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挥别白宫
到了1960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还有一年的任期。那天清晨，他对秘书安·怀特曼谈到今后的打算。他说：“我计划在退休后写点回忆录，我想在葛底斯堡搞一个办公室。不知你是否愿意到那里去？”
怀特曼顿了一下，对艾森豪威尔说：“总统先生，恕我直言，这是您曾说过的最愚蠢的话。我对您的忠诚，十倍于对我的国家的献身。”
后来，怀特曼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当然，我愿意做他要我去做的任何事情。艾森豪威尔说，他曾认为，他心甘情愿地为国家牺牲了8年他的生活，他并不认为我会在他成为平民百姓后还乐意这样做。”
艾森豪威尔已经把他的文件、资料都交给政府，以便最后可以在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内分类处理，以供学者们使用。艾森豪威尔图书馆是用堪萨斯州阿比伦的艾森豪威尔基金会的私人资金建立的。而他的儿子约翰计划在1961年1月20日辞去他的职务，担任文件保管员，并帮助他的父亲撰写回忆录。
在剩下的一年中，艾森豪威尔除了为“和平”而奔波外，他最主要考虑的便是他的退休问题了。当时，几乎所有其他的美国政治家都在考虑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
艾森豪威尔对共和党提名洛克菲勒作为候选人并不赞成。他很早以前就认定，洛克菲勒没有当总统的智慧和品格。他给洛克菲勒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赤字财政以及要求更多的国防经费表示惋惜。
而对于民主党争取提名的斗争，艾森豪威尔只是冷眼旁观。他对肯尼迪经常不断地提到“导弹差距”以及其他夸大其词的谈论，表示愤怒和厌恶；因为这间接地否定了艾森豪威尔为对抗苏联所作的努力。他私下里谈到，肯尼迪、赛明顿和其他一些人“使用赌博及吓唬人民的手段，来逃避谋害的罪责”。
不过，最后的竞选结果表明，当权8年的共和党失败，民主党获胜。肯尼迪当选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最后10个星期，是停顿不前的时期，他不再采取任何新的主动行动。
他已在准备搬出白宫了。1960年圣诞节那天，艾森豪威尔写信给他的一帮人和几个亲密的朋友说：“在我整个一生中，直到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名VIP（重要人物）归国为止，我的同代人都称呼我为‘艾克’。现在我要求，作为我普通人的权利，你们从1961年1月21日起，用我的外号称呼我。我不再想被剥夺我的其他朋友们所享有的特权。”
话虽这样说，没有任何一位卸任的总统只会成为一名普通公民。艾森豪威尔已经收到雪片般的邀请，请他向这个俱乐部或那个慈善机构、向这个团体或那所大学发表演讲，提出的酬金非常诱人——1000美元或者更多。
美国的一些出版商们，已经在纷纷打艾森豪威尔的主意了。他们考虑到艾森豪威尔上几本回忆录所带来的巨大效益，都纷纷通过各种途径与艾森豪威尔联系，商讨出版他的白宫回忆录事宜。
1961年1月间，根据国会的特别法案，艾森豪威尔重新获得他在1952年辞去的五星上将军衔。作为一位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每年能够得到2.5万美元的退休金，加上5万美元办公费，这比他作为五星上将的收入高得多。
1961年1月17日晚上8点半，艾森豪威尔前往电台和电视台发表他的告别演说。他的主题是冷战。他谈到战争与和平，谈到警察国家和自由。他不无遗憾地说：
