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周书》的时候无意发现的：
宇文泰和苏绰那天夜里的对话，在《周书》里是“直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在《通鉴》里却为“直陈为治之要”。
这个细节足以理会《通鉴》编撰者的心意。儒生写史，刻意涂抹有碍其政教伦理的其它学说的痕迹，并不独此。同样，这个细节，亦可供人一窥历代政治之真正规律。
读中国史，一部《通鉴》够不？显然不够，仅仅入门而已，因为近代政治生态之造成，多受明清两代影响。为何？君权之不可撼动，此乃前所未有之局面。儒家的原旨及其变化如何，不论是援道入儒，或是一抽一空释家，已经不重要，因为它在文化上的正统地位，并不能改变其在政治上永远屈从于躲在权力背后的申韩之流的局面。宋明之际的理学，渐丧儒家原有弘毅之风，极力讲究礼教等级，侈谈一性一命，不再求得与君王共治天下的局面，俨然皇权政治的一个思想工具。
皇权日张，秦汉之后是个主旋律，在东晋出现一个波谷，门阀掌政，顶峰的权力处于虚位的状态，但这和周代的贵族政治相去甚远，门阀认同皇帝的权威，只是愿从皇权分享更多权力罢了。
唐代，以安史之乱为分野，之后的皇帝好用中使，越过外朝自行其事，德宗一朝的历史，《通鉴》多有叙述。历史一直就是个矫枉过正的东西，安史之乱起自外重内轻，尔后的唐代皇帝衔恨于此，多表现出对无上权力的渴望，只怪一味信赖黄门，禁军掌控离手，又受制于家奴。
相权与皇权是个说得很多的话题，秦汉之际的丞相，辟官生杀攻伐之类，行政军事均要亲自过问，而往后走，宰执一职，位渐卑下，不与三公之列，而权亦不重，遭受分割制衡，如三省制。直至明代，朱元璋废相，直接领导六部，侵夺行政权，虽然成祖置内阁，然则仅有票拟之权而身不与其事，最后定夺之权牢牢掌控在皇帝手中，且，官位远低于六部首长。内阁实际仅仅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此类皇帝秘书班子，始自于光武时尚书台，经历一代代的变迁，终于在明代彻底取代了宰执。李斯，萧何若是看到后世张居正为了处理政事，费尽心思才将皇帝行政权借来施用，想必会笑的坟土堆子拱三下。
法家学说，讲究政治安全，权力之旁落即为政治局势变乱之主要原因，故而鼓吹万事皆决于上。法治是其学说一部分，但是历代帝王热衷于其学说的无非帝王术，秦王为了得到韩非子不惜发兵攻韩，宇文泰听苏绰讲申韩之术，沉浸其中，坐一姿不觉改变，这样能激发帝王诱一惑的，只有无上权力。韩非受教于荀卿，荀卿之学问，糅合法治与德治，看似圆满，实际上上硬伤累累，行仁之事，对于君王而言，无疑是麻烦累赘的，或正是因此，韩非专讲侍君，而不言行仁，他本即贵族，宫廷政治之险恶，使其学说自然要亲近君王。
儒生的价值观，多是劝君王要亲贤臣远小人，简单的君子小人的二分，且好以君子自居；其对历史的看法，多流于表面，好用以礼教解决礼教解决不了才发生的问题。谬见起自于孔子，见到春秋礼崩乐坏，国破一身亡之君主不可胜数的乱象，其提出要复周礼的口号。但是孔子行政，与其口号不向表里为一，在鲁国雷厉的作风，所为皆表现出他绝非温一软儒生，倒有几分法家才有的可一爱一。而后来收平东周乱世的是西陲秦国，用的是商君之法，非周礼也。
朱元璋曾对臣下言及历代政治弊病，亦即是破坏政治安全，不外这几个：权臣，藩镇，宦官，女主，游牧民族。《通鉴》所述，其实不外就是这类祸事的一再发生，西汉的外戚害政，东汉黄门外戚窃权，南朝门阀大族，唐朝有外戚，藩镇，宦官，可谓多症并发，其武人乱政延及五代……当然，游牧民族那是从没断过。
很明显，《通鉴》所记之体制内祸事，在宋明清三代，多未出现；而宋明与游牧名族的紧张关系，竟然也通过宗教软化的方式，在清代近乎彻底解决。而演绎到当下，政治安全，已经变成了压倒一切的口号，得到空前的巩固，那到此是谁笑到了最后呢？韩非，抑或是孔子？都不是，是权力。因为它安全了，还管着所有人。
那《通鉴》还有神马用捏？沦为世俗功利的智谋典故？似乎还不及《智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