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古作“甘藷”，最早记载于我国东汉杨孚《异物志》及稍晚的晋代秘含《南方草木状》，其后在《齐民要术》、《群芳谱》、《本草纲目》等古籍中均有所记载。清代陈世元《金薯传习录》载，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福建商人陈振龙在菲律宾群岛的吕宋岛，购得薯“藤数尺，并得刈植、藏种法归，私治畦于纱帽池舍傍隙地。依法栽植，滋息善衍，其传遂广”。长期以来，农史界均认为中国甘薯原产美洲，传人福建，以此为最明确最具体的记载。古籍中的“甘薯”是“薯蓣之类”，还是今日之旋花科的甘薯，农史界乃至学术界意见不一，聚讼未决。据说，植物地理学家德堪多，为此还同一个在帝俄驻华使馆工作的医师打过一场笔墨官司。近代的一位泉州人吴增，在他近200首以七绝形式写成的《番薯杂咏》中，也曾对番薯的原产地进行过考证。他认为。番薯原产我国，是由我国的薯蓣传到海外变种，再传回国内的，“头衔仍署大中华”。吴增的这种大胆怀疑一精一神和反对盲目崇洋的一爱一国思想难能可贵，但其考证不乏自相矛盾之处，未可为据。
50年代未至60年代初，农史界曾对甘薯的起源问题有过一场论争。1958年第1期《植物学报》发表吴德邻的《诠释我国最早的植物志一一＜南方草木状＞》。吴氏认为，旧大一陆不可能有甘薯，《南方草木状》中的甘藷显然是薯蓣属，并将本种定为薯蓣科植物，这是把古籍中甘藷定为薯蓣的代表一性一文献，并为不少论著引以为据。石声汉也把《齐民要术》所载之甘薯解释为薯蓣，他在《齐民要术今释》（农业出版社1958年版）中指出：“旋花科的甘薯（Pomoea）原产美洲……在南北朝时，中国不会有人知道有番薯。”胡锡文在博引古籍的基础上，对此作了比较研究，他认为，《异物志》、《南方草木状》所记载的“甘薯”，实为“山药”；《闽书》、《甘薯传习录》所记载的是番薯；二者的来源和植物一性一状也大有差异，乃系相隔最少在1300年以上的不同物种。后人把甘薯混同番薯是“张冠李戴”的错误，（《甘薯来源和我们劳动祖先的栽培技术入载《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2册，农业出版社1958年版）
但王家琦的《略谈甘薯和＜甘薯录＞》（《文物》1961年第3期）对古籍所载甘薯提出了与传统观点相左的意见，他引用了海南岛和云南等地在三国、西晋时就有的甘薯史料，论断它和山药及芋都不是同类，古时“甘薯”
即今日的甘薯。王氏的观点一经提出，夏鼐、吴德锋在1961年第8期《文物》上撰文表示异议。夏鼐认为，《南方草木状》中的甘薯只能解释薯蓣中的“甜薯”，而不能理解为番薯中的一个品种，因为“整个旧大一陆在发现美洲以前还没有番薯这一种植物，所以可以肯定我国古代没有番薯”。（《略谈番薯和薯蓣》）吴德锋则论断，“稽含所说的甘薯是薯蓣之类或曰芋之类，根叶如亦芋。他所说的甘薯很可能都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甘薯而是薯蓣”。（《关于甘薯和＜金薯传习录＞》）其后，经现代农学家丁颖等人考订，我国古籍中的甘薯应为薯蓣科的甜薯（DioscoreaEsculenta），《辞海》（修订本）
在“甘薯”、“番薯”条中也以此为据。
随着生物史研究的深入和学科渗透，及至80年代，甘薯的起源问题重又引起学术界注意。1980年，戚经文的《甘薯名实考》（《农史研究》第1期）对历代古籍所载之甘薯又重作详细考订，他认为《异物志》等书所载皆属薯蓣科的甘薯，非传自外国旋花科的番薯的别名。杨宝霖的《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最早之地川（《农业考古》1982年第二期）发表了与此相同的看法，近年来，历史地理学家在研究清代人口时发现，明清时代的人口激增是甘薯普及、传播的社会条件，井推动完成甘薯广布的技术准备。周源和撰写的《甘薯的历史地理一一甘薯的土生、传人、传播与人口》（《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对50年代以来展开的甘薯起源问题讨论作了一番考察。
他在详细考证了占籍史料后论定，《南方草木状》所载的甘薯即今日的甘薯（番薯）而不是薯蓣（山药），指出，历代《本草》、农书和志乘不论在番薯传人之前、之后都有甘薯记载，吴德邻否定甘薯在我国古已有之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井从甘薯野生到驯化过程的自然条件、社会历史因素和在北方落户的技术准备等方面观察，得出了甘薯土生、传人、传播与人口的关系这一命题，否定了农史界的固有观点。
就番薯传人观点而言，对番薯传入我国的时间，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是16世纪或明万历年间，然在具体年限上，也有人认为在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商人陈振龙从吕宋岛运回薯藤之前，甘薯已传入我国，陈文华《从番薯引进中得到的启示》（《光明日报》1979年2月27日）指出：“早在万历二十一年以前，红薯已传入东莞、电白、泉州、漳州等地。”陈树平在《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中则进而指出，万历八年（1580年）广东东莞人陈益从安南已引进番薯，他又根据《云南通志》推断，云南引进番薯，比福建早一二十年，比广东也早七八年，并认为云南番薯由缅甸传入。陈氏的观点颇有影响，以致不少论著皆从此说，如1983年出版的《古代经济专题史话》（中华书局版），即是其例。但对陈氏的观点也有持异议者，如杨宝霖在《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一文中对其结论作了勘正，他指出，陈氏所据的《凤冈陈氏族谱》实为《东莞县志》删节所误，据同治八年（186一9年）刻本《凤冈陈氏族谱》可知，陈益从安南引进番薯是在万历十年（1582年），并否定了陈树平所云，万历四年《云南通志》所载临安等四府种植的红薯为番薯说，强调有准确年代可考的，我国引进番薯，当推陈益为第一人。此外，蒋星煜根据苏东坡的《酬刘柴桑》中的“红薯与紫芋”诗句，认为其所指者，即是番薯，也就是山芋。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原产地在美洲的番薯之传人中国，不是在16世纪，而是在11世纪以前，也就是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的几百年（《苏东坡吃山芋》，《散文》1980年第2期）。此论一出，引起众多学者关注，贾祖璋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说明番薯传人中国是在十六世纪末，指出蒋文将“红薯与紫芋”，曲解为番薯，望文生义，指鹿为马。他认为苏东坡吃的不是“番薯的山芋”，而是“山药的山芋”。（《苏东坡吃的“山芋”》，《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也有人认为苏东坡吃的是芋头，因而也就否定了番薯在苏东坡以前传入我国的观点。
目前，甘薯己成为我国仅次于稻米、麦子、玉米而居于第四位的粮食作物，其产量占全世界甘薯的83％。不少中外学者均指出，甘薯对于中国历史上明清时代的人口激增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因此，考证甘薯在我国出现的历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迄今学术界对此仍在探索研究的原因所在。（王国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