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10个石鼓，是我国传世的珍贵文物，有“刻石之祖”之称。刻在石鼓上的文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
唐朝初年，石鼓在天兴（今陕西宝鸡市）三畴原出土，共10个，其形制四围圆而见方，中间微侈，顶圆底稍尖削，上狭下大，直径1尺余，高2尺。在鼓周分刻着10首为一组的四言诗，内容是记述国君游猎的情况。因此，前人也称其为“猎碣”。猎碣之名，始见于唐代窦《述书赋》窦蒙注。又因石形似鼓，前人称刻在鼓石上的文字为“石鼓文”。石鼓文之名，始见于唐代张怀瓘《书断》。
石鼓出土后，即散弃于野。五代战乱后散失，宋初又复聚。宋司马池移到凤翔府学，亡其一鼓，后经宋向传师访求，才又配齐。宋徽宗时移置开封，用金粉涂其文，以示贵重。金人破宋而北掠至燕京。抗战时期，在马衡的主持下南迁，抗战胜利后始运回。石鼓因经历年久，又经若干次的搬移，数百次的捶拓，今一鼓字已磨灭，其余九鼓之文亦多残缺。
10个石鼓的字数，有人估计原约为600余字，有人估计为700余字唐韦应物《石鼓歌》说：“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黑白分。”证明唐代已有拓本行世，但今已不传。现存世最早的北宋拓本不满500字。今石鼓仅存200余字。石鼓传世的拓本很多，但真赝间杂，以明代安桂坡十鼓斋所藏的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为最佳。
石鼓从唐初起，无论其文字、诗歌、书法都受到历代学者的推崇和珍视。唐代张怀瓘的《书断》说：“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韩愈的《石鼓歌》说：”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苏轼的《石鼓歌》说：”上迫轩颉相唯诺，下揖冰斯同鷇勃。“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揖》说：”如金钿落地，芝草一团一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历代学者对石鼓的称颂，当不为过誉之辞。自唐迄今研究石鼓的论著浩繁，不下数百十种，石鼓可谓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煊赫的刻石。
石鼓制作年代的考证，对我国考古、历史、文学、文字、书法等方面的研究，关系颇为重要，自唐宋以来，考证学者众多，但聚讼不决。举要而言：有周宣王说——唐张怀瓘（《书断》）、韩愈（《韩文公集》）、窦（《述书赋》）；周成王说——宋董逌（《广川书跋》）、程大昌（《雍录》）；东周时秦人说——宋郑樵（《石鼓音序》）、巩丰（《丹铅录》引）；汉代说——清武亿（《授堂文集》）；西魏说——金马定国（《石鼓辨》）；北魏说——清俞正燮（《癸已类稿》）。
以上各家所定年代，上至公元前11世纪，下至公元6世纪，上下差1700年。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呢？其原因有二：一为石鼓颂辞中，既无署名，又无官职、年号可考，而且所存相同的实物仅此而已，缺乏旁证，考证极为困难；二为考证学者都只从一个角度来推测，大多拘于文字字句之间以求之，没有全面的仔细分析。值得一提的是郑樵，他根据石鼓所用“殹”、“蒸”二字屡见于秦斤、秦权，始定为秦鼓。虽然根据不充分，但奠定了石鼓为秦刻石的基石。经过历代学者的大量考证，现我国学术界基本上肯定石鼓为秦刻石，但具体年代仍诸说纷纭。清末震钩（《石鼓文集注》）、罗振玉（《石鼓文考释》）、马叙伦（《跋石鼓文研究》）有秦文公说（前765～前716年）；马衡（《石鼓文为秦刻石考》）有秦穆公说（前659～前621年）；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有秦襄公说（前770年）；唐兰（《石鼓年代考》）有秦献公说（前374年）。我国近现代学者对石鼓年代的考证，由于治学方法科学，因而在其深度和广度方面均超越了前人。现并立的4说中，以秦献公说在学术界影响较大。下面摘录唐兰《石鼓年代考》中的8个结论中的前5个。一则说明唐先生考证的全面有力；再则以见我国现代学者考证方法的一斑：“一、从铭刻的发展说，它应该在战国中叶，和《诅楚文》、秦始皇刻石相近。二、从文学史的发展说，它跟三百篇，尤其是《秦风》不是同时作品。它的新创风格应在战国时期，善于模仿，和《诅楚文》接近。三、从新语汇的应用来说，‘吾’字的出现，‘朕’字的消失，晚于《秦公簋》。‘吾’字作‘遫’略早于《诅楚文》。‘’字的使用，应该在战国，‘殹’字的使用和《诅楚文》等接近。四、从字形的发展说，尤其可以证明它属于战国时期，‘四’字已经不作‘’，在《秦公簋》和《史籀》篇之后，属于籀文到小篆的过渡时期。
五、从书法的发展说，石鼓的写法晚于《秦公簋》而早于始皇刻石，也只能是战国时代。“
石鼓的制作年代，其今后的定论，是否从现存并立的四说中择善而从，或者产生四说之外的可以作定论的新说，将有待我国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考定。（马贤伟）
注：据新华社西安1991年12月9日电：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已被陕西汉中市政一协干部尹博灵译成白话。尹博灵认为，石鼓文刻制年代为公元前747年左右，它是以诗歌形式纪赞了秦初创时期秦文公20余年间重大活动的吏实。是中国当今人们还能见到的最古老的纪事体文学系列史诗。
（施宣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