“我们面临着全球范围的、无神论性质的、目的冷酷无情和手段阴险的敌对意识形态。它造成的危险是无穷的。这意味着很多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许多呼吁：通过花费大笔金钱来寻求一个神奇的解决办法。”艾森豪威尔用响亮的词句讲出他的告别演说中可以说是在他整个担任总统期间被人们引述得最多和记得最牢的那些话。这些话归结了他的最深刻的感觉，也表达出他最巨大的担忧。
演说受到极大的欢迎，这使艾森豪威尔第二天早上在他举行第193次记者招待会时的情绪很好。他认为过渡进行得“很好”，他赞扬“国会的合作”，他祝愿肯尼迪“工作顺利”，他说他最大的失望是未能实现和平。对于这次告别演说，新闻记者们充满感情地评论道，“这是一位战士预言家的话，这是把一生贡献给保卫自由和实现和平的一位将军的话”。
1月19日，艾森豪威尔邀请肯尼迪前往白宫，听取最后一次情况介绍。艾森豪威尔对肯尼迪讲到“带密码箱的人”。密码箱里装的是总统与战略空军司令部和导弹部队联络的通讯设备。艾森豪威尔说，“他是一个在我担任总统期间一直紧跟着我、不引人注目的人。”
为了给肯尼迪举例他如何使用那些服务措施，艾森豪威尔按了一下按钮说，“派一架直升机来。”
6分钟后，一架直升机稳稳地停在椭圆形办公室外的草坪上。
总统就职的日子不可避免地来临了。不可避免地，艾森豪威尔多少有些勉强、有些伤感地离开总统的职位。
1月20日清晨，约翰·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在白宫有一种“怪异”的气氛。前一天晚上下了大雪，迫使许多工作人员在地下室过了一夜。原本绿油油的草坪已被白皑皑的厚雪所覆盖，大家都说，这场雪是为艾森豪威尔而下的。盖茨向艾森豪威尔保证，他会派所有的士兵去铲雪，以确保就职典礼顺利进行。
艾森豪威尔在上午的大部分时间里，靠着空空的保险柜，与安·怀特曼回忆往事。仆人们排成一行，艾森豪威尔和玛咪从他们面前走过，向他们一一道别。许多人的脸上挂着泪水。艾森豪威尔微笑着安慰他们。然后，肯尼迪一家、约翰逊一家和民主党“一小批陪同人员”到来，作简短的拜会，喝一杯咖啡。
中午时分，在大法官厄尔·沃伦的面前，迄今为止担任总统的年龄最大的人，把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宝座让给了当选的最年轻的人。仪式举行过后，全部的注意力、所有的镜头都集中在肯尼迪夫妇身上，艾森豪威尔夫妇则通过边门悄然退下。艾森豪威尔咧着嘴，对玛咪说：“我们自由了。”
2. 退休生活
由于肯尼迪的特殊的、没有先例的安排，艾森豪威尔保留了他的贴身保镖、特工人员理查德·弗洛两个星期。不然的话，他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我们自由了”。
到达农场，艾森豪威尔跃出车门，用他苍老的大手打开厚实的铁门。20多年来，他的衣食住行、一切的一切都需要别人来照料。而如今，他得自己来做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了。
以前，他从不穿着皮鞋擦鞋；他从没有去过洗衣房、理发店、布店，或者任何零售商店。
不过，有一次例外，那是1958年在葛底斯堡，他带着孙子戴维走进一间运动用品商店，给他的孙子选了一套钓鱼竿和绕线轮、高统靴、旱冰鞋等。
他对商店老板说：“把这些东西包起来。”
然后，他头也不回地领着孙子走出商店，包则由一名特工人员拿着。商店老板当然很高兴有总统光顾他的小店，但也不能就此让他拿着价值几百美元的货物走出商店。
梅里曼·史密斯从新闻记者当中急步向前，对神情慌张的店主解释道：“您放心，总统身上从不带钱，没有赊购卡，只要把账单寄往白宫，就会付清。”
店主登时笑逐颜开。
艾森豪威尔还对许多事情一无所知。例如，不知道在公路上的自动车道要付通行税。他不知道如何冲一杯冰冻的桔子汁，或者调好电视的画面。他根本不知道如何作出实际的旅行安排，如何去买票，甚至不知道到什么地方买票。他也已经忘记如何打字。
艾森豪威尔甚至不知道如何使用电话。过去20年，每当他要打电话时，他吩咐秘书给他接通。
1961年1月20日晚间，他拿起话筒，想给儿子打个电话。他对话筒报出电话号码，然而没人答应，仅听到另一端的嗡嗡声。
