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星期六晚上癌症楼病房里的那种看不见的轻松气氛还是能够感觉到的，虽然不知道为什么：须知，病人在周末并不能解脱自己的疾患，更不能抛开疾患所引起的愁绪。他们无非是摆脱了同医生们的谈话和主要的治疗措施，看来，人身上永远保持稚气的那根弦所喜欢的正是这一点。
跟阿霞闲聊之后，焦姆卡小心翼翼地迈着愈益疼痛的腿，艰难地走上楼梯，进了自己的病房，并且立刻发现病房里从来也没有这么热闹过。
不仅同病房里的人和西布加托夫都在，还有从楼下来的客人，其中有的是熟人，例如从放射病房里放出来的那位姓倪的朝鲜族老人（当他舌头上安放着镭针的时候，他像银行保险柜里的珍宝似的被锁了起来）；有的则是新来的。一个刚住院的俄罗斯男子，仪表堂堂，灰色的头发梳得高高的，他的患处是咽喉，只能像耳语似地说话，这会儿他正坐在焦姆卡的床上。大家都在听，就连不懂俄语的穆尔萨利莫夫和叶根别尔季耶夫也不例外。
说话的是科斯托格洛托夫。他不是坐在床上，而是坐在自己床边的窗台上，就这一点也表明话题正处在吸引人的时刻。（要求严格的护士是不会允许他坐在那里的，但值班的男护士图尔贡是自己的哥们儿，他懂得这样做不会使医学科学头末倒置。例斯托格洛托夫把穿着袜子的一只脚踩在自己床上，把另一条腿错了起来，使它像吉他似的搁在前一条腿的膝上，并且微微摇晃着身子，面对整个病房激昂慷慨地发表议论：
“这就是那位哲学家笛卡儿。他说过：“可以怀疑一切！”
“不过，这并不适用于我们的现实！”鲁萨诺夫举起一个指头提醒他。
“不适用，当然不适用，”科斯托格格托夫对他的异议甚至感到惊讶。“我只是想说，我们不应该像家兔一样听任医生摆布。请看，我读的这本书，”他从窗台上拿起一本打开了的大开本的书。“阿布里科索夫和斯特鲁科夫为高等院校合写的教科书《病理解剖学》。这里说，肿瘤的变化过程与中枢神经活动的联系还是研究的薄弱环节。而这种联系却是极其奇特的！甚至开门见山地写道，他找到了要引用的一行，‘虽然很少，但是自行疫命的例子是有的’！这里是怎么写的，你们注意到没有？不是治愈，而是痊愈！嗯？”
整个病房都活跃了起来。仿佛从那本翻开的大书里飞出了“自行痊愈”这只能够触摸得到的彩蝶，每个人都探出前额和面颊，渴望彩蝶发发善心用翅膀来轻抚一下。
“自行痊愈！”科斯托格洛托夫把书放下之后，晃动着十指张开的双手，一条腿仍像吉他似的搁在膝上。“这就是说，肿瘤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向相反的方向收缩！它渐渐缩小，消散，最终完全消失！懂吗?”
