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45年，秦伯穆公和晋侯惠公各自统率大军，进行了一场鏖战，大战结果，晋军惨败，连晋侯也为秦军俘获西归。最后，晋国只得奉献“河西”八城给秦，换回惠公。自此，秦国东部边境一直延伸到黄河，秦晋开始交恶。这是春秋前期的一次重要战役。时秦国位于西面，晋国位于东南，奏军自西向东攻晋，晋军逆向迎敌，激战在韩原展开，韩原在西周初年分封的古韩国境内，它具体一位于何处呢？古往今来，众多的文人墨客或长途跋涉，考察寻觅韩原古战场的旧址遗迹，或考究诸史、引经据典，纷纷表述见解，形成数说，各说长期共存，难分高下，成为历史上一谜。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中断定：韩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今陕西省韩城县境内），它位于黄河西岸，古称“河西”的地域内。司马迁以动笔写《史记》前，曾广泛游历名山大川，探访古址陈迹，韩城汉时称夏一陽一，正是司马迁的故乡，他势必详细作过考察，论断当有依据。因此，此说流行开来。
到了西晋，大学者社预在注《左传》时，对“僖公十五年”条中记载韩原之战的“涉河，侯车败”之语，注解为秦军渡过黄河，进入“河东”，击败晋军战车。因而认定韩原当在“河东”，而不在“河西”，否定司马迁之说，从而引起了争论。后代许多学者，如宋朝朴尧叟、明末清初顾亭林等大体上都同意此结论。清代江永经考证后也认为，“韩城地在河西，本秦、汉夏一陽一县地，十五年秦、晋战‘韩原’，非此地也，（韩原）当在河东，故《传》云：”涉河，侯车败‘“，韩原”盖在山西河津、万泉之间“，即今山西省河津、万荣两县之间，今人林剑鸣于1968年考察了此地，认为”其形势确与书中记载相似“，江永之说”是符合实际的“。（《秦国发展史》）
近年，沈长云在《西周二韩国地望考》中提出了一种见解，认为西周同时并存两个韩国，其一在今河北省碧安县附近，后为燕国所灭，与韩原之战无关；其二在“河东”，而不在“河西”，具体一位置可能在今山西省芮城县，这就是韩原古战场所在。
今人中持司马迁之说者也不乏其人。如世居“河西”之地的王重九在《古韩原地理位置考辨》一文中指出，“河西”古韩国（今陕西省韩城县，即韩原），正是周初分封的姬姓古国，于公元前757年为晋国并灭，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统一晋国时，封功臣韩万于此，说明韩原之战前，晋国疆城早已跨越黄河，包括了“河西”部分地区，而秦、晋两国在“河西”是以洛河为界的。王重九自1943年至今，数度游历韩城，穿越此韩原古道。经考察韩原南北长达22里，宽约四五里，东西有高原对峙，东原之东濒临黄河，有涺水流经韩原、东入黄河，韩原即由涺水及其支流长期冲积而成，其地一马平川，正是当年进行车战的适当场所。他综合诸史记载，认为韩原之战的过程是这样的：秦军自西向东杀来，强渡洛河，攻入晋国“河西”境内，接连三次打败晋军，挥师北上，直一插韩原，一逼一临黄河西岸。《左传。僖公十五年》中“三败及韩”即指此事。晋侯惊叹：“寇深矣！”虽三次败北又不甘于坐
以待毙，于是再督率主力“逆秦师”，迎战于韩原。大战开始，“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史记。秦本纪》），轻敌自大，结果受挫溃败，“小驷”力竭，回旋之余不胜驰突，只得涉涺水而逃，不料马陷深泥，“晋戎马还泞而止”，战车无法行动，以致最后为秦军所败。这就是“涉河，侯车败”的情景，“涉河”的河系指涺水、即涺河，而非黄河。因此，韩原古战场在“河西”，而不在“河东”，在今陕西省韩城县南，而不在今山西省河津、万荣两县之间。然而，涺水古称涺水，王文断定“涉河”就是渡涺水，证据不足，难免令人又生疑窦。因此，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
（杨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