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后的搏击
1944年12月16日，艾森豪威尔被授予五星上将军衔。这样，他就可以与马歇尔、麦克阿瑟、蒙哥马利等将军平起平坐了。
在经过一个星期的前线巡视后，艾森豪威尔回到兰斯。批阅了所有的报告后，当天晚上他打算轻松一下，并邀请了几位军长来吃晚饭。
他们刚刚坐下，电话铃响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吗？我是布雷德利，我有事要向将军报告。”
“布雷德利将军？”艾森豪威尔有些诧异地接过电话。
“将军，霍奇斯的一个师在雷马根攻占了鲁登道夫铁路桥，铁桥完好无损。”
“布雷，好极了，好极了”！艾森豪威尔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心情，脸上洋溢着欢欣的笑容。
布雷德利将军接着说，“我想把我附近的所有部队都推进到东岸，但是有人反对。”
“当然，把能抓到的一切都渡过河去，这是我们最好的突破”。艾森豪威尔一时间得意忘形，在电话中吼了起来，“让计划人员见鬼去吧。布雷你好好干，我将尽力支持你固守这个桥头堡。即使地形不好，我们也要很好地利用它。”
放下电话，艾森豪威尔高兴地拿出一瓶久藏的香槟酒给将军们喝。在他的心目中，布雷德利的行动已经成为主要突击方向。
第二天上午，艾森豪威尔报告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布雷德利将军的行动将对德军构成非常巨大的威胁。他正火速派遣部队到雷马根”。
1945年3月22日，在接到盟国远征军总部命令的那一天，巴顿将军出其不意地渡过莱茵河。第二天，艾森豪威尔从戛纳飞往韦塞尔，观看第9集团军渡过莱茵河的宏伟场面。与此同时，北面，第2集团军经过准备，强行渡河。同时，霍奇斯和巴顿扩大了他们的桥头堡。
最后的攻势开始了。
4月的头几个星期里，盟国远征军迅速向前推进。显然，盟军在部队质量、机动性、空中力量、物资和士气等方面占显著优势。而德军的最高统帅部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由于缺乏油料，大部分德军部队瘫痪了，本来连贯的防线也已支离破碎。
艾森豪威尔没有过问具体战斗的指挥。只有在调动集团军，或集团军的作战方向有重大调整时，他才出面进行干预。当第12和第6集团军群的先头部队进入德国中部及南部时，布雷德利有步骤地收紧了鲁尔地区的口袋。4月18日，鲁尔地区的抵抗停止，31.7万名德军缴械投降——这是此次战争中最大的一次集体投降。
好消息不断传来。4月11日，辛普森的第9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马格德堡抵达易北河畔，并在易北河上建立了两个桥头堡。
突然间，美军似乎有了攻占柏林的机会。
俄国向德国首都的进攻还没有开始，而辛普森离柏林已不到50英里，他觉得他可以比红军先进入柏林。于是，布雷德利来征求艾森豪威尔的意见。
艾森豪威尔没有同意。他觉得在北面攻占吕卑克、在南面占领阿尔卑斯山是“远比占领柏林重要得多”的任务。而且，他认为，辛普森根本不可能抢在俄国人的前面进入柏林。他说：“作这样的尝试是愚蠢的，我们将陷入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中，而且难以脱身。”
辛普森原地停了下来。最为震惊的反而是巴顿将军，他的浪漫性格、他强烈的表现欲，以及他对军事历史的真知灼见，都使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正在错过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巴顿认为，要攻占柏林，而且行动要迅速。
艾森豪威尔的决心并没有他所说的那样坚定。在他最后拒绝向布拉格进军之前，他在两种意见中不断摇摆着——他怎么能把胜利果实轻易地拱手让给俄国人呢？
形势的变化改变了艾森豪威尔的立场。捷克与丹麦一样，没有划归俄国，而且这两个国家的主权都应当得到恢复，因而，艾森豪威尔改变了他的决策，决定向布拉格进军。这时，盟军已经攻占吕卑克，而阿尔卑斯山的固守阵地对盟军不再构成威胁，巴顿也正加紧向布拉格方面前进。
2. 德军大溃亡