大家都默不作声，像听故事似地微微张着嘴。他们无一不希望他的那个肿瘤，那个把整个生活都彻底搅乱、置人于死地的那个肿瘤，会突然萎缩，消退平复，化为乌有……
大家都默不作声，等候彩蝶来抚摸自己的脸，只有脸色阴沉的波杜耶夫把床弄得嘎吱嘎吱响，绝望地紧皱着眉头，声音沙哑地说：
“大概，这需要……良心上干净。”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他是在参加这场谈话呢，还是自己在谈别的事情。
但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这一次不仅是聚精会神地，而且是怀着一定的好感在听啃骨者这位邻居发表议论，这时，他不屑一顾地甩了甩手：
“这跟良心有什么相干？你应感到惭愧，波杜耶夫同志！”
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却及时接过话头：
“说得好，叶夫列姆！说得好！一切都是可能的，我们连个屁也不知道。比方说，战后我读过一本杂志，那上面有一篇极其有趣的东西…原来，人的脑袋通口处有一道脑血屏障，只要那些能够致人死命的物质或细菌无法通过这道屏障进人大脑，人就活着。而这取决于什么呢？……”
那位从进入病房就手不释卷研究地质学的青年，此时正坐在靠近科斯托格洛托夫那另一个窗口的床上看书，偶尔抬起头来听人们争论。这会儿他也抬起了头。客人们在听，同病房的人也在听。炉子旁边的那个费德拉乌正侧身蜷缩在床上，靠在枕头上听，此人的脖子暂时还是洁白的，但已厄运难免。
“……原来，取决于这道屏障本身中钾盐与钠盐的比例。其中的哪一种盐，我不记得了，权且是钠盐吧，如果钠盐占主要地位，那么，什么也不能把人制服，屏障不会被突破，人就死不了。相反，要是钾盐占了上风，屏障便起不了保护作用，人就会死去。而钢和钾的比例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倒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它们的比例取决于人的情绪！！懂吗？这就是说，如果精神饱满，如果人的心情舒畅，屏障本身的铀就占优势，任何疾病都不能把人置于死地！但只要他情绪低落，钾马上便会占上风，那也就可以准备后事了。”
地质学家带着平静的欣赏的表情听着，像一个聪明的大学生，大致能料到黑板上下一行将会写些什么。他表示赞同：
“乐观主义生理学。这个思路很好。”
似乎浪费了时间，说完他就又埋头看书了。
对这一点，连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没有任何反对意思。啃骨者的讨论完全符合科学。
“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继续发挥，“如果再过那么100年，我们的机体在问心无愧时会分离出一种雄盐来，而在问心有愧时则分离不出来。细胞会不会形成肿瘤或肿瘤能不能消退，也就取决于这种锅盐。”
叶夫列姆声音嘶哑地叹气说：
“我毁了好多娘儿们。生了孩子又把她们抛弃了……她们流了很多眼泪……我的肿瘤消不了。”
“这有什么联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克制不住了。“这是极端的宗教迷信，好好想想吧！乌七八糟的书，波杜耶夫，您读得太多了，思想上解除了武装！显而易见，您在这儿给我们咦叨的是道德上的什么自我修养……”
“您为什么跟道德上的自我修养那么过不去呢？”科斯托格洛托夫顶撞他。“为什么谈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会引起您发这么大的脾气？这个问题会刺痛谁呢？只会刺痛那些道德上的败类！”
‘您……不要忘乎所以！”只见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眼镜及其边框倏地一闪，这一时刻他把脑袋挺得又正又直，仿佛没有任何肿瘤从右边顶着他的下颌。“某些问题早就有了定论！您已不能再妄加议论！”
“可为什么我不能呢？”科斯托格洛托夫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直盯着鲁萨诺夫。
“算了，算了！”其他病员纷纷劝解。
“喂，同志，”坐在焦姆卡床上的哪个发不出声音的人耳语似地说道，“您刚才的话题是关于烨树菌……”
但无论是鲁萨诺夫还是科斯托格洛托夫，都互不相让。他们累不相识，但都剑拔弩张似地望着对方。
“既然您想发表意见，那就应该具有起码的常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有板有限地吐着每一个字，教训自己的对手。“关于列夫·托尔斯泰之流的道德上的自我修养观点，列宁曾写过文章，一劳永逸地批判过！斯大林同志也写过文章！还有高尔基。”
“对不起！”科斯托格洛托夫强忍着怒火向对方伸出一只手回敬道。“世上任何人对任何事所下的结论都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因为，那样一来，生活也就会停止不前了。一代一代的后人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无言以对。他那敏感的白耳朵的外缘开始涨红，面颊上有的地方也泛起了圆圆的红斑。
（现在需要的不是反驳，不是参与星期六的这场争论，而是要查一查此人是谁，从哪儿来的，有什么背景，以及他的那些极其荒谬的观点对于他所担任的职务是否有害。）