“接线员！接线员！”他大声叫着，又多次敲击按键，极力像拨保险箱号码一样拨号，然而仍是没有回音。他“砰”的扔下听筒，沮丧极了。
“弗洛！弗洛过来一下！”他涨红着脸喊叫他的特工人员。“来，做给我看看，怎样拨弄这鬼东西！”
弗洛有点狐疑地拿起听筒，小心翼翼地拨了号码。
“啊，你原来是这样弄的！”兴高采烈的艾森豪威尔叫了起来，他被拨号盘转动的滴答声迷住了。他想，我会喜欢去干那些适应这个现代化世界的事情的。他也许特别喜欢去这样做，因为他会像一个普通公民那样去做。经过整整半个世纪为国家服务之后，这个国家终于允许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退休。
“无官一身轻呵。”艾森豪威尔感慨着。
经历了战火的洗礼，经过在华盛顿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当校长，在巴黎任盟军最高统帅，以及担任了8年总统后，艾森豪威尔想象着他的退休生活。
他曾有过各种各样的想法——在得克萨斯购买一个农场，或在威斯康星购置一座避暑山庄，或仅仅游山玩水，溪边垂钓，打打高尔夫球。他坚持认为，在为国效劳50年后，他已身心交瘁，得休息休息，不再参加会议，不再作演讲报告，不再参与讨论政治问题。弗农山上的乔治·华盛顿是他的榜样。
同样，艾森豪威尔在葛底斯堡也有一个农场。他和玛咪都很喜欢那座农场和那个地区。除了冬季外，该农场气候温和宜人，交通也比较方便。农场位于古战场的边缘，这增强了使人成为美国历史延续的一部分的感觉，另外还可以让艾森豪威尔在散步时，对葛底斯堡战役当时“如果”变更作战方法的“结局”，作一些无休止的遐想。
可以说，很难得再找出一个像葛底斯堡这样理想的农场了。那里真的是处处芳草连天，翠绿匝地，其间巨树蓊郁，浓荫蔽日；在那静悄的树林与空旷处，偶尔可以瞥见结队漫游的鹿群、四处窜逸的野兔，以及突然扑簌而起的山鸡；一湾清溪，蜿蜒迂徐，极尽天然曲折之美；远处幽潭一泓，林木倒映其中，随风摇漾；而水下的鳟鱼，往来疾迅，腾跃戏舞于澄澈的碧波之间；周围的一些破败的古战场遗迹，虽然粗鄙简陋，却也给这个幽僻之境平添了某种古拙之美。
由于农场所处的位置，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应付众多的旅游者。每位来凭吊战场的人似乎也都想看一下艾森豪威尔的农场。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都想一睹这位前总统在自己的农场里闲庭信步的风采，并摄影留念。艾森豪威尔为此感到欣慰，因为这证明他并未被人们所遗忘。他到城里去时，人们总是给他拍照，请他签名，使他确信他们投过他的票。
农场占地246英亩，除此之外，艾森豪威尔还租了305英亩土地。他很高兴有机会使这些土地恢复昔日的富饶肥沃。他轮种庄稼和牧草，种植草料，种玉米、燕麦、大麦、大豆和高粱。他还饲养了14头荷尔斯泰因乳牛来喂他的安古斯牛犊。
他居住的宅第从外表上看是移民时代的古老式样，但内部设备却完全是现代化的。玻璃走廊是阅读和作画的最佳场所。室内的陈设精美，都是从多年来各国首脑和美国百万富翁们赠给艾森豪威尔的礼物中精心挑选出来的。
整个总统任期内，艾森豪威尔很少在白天见到玛咪；而在葛底斯堡，艾森豪威尔长时间地陪伴玛咪。他们呆在充满明媚阳光的走廊里俯视绿油油的田野，读书、看电视或作画来弥补过去。艾森豪威尔把大多数的油画都丢掉了，他不久发现莫尼把这些丢掉的油画从废纸篓里捡了回来，所以他开始在他准备丢掉的油画上打上一个大叉。但是莫尼仍是把它们收藏起来。
约翰、巴巴拉和孙儿们住在农场里和他们相隔一英里的一幢独立小房子里。艾森豪威尔对他的独生儿子约翰感到非常骄傲，约翰的成年生活一直背上了一位举世闻名的父亲的儿子的包袱。可以说，约翰从来没有丝毫机会能像大多数美国男孩那样有过自己的梦想，能在人生道路上超过他的父亲。他生性腼腆，沉默寡言，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中受人瞩目。艾森豪威尔爱儿子胜过其他任何人——只有玛咪除外。他很高兴与儿子一起工作，一起把白宫的岁月写成回忆录。