1945年4月30日，万恶不赦的希特勒含恨自杀。德军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大势已去，末日即将来临。
德国领袖们认为，由于希特勒自杀，西方会更乐于把德国看成欧洲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因而他们尚对投降抱一丝最后的幻想。希特勒的接班人——卡尔·邓尼茨海军上将为挽救残存的德国，试图零碎地向西方盟军投降。
对此，杜鲁门总统坚定地回答说，惟一可以接受的是德军无条件向三大国投降。
丘吉尔首相支持杜鲁门的意见，他对艾森豪威尔说：“这个建议好像是最后的绝望挣扎，企图在我们与俄国人之间制造分裂。在当前我们采取的每一行动中，我们力求在这方面加倍小心。”
小心谨慎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德国人口是心非，他们口头上在研究投降的可能性，行动上却继续在为分裂盟国而努力。在东线，德军的士兵非常害怕被红军俘虏，正进行着殊死的挣扎；而在西线，他们的士兵一看到盟国远征军便立即投降。
5月1日，邓尼茨在广播中说：“德军将继续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免作战部队和德国东部的千万个家庭遭到毁灭。”
尽管邓尼茨的建议遭到拒绝，仍抱着一线希望。5月4日，他派弗里德堡海军上将到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商议西线德军残余部队的投降事宜。艾森豪威尔坚持说，一定要在东线和西线同时进行全面投降，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并命令弗里德堡在投降文件上签字。
山穷水尽的邓尼茨手中已没有什么牌可打，面对残局，只能痛苦地决定授予约德尔全权，按照所提出条件签字。
5月7日凌晨两点，一些显赫人物，如史密斯将军、摩根将军、布尔将军、斯帕茨将军、特德将军、法国代表等，聚集在兰斯职业技术学校二楼的文娱室内。
这是一间非常狭小的屋子，呈L型，只有一个小窗户，四周墙壁挂满着大大小小的地图，所有的大红箭头和符号都充分而醒目地表示盟国远征军压倒一切的优势和德军毫无希望的处境。由于空间狭小，军官们不得不互相拥挤着围着一张粗糙的浅黄橡木桌坐下。
约德尔在弗里德堡的陪同下，慢慢地走进房间。他个子高大，身材笔挺，穿着一身洁净的套装，戴着单片眼镜，他表情生硬地低头向大家鞠躬。精心安排的签字仪式花了半个小时。简陋的文娱室内，约德尔正把德意志国家交到盟国手中，并正式承认纳粹德国已经覆灭。
艾森豪威尔默默地看着约德尔，琢磨着约德尔的内心的想法：他看起来有些悲哀——为他自己，还是他们的帝国？艾克转眼向窗外望去。
窗外，阳光明丽，春光妩媚，一片勃勃生机的秀美景象。这是不是预示着新的生活的到来呢？
艾森豪威尔把军官和新闻记者召集起来，拍了新闻短片，进行广播录音，并亲自拟定了电文：“盟军的任务在1945年5月7日当地时间2点41分完成。”在众多记者的簇拥之下，他极力地保持微笑，并时不时地举起手指，作V字型手势表示胜利。
当人潮渐渐散去，四周归于沉寂的时候，艾森豪威尔颓然倒在沙发里。他对随从摆摆手，有气无力地说：“我想应该来一瓶香槟酒。”
有人拿了一瓶香槟酒来。透明清澈的香槟酒喝在嘴里却淡淡无味——大家都感到疲倦极了，都想扑在自己的床上倒头便睡。
这一切，完全不是艾森豪威尔三年来所想象的胜利场面。从1942年6月他离开玛咪之日起，他就以这一时刻的到来不断地支持自己，勉励自己。
“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他经常憧憬着、幻想着，这神圣时刻的情景使他坚持下去，忍受了所有的亲情别离，忍受了所有的内心挣扎，忍受了所有的委屈不平。
“一旦德军投降，一切又会好起来。世界将重返平安，我可以回家去，只带着一根钓鱼竿和一个鱼漂，坐在缓缓流淌的小溪旁，享受生活的安逸，而旁边便坐着玛咪。我将对她讲述战争中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想着这些，艾森豪威尔微笑而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3. 衣锦还乡