“我并不是说，”科斯托格洛托夫匆匆说道，“在社会科学方面我有什么学问，这我很少研究。但我凭自己的头脑这样理解，列宁之所以批评列夫·托尔斯泰的道德修养经，是由于那时这种主张会使社会偏离反对暴政的斗争，偏离即将成熟的革命形势。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您为什么不许人家开口？”他伸开两只大手，指向波社耶夫。“他是在生死边缘上思索生命的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读托尔斯泰著作，您为什么如此恼火？这会碍谁的事呢？莫非要把托尔斯泰的书扔到火堆里烧掉？难道政府的教务管理局还没把事情做绝？（科斯托格洛托夫对社会科学缺乏研究，他把“至圣的”和“政府的”两个词搞混了。）
此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两只耳朵已全部涨红了。这已经是对政府机构的直接攻击（诚然，他没听清是对哪个具体机构），而且当着偶然聚在一起的听众，这就使局面更为严重，必须适可而止地结束这场争论，待以后有了机会首先审查一下科斯托格洛托夫这个人。因此，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暂时不把问题提到原则高度，仅如波杜耶夫那边说：
“让他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好了。那会更有益处。”
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重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所把握的分寸，继续在没有思想准备的听众面前宣扬自己的一套：
“为什么要妨碍别人思考呢？归根结底，我们的生活哲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生活多少美好！…俄爱你，生活！生活就是幸福！’谈什么深刻感受！这不需要我们，任何动物——鸡、猫、狗都会说。”
“我请求您！我请求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这时已不是在履行公民义务，而是按人之常情提醒他。“不要谈论死亡！我们连提也不要再提了！”
“对我没什么好求的！”科斯托格洛托夫连连摆动铲子似的大手。“要是在这儿不谈论死亡，那到什么地方去谈呢？‘啊，我们将永远活在世上！”
“这么说，您打算怎么样呢？”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提高了声音。“老是谈论死亡，老是想到死亡不成！用这种方式去使钾盐占优势吗？”
‘“不必老是谈，”科斯托格洛托夫稍稍冷静了些，自知陷入了矛盾。“不必老是谈，但哪怕偶尔谈谈。这会有好处。否则，想想看，我们一辈子都对人强调：‘你是集体的一员！你是集体的一员！’但这只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死亡来临的时刻，我们就把他放出集体。成员他倒是成员，可死他不得不自己去死。肿瘤也是只生在他一个人身上，而不是生在集体身上。就拿您来说吧！”他很粗鲁地伸出指头指向鲁萨诺夫。“好，您说说，世上您现在最怕的是什么？是死！！您最不愿谈论的又是什么？还是关于死！这怎么解释呢？”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再听下去，他失去了同他们继续争论的兴趣。刚才他没有注意，一不小心让肿瘤牵动了脖子和头部，疼得他完全熄灭了开导这些糊涂蛋、澄清其妄言的兴致。说到底，他进这所医院纯属偶然，在病情处于这样的关键时刻，他不应该同这些人待在一起。而主要的，同时也是可怕的一点是，昨天打过针以后，肿瘤一点也没收缩或软化。想到这里，他心都凉了。啃骨者倒是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死亡，因为他正在一天天康复。
焦姆卡的客人，那个发音困难的大身量的男子，捂着疼痛的喉咙，几次想插话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打断这场不愉快的争论。他想提醒他们，此刻他们所有的人统统是历史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但他那嘶哑的声音谁也听不见，而要说得响些他又无能为力，只好把两个指头按在喉头上，以减轻疼痛并帮助发声。舌头和咽喉部位的疾患，说话能力的丧失，不知为什么尤其使人感到难受，而整个面部就成了反映这种难受之感的镜子。刚才他直摆两只大手，试图阻止争吵的双方，而此刻他已走到病床间的通道里。
“同志们！同志们！”他声音嘶哑地说，别人也为他的喉咙感到难受。‘不要再提这种丧气的事情！我们岂不已经被自己的病折磨得够沮丧的了！喂，您这位同志！”他从通道里走过去，几乎像祈求似地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放在喉头上），面对着高高坐在窗台上的、头发蓬乱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有如面对着神明。“关于烨树菌的事，您讲得很有意思。请您继续往下讲，请！”
“讲吧，奥列格，讲白烨蘑菇！你开头讲什么来看？”西市加托夫问道。
