。"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当时，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势力日衰，秦国已具备了统一六国的明显优势。由诸侯争雄，进而实现天下归一，已是大势所趋。春秋末年以来出现的儒、墨、道、法、陰陽、纵横、兵、农等诸子百家各执一端，自持一术，竞售于世，相互争斗，已经不符合趋向统一的时代要求。兼合百家，"齐万不同"（《吕氏春秋·不二》，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创立新的学术思想体系的条件已初步形成。这正是《吕氏春秋》成书的社会历史背景。
但是，《吕氏春秋》并没有完成新创独立思想体系的任务，而只是将各家思想进行了一番拼凑和一揉一合。所以，该书的突出特点就表现为"杂"。清代学者汪中代毕沅为《吕氏春秋》所写的序文，作了详细而公允的评议："周官失其职而诸子之学以兴，各择其术以明其学，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则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犹水火之相反也。最后《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有之。……然则是书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
然而，《吕氏春秋》兼取镑家学说时，并非全无选择，在调和折衷之中，也有所偏重。高诱在《吕氏春秋》注的序中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从总体来看，《吕氏春秋》在宇宙观和人生哲学方面以道家思想为主体一揉一合各家学说，在社会政治观和教育思想方面则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合各派主张。《吕氏春秋》全书160篇，其中集中谈教育问题的有四篇，即：《劝学》、《尊师》、《诬徒》、《善学》；与教育问题密切相关谈论音乐及音乐教育者有七篇，即：《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基本上都是儒家的作品。汪中十分肯定地说："《劝学》、《尊师》、《诬徒》、《善学》四篇，皆教学之方、与《学记》表里；《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皆论乐，……凡此诸篇，则六艺之遗文也。"其它各篇中凡与教育思想有关的篇章，也多出自儒家学者之手。如：《至忠》、《忠廉》、《孝行》、《下贤》、《高义》、《上德》等篇。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就全书而言，对墨家多所责难，但在论述教育的数篇中又多次肯定墨子，书中孔墨对举的赞辞见于《当染》、《尊师》、《不侵》、《谕大》、《慎大》、《顺说》、《贵因》、《高义》、《博志》、《有度》、《务大》，竟达11处之多。《吕氏春秋》明显倾向于偏一爱一道家，但道家主张"绝圣弃智"、"拒师非学"显然与儒家思想相牴牾，因而被舍弃了。
《吕氏春秋》纂辑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统治经验，探讨统治策略。其论及教育也着眼于此。
（一）重视教育的作用，强调'疾学"、"善学"
自孔子以来的儒家学派都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学记》将儒家的这一传统思想集中概括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吕氏春秋》正是吸取和发挥了儒家的这种一精一神，充分肯定了教育的巨大作用。
《吕氏春秋》明确提出人人都应当"疾学"，就是说对学习要有强烈的紧迫感，从而全力以赴地勤奋学习。它认为，人不学则不知理义，"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子人臣之所甚愿也。然而人君人亲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愿，此生于不知理义。不知理义，生于不学"（《劝学》）。这正是儒家"人不学，不知道"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吕氏春秋》进一步指出，圣人也是疾学而成的；无论何人，只要肯于疾学，都可以成为显士名人，"圣人生于疾学，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劝学》）。它列举出：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典，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厘，"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尊师》）。这正和荀子说的"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皆可以为禹"的思想完全一致。
可贵的是，《吕氏春秋》提出：人一体的各种感觉器一官不经过学习训练就不能充分发挥其固有的机能，"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学，其知不若狂。"（《尊师》）。以人的生理器一官的功能经过学习训练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来论证教育的作用和学习的必要一性一，这是很新颖的。