德国投降这一令人兴奋的消息闪电般传遍世界，用丘吉尔的话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爆发的最大的欢乐信号”。
对艾森豪威尔来说，生活一下子像充了气的气球一样，变得涨鼓鼓的。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和俄国人磋商、接待来访的重要人物、把美国在欧洲的部队重新布置到太平洋，然而他的大部分精力还是用来应付热火朝天的长时间庆祝活动。
纵情欢乐的庆祝活动从5月15日开始，他接受邀请，与约翰、凯、布雷德利等人到伦敦度过一个晚上。当晚，他们带了兰斯最好的18瓶香槟，访问了以前曾工作过的乡间别墅，在多尔彻斯特旅馆吃了一顿便饭，然后到剧院观看演出。
这是三年来，艾森豪威尔第一次观看演出，第一次在饭馆吃饭，并第一次在公众中露面。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在一夜之间骤然成名，变得格外受人欢迎。当剧院的人们见到他时，纷纷起立、欢呼，并异常热情地叫喊着：“讲话！讲话！”艾森豪威尔从包厢里站起来，向激动的人们挥手致意。他大声说：“我非常高兴回到我差不多能讲她语言的国家。”
6月下旬，艾森豪威尔满载着荣誉与鲜花回到美国。当他在华盛顿下飞机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成为第二天报纸的头条——“啊，天呀，回到老家多好”！在“老家”，他受到了更大规模的欢呼，发表了更多的演说。
演说的请柬像潮水一样涌来，富绅、政客、明星、各种著名团体以及有名大学的负责人、朋友，都要求他去发表演说。最重要的一次演讲是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讲的，马歇尔已给他准备了一份国会宣读讲稿，但艾森豪威尔对马歇尔说：“谢谢您的好意，只是我不喜欢讲稿。我通常即席发表演说。”
这次演讲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由于艾森豪威尔讲的是如此生动、真诚、感情丰富，深深地打动了坐得密密麻麻的观众。沉醉于精彩演讲的观众们对艾森豪威尔报以长时间的鼓掌欢呼，——这是国会历史上鼓掌最长的一次。许多人萌生了这种想法：如果站在讲台上的不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而是“艾森豪威尔总统”，那该多好！
此时此刻，艾森豪威尔已成为战争中最著名、最成功的战斗英雄。希特勒和罗斯福已离开人世，艾森豪威尔仅次于斯大林和丘吉尔，成为世界上三个最有名的人物之一。他成为联合起来打败纳粹的象征，是争取更加美好世界的希望的象征。他已享有巨大的世界荣誉。
在德军投降后的几个月中，只要有重大事情要去完成，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提到：“艾森豪威尔！他一定行！”
爱德华·默罗对杜鲁门总统说，艾森豪威尔是世界上惟一能使联合国起作用的人；
工党政治家西德尼说，艾森豪威尔是惟一能够引导德国未来走向的人；
艾伦·布鲁克说，如果发生另一场战争，他们将把所有的人力与物力交给艾森豪威尔指挥；
民主党及共和党人都认为，艾森豪威尔是惟一能够给他们的党赢得1948年总统选举胜利的人；
杜鲁门对艾森豪威尔说，“将军，无论你要什么，我都会设法满足。这当然包括1948年的总统职位。”
当有人问艾森豪威尔：“你对当总统候选人有什么想法？”
艾森豪威尔立即回答道：“胡扯！为什么不让一名战士安心去执行命令？我对‘候选人’这个词非常反感，我不是，而且将来也不是总统候选人。”
1945年8月，休斯敦萨姆堡的一位老朋友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说：“我准备并很想组织一个‘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俱乐部’。”
艾森豪威尔礼貌地回信说：“您提出的建议使我备感荣幸。但是我必须告诉您，我要尽我所能地强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参加政治活动更使我感到厌恶。我相信，我的朋友中没有人会使我处于，甚至需要我去否认有政治野心的地位。”