艾森豪威尔的白宫回忆录共两卷，历时4年才完成。书名为《白宫岁月》。第一卷于1963年11月9日出版，副标题是《授权改革》，1965年出版第二卷，标题为《开展和平运动》。与获得一致好评的上本回忆录相比，《授权改革》毁誉参半。有些评论家指出，回忆录有自我辩解的口气，而詹姆士·赖斯顿却在《纽约时报》上为该书写了一篇高声颂扬的评论。双日出版社为第一版印了12.5万册，一开始销路极好，并迅速登上畅销书榜的第二名。然而在该书出版第二个星期，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举国哀悼肯尼迪的悲痛心情压倒了公众对艾森豪威尔的政绩的兴趣，销路下降。不过，这两卷书仍不失为一部力作。
当然，在退休的日子里，艾森豪威尔不可能非常专心致志地种地，或是撰写他的回忆录。他让各种各样的团体、奖学金和类似的教育计划冠以他的名字，特别如果它们是为年轻人出国留学提供资金时。他最喜爱的是艾森豪威尔学院，一所位于纽约塞内卡福尔斯的长老会的小型文学院。尽管他没有直接参加基金的募捐，他却给每一个捐款人去了一封亲笔感谢信，并想方设法让他的有钱朋友们知道，如果他们肯解囊相助的话，他会感到非常高兴。
3. 生命之垂暮
1963年10月14日，艾森豪威尔怀着一种奇特的心情庆祝了他的73岁寿辰。自他离开白宫以来，他先后6次进出沃尔特·里德医院。但是，因为都是些小毛病，只住上几天就出院了。对一位像他那样曾发过严重心脏病、得过中风、动过回肠炎大手术的老人来说，总的健康状况还是不错的。他经常打高尔夫球，到农场各处走走，在花园里悠闲地散步，活动筋骨。
在艾森豪威尔到葛底斯堡定居不久，约翰写道：“我对老人的举止感到吃惊和担忧。他的行动变得迟缓了，说话声音不如以前响亮了，他有时甚至在工作时也会停下来滔滔不绝地作一些在以前看来是无聊的谈话。我为他的健康担忧。”
艾森豪威尔在1955年9月的心脏病发作、并康复后，医生们告诉他说，在医学上不存在他不能参加竞选连任总统的理由。他们预言，他能积极地干上10年。
1965年11月，艾森豪威尔和玛咪在葛底斯堡呆了一星期，有一天晚上他对玛咪说：“10年，已经到了。”
玛咪不明就里，但马上就明白丈夫指的是什么。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在玛咪的小房间里再次突发心脏病，很快，他被送进附近的陆军医院，两个星期后，转入沃尔特·里德医院进行治疗。
虽然健康恢复得比较慢，但对一位75岁高龄而又发过两次严重心脏病的老人来说，情况还是非常好的。没过多久，医生就准许他打高尔夫球，但叮嘱说“只可在小型高尔夫球场上玩。”
然而，他的心脏仍是不可避免地衰弱下去。他自己也很清楚——他是一个一生都正视现实的人。
“生命正在走向结束”，他对玛咪喃喃地说。他开始对此作准备。他处理掉了安古斯牛群，还在其他方面作了安排。他已决定要把自己安葬在阿比伦，他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小教堂——静思堂。这是一座小小的、简朴而庄严的教堂，用当地的沙岩建成，与大草原上这个宁静的小镇气氛很相宜。
那一年的冬天，他有一天在球场上暂时失去了记忆，神志模糊，把朋友们都吓坏了。当几位陆军医生风尘仆仆赶到时，艾森豪威尔已完全康复，并按原定计划办事——向洛杉矶的中学学生讲话、与萨姆·戈尔德温共进晚餐、与土耳其总统共进午餐。
他的思想在转向他的青年时代。他经常地回忆起阿比伦的童年生活，西点军校的学员时代，或者当低级军官时的经历。相反，对于他作为远征军司令或美国总统的回忆，却很少提及。
1968年4月，艾森豪威尔的心脏病第三次大发作。他再次住进里德医院。