《吕氏春秋》对教育的作用和学习的必要一性一，作了一个简单明确的结论："教也者，义之大者也；学也者，知之盛者也。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教；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学。"（《尊师》）。这就是说，对社会来说，教育的作用是巨大的；对个人来说，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吕氏春秋》在强调一教育作用和学习必要一性一的同时，特别提出要"善学"。"善学"的关键是"用众"，就是要善于取众之长，补己之短。所以，《吕氏春秋》中的《善学》篇又名《用介》。它说："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善学》)。要做到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必须端正对人的态度，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而不能只看别人的短处和缺点。缺点再多的人，也总有某些长处，值得自己学习，"无丑不能，无恶不知。丑不能恶不知，病矣；不丑不能，不恶不知，尚矣。虽桀纣犹有可畏可取者，而况于贤者乎!"（《善学》）。一个人如能博采众长，必将大有长进，超过任何有专长的人，"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善学》）。它用人所共知的事实来论证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任何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得之众也"，"夫以众者，君、人之大宝也。"（《善学》）。
取众之长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从品德修养上说，要向品德高尚的人学习；一是从学业提高上说，要博采众长。《吕氏春秋》本身编纂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企图吸收各家的长处，构造一个新体系。尽避它没有完成创立新体系的任务，但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取镑家之长，避其所短的思想。
（二）提倡尊敬教师，教师要"尽智竭道以教"
重视教育必须从尊敬教师开始。不尊师而空谈重视教育是毫无意义的。《吕氏春秋》明确指出："疾学在于尊师。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尊师》）。它根据史实和传说列举出古代的"十圣人六贤者"，说他们没有不尊师的，"神农师悉诸，黄帝师大挠，帝颛顼师伯夷父，帝喾师伯招，帝尧师子州父，帝舜师许由，禹师大成贽，汤师小臣，文王武王师吕望、周公旦，齐桓公师管夷吾，晋文公师咎犯、随会，秦穆公师百里奚、公孙枝，楚庄王师叔孙敖、沈申巫，吴王阖闾师伍子胥、文之仪，越王勾践师范蠡、大夫种"，即使身为天子，"入大学，祭先圣，则齿赏为师者弗臣"，也是以此来表示敬学和尊师的诚意（《尊师》）。这和《学记》中'师严而道尊"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教师之所以具有崇高的地位，受到社会的尊敬，是因为他尽职尽责，从事于"胜理行义"的重要工作，"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理胜义立则位尊矣。"假如教师不称职或玩忽职守，不能为人师表，要想取得社会的尊重，也是不可能的，"遗理释义。……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难乎？"所以说，"师必胜理行义然后尊。"当然，首先还是强调要尊师，只有尊敬教师，教师才能"尽智竭道以教"（《尊师》）。
《吕氏春秋》认为，教育的成败取决于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教师善教，学生善学；教师热一爱一学生，学生尊敬教师，做到"师徒同体"、"师徒同心"。在师生关系问题上，教师居于主导地位。善教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善学的学生；教师热一爱一学生，才能赢得学生的尊敬，也才能获得理想的教育效果，"达师之教也，使弟子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此六者得于学，则邪辟之道塞矣，理义之术胜矣。此六者不得于学，则君不能令于臣，父不能令于子，师不能令于徒"（《诬徒》）。
《吕氏春秋》深刻指出了不善教的教师的种种表现。主要有四点：第一，"志气不和，取舍数变，固无恒心，若晏陰喜怒无处，言谈日易，以恣自行"，就是随一心一所一欲，毫无原则，喜怒无常，一意孤行；第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过自用，不可证移"，就是自己有失败或过失，不肯自我批评，刚愎自用，坚持错误；第三，"见权亲势。及有富厚者，不论其材，不察其行，欧而教之，阿而谄之，若恐弗及"，阿谀谄媚权势者，不管其德才如何，千方百计地讨好奉承；第四，"弟子居处修洁，身壮出伦，闻识疏达，就学敏疾，本业几终者，则从而抑之，难而悬之，妬而恶之"，对才学出众，品貌兼优的学生加以压制、嫉妬。结果学生深受其害，学业由此败毁、道术由此荒废（《诬徒》）。这样的教师当然不可能获得社会和学生的尊敬。善教的教师"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则得教之情也。所加于人，必可行于己。若此则师徒同体"，结果学业由此而章明，道术由此而大行，教师也必然受到社会和学生的一爱一戴、尊敬和支持（《诬徒》）。在这里，《吕氏春秋》揭示了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即：师生同体。才能密切师生关系，"人之情，一爱一同于己者，誉同于己者，助同于己者"，相反，师徒相与异心。就会互相结怨生厌，因为"人之情，恶异于己者"，"不能亲其所怨，不能誉其所恶"（《诬徒》）。总之，对教师来说，要求视徒如已；对学生来说，则要敬业尊师，这样才能做到师徒同体同心，亲密无间，这是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的核心问题。