艾森豪威尔在承受巨大的胜利与荣誉的同时，玛咪却感到非常孤独——她不得不让她丈夫和公众见面。当她在华盛顿机场等候丈夫走下飞机时，她只能在艾森豪威尔被层层人浪簇拥着去五角大楼前，简短地吻了丈夫一下，然后目视他消失在如流的人群之中。以后一周内，他总是在公众面前露面。
玛咪终于感觉到了深深的失望。她承认，她“只得靠边站”。艾森豪威尔安慰她说：“你只要了解到我多么爱你，多想念你，这样你就能理解我们过去的岁月是多么有意思。要知道，我比任何时候都厌恶华盛顿。”
最使玛咪耿耿于怀的是，凯仍在协助艾森豪威尔工作，报刊仍不断地报道他俩的消息，并刊出他俩双入双出剧院的照片。流言蜚语不绝于耳，甚至把玛咪描绘成为“被抛弃的第三者”。
如何对待凯，成为一个惹人注目的问题。她不是美国公民，因此她不能继续留在陆军妇女队，或继续为艾森豪威尔工作。
凯返回德国后，艾森豪威尔要求在柏林的卢·克莱将军为凯小姐在德国安排一个工作。他对克莱将军说：“我希望你能给她找到一个好工作。我知道你会记得，她不仅曾忠心耿耿地帮助过我，同时她在这场战争中遭受过很大的不幸。还有，她几乎是我从未碰到过的言语谨慎的人。……我非常同情凯，也感到非常凄凉和孤独。”
至于凯，她沉着地口授了一封条理清晰的长信，说明她为什么不能再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工作。然后，她离开了陆军妇女队，前往美国，申请公民证，成为一名美国公民，并迁到纽约。
1947年，凯悄悄订了婚，并确定了结婚日期，但她仍然向艾森豪威尔发出了邀请。艾森豪威尔礼貌而不乏热情地婉言谢绝。
然而不久，凯就解除了婚约。可以预料，她仍深深地惦念着艾森豪威尔。当1948年艾森豪威尔迁到纽约，凯双眼通红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时，艾森豪威尔冷静地让她离去：
“凯，那是不可能的。我没有办法。”
艾森豪威尔确实没有办法。人们可以感觉到他作为一名将军、作为一名身居高位、有着巨大荣誉的官员所饱含的深深的无奈。不管怎样，幸运也好，冷酷也好，甚至残忍也好，他从此以后远离了凯——一位曾深深爱过他的女子。无疑，这成为艾森豪威尔心头永远的一个伤痕。
4. 平静而崭新的生活
公众非常喜欢艾森豪威尔的演说。他发表的演说精彩动人，为他增添了更多的光彩，而请帖便像雪片一样纷纷而来。
为避免曝光过度，他设法把露面的次数减少到最小程度。他对一位著名的国会议员说，“侃侃而谈的将军对我们的国家来说，不是件好事情。我讨厌夸夸其谈的将军——我无法了解为什么给我施加如此之多的压力。他们总要我出席各种集会，在广播中或宴会上说些无用之话”。
不过，对于一些来头很大的演讲，他仍无法拒绝。演说使艾森豪威尔接触到美国的一些最富裕、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邀请他去作演讲的主席，通常都是腰缠万贯的商贾。就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这些商人发现艾森豪威尔的魅力及名声是不可抵抗的，他们都以能够会见他、结识他为荣。
经济界的富翁们几乎在他还没有担任新职务之前，就已盯上了他。例如，IBM公司的托马斯·华生在1946年3月到五角大楼会见艾森豪威尔将军，坚持要请他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去演讲。纽约的其他一些显贵也都打算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接近艾森豪威尔。
在大战以前，艾森豪威尔对美国商界的领袖人物几乎一个也不认识；到1947年时，他已会见过他们当中的数百人，其中大部分有钱有势的人成为他的亲密的私人朋友。20年前，艾森豪威尔的社交生活是些默默无闻的军官及他们的妻子；1948年，他的外交生活中几乎已无一名军人。
举例来说，他们在30年代打桥牌时，对手是其他少校和军官妻子；而在40年代，他的对手则全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总裁，或者美国钢铁公司董事会主席，或者标准石油公司的总裁。
从1946年起，艾森豪威尔与富翁的关系，不断发展到他的朋友中几乎清一色都是亿万富翁。这些密切的关系对艾森豪威尔的影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抨击他的人说，这些关系使艾森豪威尔有了“百万富翁”的财政观及世界观。
