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父胡传，原名祥蛟，字守珊，又字铁花，号钝夫，生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卒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享年55岁。胡传究竟是病死？抑或在抗日保台中“殉难”？尽避十年“文革”中，胡传之墓为“造反派”挖掘，“开棺验一尸一”，但这位铁花公的死因至今仍然是一疑案。
胡传的父亲胡奎熙继祖上在上海开设几处小店业，其中有酒馆、栈房等。除上海外，在汉口也开辟生意，在家乡又置了田产。胡传幼年喜读书，嗜诗文。1861年，太平军人徽境，胡传曾参加民一团一与太平军作战，后来投奔在吉林的吴大澄，充当幕僚。由于胡传肯吃苦耐劳，又有文化知识，颇得吴大澄的赏识，随吴大澄先后到广东、江苏。1891年7月，被委任淞沪厘米总巡。次年，台湾巡抚邵友濂调他渡海赴台，初任台南盐务总局提调，1893年6月调任台东直隶州知州。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一府被迫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胡传时兼任东汶山军务。在台湾人民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反割台斗争高一潮中，胡传为一爱一国将领刘永福请出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胡传染上脚气病，在战乱中拖着病体内渡厦门，旋不治而死。
然而，胡传病死说却引起族人的怀疑，于是出现了胡传之次子绍之与族人赌胡传之头的趣闻，使胡传之死因蒙上一层神秘的外衣。
原来，台湾战事危急之时，胡传将眷属先行遣返大一陆，回归安徽绩溪县上庄村，身边只有绍之一人追随左右，所以胡传死后，由绍之扶柩运到故里。时乡人知道胡传在台抗日，便认为其不是死于日军的槍炮之下，而是因违抗军令为清政一府所杀。按照当地族规，凡是凶死的人牌位不能进入宗祠，名字也不得写在族谱上。胡氏宗族中有的长老也相信胡传是凶死的，因为其时台湾已被清政一府割让给日本，而台湾军民却“违旨”地成立了“台湾民一主国”，胡传又同这个“民一主国”的刘永福有联系，所以，他们也不相信胡传死得这么突然，以为是被清政一府派人杀害的。但是，绍之却坚持其父是病死的，双方争执不下，长老亦左右为难。
就在这个时候，绍之挺身而出，与族人赌头，他说：“开棺检验，如胡传无头，请即杀我的头；如胡传有头，即杀与我赌头的人的头”。族人闻之，不禁愕然，他们真相不明，岂敢与绍之赌头？于是，胡传的葬礼在上庄举行了，牌位进入了宗祠，名字也上了族谱。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后来，有亲属曾背地里询问绍之。绍之似有难言之隐，不作回答。后胡适母亲去世，绍之可能向家中之人透过口风。胡适之妻江冬秀就曾对一位族人说，她公公是在军中被砍头的。江冬秀之说当有根据。胡适在其口述自传中亦说：“他（指其父）为台湾民一主国的殉难者之一。”于是，乡人议论纷纷，有人说，铁花公是无头下葬的，棺木中所殓的是一颗木头；也有人说，不是木头而是铜头。木头、铜头，越传越广，越传越离谱，有人竟说棺中的铁花公之头是颗金头。此说一出，人皆哗然，但胡传后人尚在，铁花公才得以在地下安息。
“文革”浩劫期间，胡适为反动文人，自然成为批倒批臭人物，其父铁花公亦不能幸免。适值其时其地抄家挖坟之风四起，铁花公坟中藏有金头，“造反派”视为至宝，下令掘坟取宝，于是这位沉睡地下70余年的铁花公被抛一尸一露骨，而“造反派”却一无所获，大失所望。据当时目睹者说，“造反派”打开铁花公棺材时，既无木头、铜头，更没有什么金头。可见，铁花公确实是病死的；但也有人说，棺中根本连头颅骨也没找到，铁花公是凶死无误。但此说难以说服人，因为铁花公已死70余年，一尸一骨可能腐烂，掘墓者又是农民，头颅骨是什么，放在棺中哪一位置，他们可能全然不知。
近年来，绩溪县有关部门搜集到胡适不少珍贵资料，其中一份是胡传死后的“讣告”，上面明白无误地记载铁花公胡传是病死于厦门的。“讣告”当然是真的，问题是“讣告”自然出自胡传家人之手，绍之坚持其父是因病而亡的，所以，“讣告”理所当然按绍之的口径公布。
铁花公胡传既然是病死的，但为什么江冬秀说他是在军中被砍头的，而胡适为什么说他是抗日保台的“殉难者”？胡适研究专家石原皋在《闲话胡适》书中亦说“铁花公是一爱一国英雄，是为了抗日而战死沙场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