《吕氏春秋》对如何尊师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首先，要端正学习态度，"凡学必务进业，心则无营，疾讽诵，谨司闻。观驩愉，问书意，顺耳目，不逆志，求所谓时，辩说以论道，不苟辩"（《尊师》）。学生能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虚心求教，就是对教师最大的尊敬。其次，对教师要讲礼貌，"必恭敬，和颜色，审辞令，疾趋翔，必严肃"（《尊师》）。最后，对教师的生活，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要细心照顾、周到地服侍，"视舆马，慎驾御；适衣服，务轻暖；临饮食，必蠲絮，善调和，务甘肥"（《尊师》）。同时还要从事各种劳务，给教师以必要的帮助。这些要求在细节上不一定完全妥当，但其基本一精一神还是可资借鉴的。
《吕氏春秋》认为，尊师的基本要求还是在学业和品德方面能够遵循师教。"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命之日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贤主弗内（纳）之于朝，君子不与交友"（《尊师》）。这些思想显然是吸取荀子的主张而加以发挥的。
（三）注重音乐教育，提倡"和乐"，反对"侈乐"
《吕氏春秋》一书中有八篇专门论述了音乐，这是在先秦文献中保存古代音乐资料最丰富最完整的一部著作。《吕氏春秋》中的乐论综合折衷着道家和儒家的思想。其论音乐的起源采用道家思想为主；其论音乐的社会作用和教育意义却以儒家思想为主。作为音乐教育的主张主要是采自儒家的乐教理论。所以，清代学者汪中说，论乐诸篇，"乃六艺之遗文也"，这是很有道理的。
《吕氏春秋》首先提出了音乐的起源问题，"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陰陽。萌芽始震，凝滞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大乐》）。这完全是道家"太一生万物"思想的反映，但也吸收了儒家乐生于和、生于平、生于适的思想，并将二者一揉一合在一起了。
《吕氏春秋》在论及音乐的社会作用和教育意义时，几乎完全采纳了儒家的主张。它认为音乐与政治、社会风尚有着密切的关系，"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教民平好恶、行理义矣。"（《适音》）。音乐起着安政事、平风俗、美人伦的作用，所以古之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十分重视充分发挥音乐的教育作用，音乐和音乐教育是"必不可废"的，在这里，《吕氏春秋》婉转而果断地批评了墨家"非乐"的错误主张，"世之学者，有非乐者矣，安由出哉"（《大乐》）！《吕氏春秋》在《古乐》篇详细编制了一部古代音乐的发展史，尽避它所叙述的各个时代音乐产生、发展的原因、效果等是不科学的，但它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音乐发展史资料，是很值得珍视的。它指出："乐之所由来者尚矣，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古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
《吕氏春秋》认为，音乐对形成|人的品德，培养人的志趣，陶冶人的一性一情都有重要作用。"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慝。"(《音初》)。音乐发自人的内心，又体现着一个人的作风、志向和德一操一，因此，音乐对人起着巨大的教育作用。《吕氏春秋》的这些思想显然是源于儒家，和荀子的《乐论》及《礼记》中的《乐记》的主张十分吻合。很可能它保存着早巳遗失的《乐经》的重要内容和材料。
《吕氏春秋》充分肯定了音乐的社会作用和教育意义，认为乐不可废，也不可非。但乐"有节有侈，有正有一婬一"，又不可不加以区分。对于"节乐"(也就是"和乐"、"适音")和"正声"应大力提倡，充分发挥其教育作用：对于"侈乐"、"一婬一声"则应坚决废止，防止其消极影响。这一主张是十分可贵的。
（四）主张知士、一爱一士，提倡举贤、用贤
《吕氏春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道家思想，构造了一套治国治民的方略，其要点是：提出"治天下也必先公"，反对"家天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主张"审民意"、"顺民心"（《顺民》），"忧民之利，除民之害"（《一爱一类》）；赞赏以修身为本的"修齐治平"思想；向往禅让制，"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圆道》）。反对世卿世禄制；实行"虚君主制"，大力选贤任能，"君也者处虚"故能使众智也"，"能使众为也"（《分职》），"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君守》）。在这些政治主张中，贯穿着贤才治国的思想，直接提出"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的主张（《士节》）。所以，《吕氏春秋》对举贤、用贤问题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论述，提出了许多耐心寻味、发人深省的一精一辟见解。