当然，艾森豪威尔并不在乎富翁朋友们的金钱。他经常享受的是北部森林的小别墅，或者南方的钓鱼场及狩猎小屋。他钓鲈鱼、打鹌鹑、打高尔夫——他喜欢在最好的高尔夫球场上纵情玩乐。由于艾森豪威尔有着每年约15000美元的收入，加之他又是纽约、佐治亚等地著名俱乐部的成员，因而他能够享受一般专供非常富有的人消遣的娱乐活动。
自1945年12月艾森豪威尔出任陆军参谋长后，他家便搬进被称为“1号军营”的房子。这幢房子麦克阿瑟曾住过，马歇尔也曾住过。这幢欧式风格的老式砖瓦房，宽敞、明亮，宽大的房间足以容纳下玛咪的全部家具以及川流不息的客人。
此外，他们还拥有一个很大的庭院，马歇尔搬出去的时候，曾留下3只大公鸡和24只母鸡。艾森豪威尔很高兴饲养家禽，这可以使他重现农民本色。不过，不久后一场悲剧降临了。艾森豪威尔于1946年给远在中国的马歇尔写了一封长信，一开头就说，“这是失望和灾难的消息，有关我们继承的那群鸡。先死去一只公鸡，接着死掉两只母鸡。我请来兽医，建了一个新的鸡棚，在饲料里加进维生素，并想了许多其他办法，但鸡仍不断地死去。”
马歇尔则表现出军人般的刚毅。“别为那些鸡发愁”，他回信说，
“如果鸡群给你惹麻烦，那处理掉算了”。
自凯悄然隐退后，艾森豪威尔和玛咪相处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融洽、和谐。他们一起到很多地方去旅行，去了美国的每一个州，游遍了名山大川。他们还访问了海外许许多多的国家和地区，仅1946年一年，他们就访问了夏威夷、关岛、菲律宾、日本、中国、朝鲜、巴西、巴拿马、墨西哥、德国、意大利、英国。异国风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感受到了战争胜利对这些国家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此时，艾森豪威尔的身体非常健康。为了医治左臂久治不愈的炎症，他听从医生的嘱咐，经常打高尔夫、钓鱼。经过治疗，他的左臂有所好转，而且心情、气色都有很大改观，战争时脸上的阴郁与苍白已一扫而光，战争期间他的目光、面部及行动中不时流露出来的紧张心情，也已为轻松的神情及举止所代替。
生活安定下来后，玛咪也发福了，体重达到130磅。艾森豪威尔在信中说道，“玛咪的健康状况比任何时候都好。惟一的麻烦是她太胖了，她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下了。这对她来说简直是灾难。当然，她为自己的体重和衣柜担忧不已，而我却为她的健康高兴万分”。
与此同时，约翰打算辞掉他现在的职务，他来向父亲征求意见。
“在这个问题上，你只能自己作出决定。”艾森豪威尔对儿子说道。
“不过，”艾森豪威尔接着说，“我当参谋长一天，我就非常困难去解释你辞职的原因。你的原因是什么？”
约翰回答说，“像其他人一样，占领军的工作使我感到麻烦，而且是浪费光阴……”
艾森豪威尔马上严肃地把他的话顶了回去，“一名军官应当避免有不满或不愉快的表示，因为这一定会给他带来坏名声。要知道，任何人见到牢骚满腹的人都会敬而远之。”
约翰在军队里呆了下来，并且不再发牢骚。接着，他给艾森豪威尔带来一件喜事——他们家添了个媳妇。
1947年6月10日，约翰·艾森豪威尔与巴巴拉·汤普森，在弗吉尼亚州门罗堡的一座教堂里，在庄严的音乐声中缓缓地走上红地毯，并互戴了戒指。
巴巴拉是一名上校的女儿，约翰是在维也纳认识她的。当约翰把他们订婚的消息告诉父母时，艾森豪威尔夫妇喜笑颜开。玛咪对记者说：
“我和艾克第一眼就喜爱上了她，她也喜欢我们——就这么简单。”当艾森豪威尔得知巴巴拉有一双“健康足”时，他更加高兴了。因为约翰是扁平足，他不想约翰把扁平足传给下一代。
接着，艾森豪威尔投入繁忙的准备工作中去。他连篇累牍地写信给约翰商讨一切事宜，给结婚前后作安排，并买了一辆汽车作为结婚礼物。毕竟，约翰是他的独生子，孩子举行婚礼是他当公公的惟一机会。有人说，从他操办儿子婚事所花的时间看，他没有女儿倒是美国军队之大幸——如果他当丈人的话，军队机器就会停止运转6个月。
婚后六个星期，艾森豪威尔对约翰说：“约翰，我想要个孙子。”约翰会心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