在里德医院，艾森豪威尔得到了陆军和现代医学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医疗。玛咪搬进医院，住在他病室隔壁的小房间里。房间竟放了一张高大的病床，显得拥挤而又不舒服，但是，玛咪坚持要住在这里。对一位喜欢在周围放满小摆设、挂满家人照片的妇女来说，这个小房间竟显得特别空荡。玛咪消遣的方法是把面巾缝起来，中间塞上些海绵，做成枕头送给朋友。
到7月时，艾森豪威尔的体力已恢复到能够积极关心竞选总统的事了。他仍然表态支持尼克松，由于他孙儿戴维与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娅的联姻，他更加支持他以前的合作伙伴了。
7月17日，艾森豪威尔发表一份声明，他说他支持提名尼克松，“因为我赞赏他的个人品质：有才智、敏锐、决断、热忱、尤其是正直和诚实。”
全国代表大会于8月5日在迈阿密召开。那天晚上，电视摄像的镜头搬进艾森豪威尔的病房，艾森豪威尔穿上整齐的服装，向代表们发表了演说。代表们停止了他们通常的狂热活动，怀着敬意，静静地听着这位垂暮老人对他们的勉励。次日上午，艾森豪威尔心脏病再次发作。
这次发作与以往不同。它并没有引起心肌的额外损伤，但是导致心律不齐，造成心跳周期性失控和产生心脏纤维性颤动。心脏不搏动，仅仅是颤动，不泵出血液。
每当心脏开始纤维性颤动时，医生可通过电刺激使其恢复有节奏的搏动。人人都担心：这是不是生命的终了？
约翰和巴巴拉搬进里德医院的客房住下，并开始筹划举办丧事的细节。但是过了一个星期，心脏纤维性颤动停止了，不久艾森豪威尔就脱离了危险——他又能接待来访者了。
在艾森豪威尔78岁生日那天，新任陆军参谋长前来探视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祝贺他的擢升，并勉励他要照管好陆军。当天下午，陆军军乐队在艾森豪威尔的房间外面，为他演奏了一首动人的小夜曲。
艾森豪威尔坐着轮椅，来到宽大的玻璃窗边，以微笑和挥动一面小小的国旗表示答谢。他已十分瘦弱，皱纹爬满了他的脸颊和手臂。
很明显，他的身体已极度虚弱。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潸然泪下。
4. 撒手人寰
当死亡日益临近时，他愈发地惦念着家里人。1968年的感恩节，玛咪作了安排，要家里每个成员和他一起共进火鸡宴。朱莉娅·厄克松回忆说：“玛咪以陆军操练教官的准确性，安排了每个家庭成员在艾克卧室里同他一起共进一道菜。艾克的样子凶多吉少：他盖着浅绿色陆军军用被子，形容枯槁。死灰般的脸上，蓝色的眼睛使人吃惊。”
12月，艾森豪威尔在闭路电视上观看戴维·艾森豪威尔和朱莉娅·尼克松的婚礼。以60年代后期流行的标准来看，戴维的头发算是非常短的，但祖父仍认为他的头发实在太长了。祖父说，如果孙儿愿意在结婚前把头发剪短，他愿意拿出100美元。戴维把头发修剪了一下，但仍没有短到令祖父满意的程度。
1969年2月，艾森豪威尔的心跳出现可怕的现象。医生通知他要动腹部大手术。并发症是由12年前的那次回肠炎手术所引起的；结疤组织把他的肠子给包住了，造成梗阻。医生们担心他的心脏可能承受不了这样的手术折磨，但结果经受住了。艾森豪威尔说：“一次接一次受到病痛的侵袭，使人有一种可怕的感觉。”
3月24日，星期一，艾森豪威尔心脏病严重发作。他心脏在迅速衰竭下去。医生开始为他的鼻孔插管输送氧气。
他是个天生指挥别人的人。在弥留之际，1969年3月28日清晨，他把约翰、戴维、玛咪、医生们及一名护士聚集在他的卧室里。
艾森豪威尔注视着他们。光线刺激他的眼睛，他叫喊着：“把百叶窗拉上！”百叶窗拉上了，房内几乎一片黑暗。
“把我扶起来，”艾森豪威尔对约翰说。约翰和医生用枕头垫在身后，两人各扶着一只手臂，把他撑起来。
“两个壮汉”，艾森豪威尔大声喊道，“再高些。”他的眼睛在黑暗中有些闪光。
他们使劲再把他往上拉些。
玛咪握住他的手。戴维和约翰木然地站在床的两角。蓝色的心电图在静静地跳跃着。
艾森豪威尔注视着约翰。他轻声说道，“我要走了，上帝召我去了。”
他准备回到家乡，回到阿比伦小镇，回到他出生的美国的中心。
顷刻，他那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