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记》是我国古代第一本教育专著，它总结和概括了先秦儒家的教育经验和理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一些重要的教育理论问题，如教育的作用、目的、教育制度、教育和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教师等。2000多年前《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教学相长”等名言，至今仍脍炙人口。
《学记》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一书究为何人所著，历来说法不一。因此，《学记》的作者自然也众说纷坛。但在历史上主要是两说。一说认为是孔门弟子所作；另一说则以为是汉儒所记。持前说者如唐代的孔颖达，他在《礼记正义序》中说“《礼记》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礼残阙，无复能明。……至孔子殁后，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北宋程颢虽认为《礼记》杂出于汉儒，但仍说其中如《乐记》、《学记》、《大学》等，出于孔门弟子“无可议者”。（转引自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九）
持后说者如清代陆奎勋，认为《学记》继《王制》而作，为汉儒所记。理由呢？他说《学记》记述“家塾、一党一庠、术序、国学，与《周礼》闾胥、一党一正、州长、乡大夫之职略同，而云‘古之教者’，明其为汉记也”。（转引自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卷六十七）后来的俞正燮也说《王制》、《学记》是“汉人所造”。（《癸巳存稿》卷二）
上述历史上关于《学记》作者的两种主要分歧，影响了后来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学记》为孔门弟子所作，然而孔门弟子甚多，依《韩非子。显学》篇说，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学记》究竟为哪一派的作品呢？
冯友兰认为《学记》为荀学。他在1930年撰文《“大学”为荀学说》，指出荀子为战国末年儒家大师，后来儒者，多出其门。“《大戴记》中直抄《荀子。劝学》篇，《小戴记》中之《学记》，亦自荀子之观点以言学。”
他还说《学记》中“强立而不反”，就是《荀子。不苟》篇中“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的意思，是“主张一性一恶之说”。以此为依据，论证《学记》为荀学。（《原载《燕京学报》第7期。后收入《古史辨》第4册。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郭沫若不赞同这种意见。他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一文中指出，“强立而不反”即《洪范》所谓“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中庸》所谓“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也即《盂子》所谓“强恕而行”或“中道而立，能者从之”。行是前进，也就是“不反”。所以“强立而不反”一语不一定要一性一恶说才能适用。冯友兰依此而“把《学记》认为荀学，依然是大有距离的”。（《沫若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学记》不属荀学，郭沫若认为应是孟学。他说《学记》对于教育与学习是主张自发的，言“道（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和孟子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在一精一神上是完全合拍的。他还说《学记》言“大学之道”，与《大学》互为表里。《大学》是孟学，而且是乐正氏之儒的典籍。因此，他认为《学记》“是乐正氏所作”。（同上书）郭沫若这个见解，在学术界较有影响，不少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或者作了介绍，或者直接引用。高时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学记评注》中，还进一步作了具体阐发。他说《学记》的作者是思孟学派的乐正克，这是因为，第一，乐正克是孟轲的得意门生，受孟轲思想熏陶较深。第二，乐正氏亦师承曾参。
第三，乐正本是学官，学官后裔论教育，有其家学渊源。
和上述学者认为《学记》是孔门弟子作品的见解不同，杜通明或许受清代陆奎勋等的影响，认为《学记》作者是汉儒董仲舒。他在《学记考释》中指出，《学记》中的文字，与董仲舒《春秋繁露》及《对贤良策》中的文体、语句颇多类似之处。如《学记》中常引用古书而加以结论说，“此之谓也”，“其此之谓乎”，而《春秋繁露》中亦多采用同样的语句。他还认为董仲舒的思想和主张，亦往往与《学记》中所载有相互发明之处。如《学记》主张“化民成俗”，董仲舒对策中也有“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化民”；《学记》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董仲舒则说“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学记》中特别强调“继志”、“务本”，董仲舒也主张“重志”、“重本”。（转引自顾树森《学记今译》）
由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于我国古代第一本教育专著《学记》的作者究竟是谁，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和研究。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至今仍没有获得一个为学术界所满意的定论。因而，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学记》“作者的确切姓名和创作年代，尚待进一步考证”。（《中国古今教育家》，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金林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