《吕氏春秋》首先提出了得贤才的极端重要一性一，它说："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也，七十一圣，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求人》），"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先识》）。国家大事，千头万绪，进贤举能，应摆在重要位置，"求之其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其本在得贤"（《本味》），"功无大乎进贤"（《赞能》）。
要想求得贤才，必须善于知人识才。《吕氏春秋》提出："今有千里马于此。非得良工，犹若弗取。良工之与马也相得，则然后成。……夫士亦有千里，高节死义，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贤者也"（《知士》）。为了取得贤才，必须有善于识才之人，所以，"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贤人"(《赞能》)。
《吕氏春秋》提出了一套知人识才的办法，主张对人材要进行全面考察，统称为"八观六验"、"六戚四隐"。"通则观其礼，贵则观其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受，贱则观其所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就是要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全面观察考验其品德、志向、学识、才能。这就是"八观六验"。所谓"六戚四隐"就是考察其在家里，邻居、亲友之中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种种表现。总之。"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论人》)。只有对人进行了全面、严格地考察，才能知人识才，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知人善任。
《吕氏春秋》特别指出，必须尊重、一爱一护和关心人才，才能使"士尽力竭智"，充分发挥其才智。首先，必须尊重人才，"非无智士也，非无贤者也，其主无由接故也"（《知接》），"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骥不自千里也"（《本味》）。有些贤能之士往往清高孤傲，若对其冷淡、厌弃，必然失之；若给以应有的尊重，也会使其归从效力，"有道之士，固骄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骄有道之士，日以相骄，奚时相得？……贤主则不然，士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下贤》）。所以，要得贤才必须给以应有的尊重。
《吕氏春秋》还提出对人才不要求全责备，要善于发挥各人之长，使有一技一能者都得到施展其才智的机会，"以全举人者固难，物之情也。物岂可全哉!"且人固难全，权而用其长者，当举也。"更不要只看人的小一毛一病，吹一毛一求疵，而无视其大优长，"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举难》）。这不是说小一毛一病也加以肯定，而是反对因小失大，压制人才。
《吕氏春秋》的人才思想是它的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它的整个教育思想有密切关系，在关于"疾学"、"善学"、"尊师"等教育思想中都贯穿着它的人才思想，而它的人才思想中也都体现了"疾学"、"善学"、"尊师"等教育思想。因此，《吕氏春秋》的人才思想是它的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
《吕氏春秋》中的教育思想还包括其它方面的内容，如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它提倡"尚德"、"高义"、"至忠"、"孝廉"、"贵公"、"贵直"、"贵信"、"去私"、"务大"、"博志"等等，提出了道德教育的内容、标准和具体要求，也是很丰富的。此外，《吕氏春秋》中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古代农业生产知识的资料，如关于农具、作物、土壤、气象、水利、病虫害等知识和技术，值得引起重视。在推崇道家的宇宙观的若干篇章中，也透露了一些古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内容；在阐述道家"养生之道"的篇章中，也接触到某些人一体生理卫生知识和体育健身的内容，这对了解古代的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的状况及其传授途径和方式，也是很有意义的，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