就连皮肤呈古铜色的倪老头也艰难地转动着舌头，吐字不清地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的舌头一部分已在先前的治疗过程中脱落了，其余的部分此时依然肿胀。
别的人也要求他讲。
科斯托格洛托夫产生了一种无以名状的轻松感。多少年来他在自由人面前一直习惯于默不作声，手搭在背后，脑袋低着，这使他像先天性佝偻那样成了他的天生特征，甚至经过一年的流放生活也没完全改过来。即使是今天，在这个医疗中心的小径上散步时，他的手也是搭在背后，觉得这样更为自然轻松。多少年来，自由人都被禁止与他这样的人平等交谈，甚至不能把他们当作人来认真商量事情，而更为心酸的是，不得同他握手或接他递来的信，可是现在，坐在他面前的这些虔诚的自由人，正等待他这个无拘无束坐在窗台上的人赐给他们以希望的支柱。从自己这方面来说，奥列格也注意到，此刻他也不像习惯的那样把自己同他们对立起来，而是在共同的不幸中把自己同他们联系在一起。
他尤其不习惯在许多人面前发表讲话，正像不习惯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参加群众集会一样。此刻却要他成为演说家，科斯托格洛托夫感到难以想像，仿佛置身于可笑的梦中似的。然而，正像溜冰一样，起跑之后就很难停住，只能任其飞也似地滑下去，他正是如此，顺着自己未曾料到。但看来必然会痊愈的良好趋势，继续顺水推舟。
“朋友们！这是一件罕见的事情。是一个前来复查的病人讲给我听的，当时我还正在等这里的床位。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寄去了一张明信片，回信地址写的是医院。瞧，今天竟然收到了回信！过了12天，回信就未了。医生马斯连尼科夫还为复信晚了而向我表示歉意，原来，因为他平均每天要写10封回信。而每一封要把事情写明白的信，少于半个小时是写不完的。这样，单为写信就得花去5个小时！而且这是没有任何报酬的！”
“相反，每天还得花4个卢布，用在买邮票上，”焦姆卡插了一句。
“是啊。一天花掉4个卢布，一个月就是120卢布！这不是他的义务，也不是他的职责，这只不过是他情愿做的好事罢了。要么，这该怎么说呢？”科斯托格洛托夫转向鲁萨诺夫。“是人道精神，对吗？”
但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正在读报纸上一篇预算报告的末尾，装做没有听见。
“他没有任何部下，既没有助手，也没有秘书。这一切都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做的。为此他也没得到什么荣誉！要知道，对我们病人来说，医生好比摆渡人：用着的时候才找他，过后也就被忘了。他把人家的病治好，人家反倒把他的信扔掉。他在信的末尾抱怨说，有些病人不再跟他通信了，殊不知通信会对他们有好处。他们不把服用的剂量和效果写信告诉他。他还请求我，让我按时给他写回信！我们可真应该向他深深地鞠躬！”
“不过，你还是顺着次序讲，奥列格！”西布加托夫请求说，面带着希望的淡淡微笑。
他是多么渴望把病治好啊（尽管那长年累月折磨人的治疗，显然已没有治愈的可能）！多么希望有朝一日会突然彻底治好！希望背上的创口愈合，腰能够直得起来，走路步伐坚定，时刻感到自己是个堂堂的男子汉！能够跟东佐姓大夫打招呼：“您好，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的病已经好啦！”
他们大家多么渴望了解这样一位神医，了解此地医生所不知道的那种药啊！他们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反正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相信，某个地方隐居着这样一位神医，或者这样一位草药郎中，或者这样一个巫婆，只要得知哪儿能弄到此药，他们就能够得救。
是啊，他们的生命不可能已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不可能！
无论我们在身体强壮、幸福顺遂的时候会怎样嘲笑奇迹，可是一旦生活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而只有奇迹才能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重视这种独特的和罕见的奇迹！
与所有聚精会神贪婪倾听他演讲的听众的心情相融合，科斯托格洛托夫开始讲得有声有色了，此刻他相信自己的话甚至超过他默默读过的那封信。
“如果要从头讲的话，沙拉夫，事情是这样的。关于马斯连尼科夫医生，先前的那个病人告诉我，他原是莫斯科近郊亚历山德罗夫县的一个本地的老医生。按照从前的一般惯例，他在同一家医院里当了几十年的医生。他注意到一点：尽管医学书刊上关于癌的论述愈来愈多，可是他所接触的农民病人当中却没有人生癌。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小的时候谁不害怕妖魔鬼怪？——一碰那穿不透但却能神秘启合的墙壁就会吓得发抖，仿佛什么人的一个肩膀或者什么人是一条大腿马上就会挤出来。即使在我们的智慧可以揭示奥秘的今天，日常生活中已没有妖魔鬼怪的容身之地，却也说不定会有神怪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说：我在这儿！不要忘记！）
“……于是他开始研究，于是他开始研究，”科斯托格洛托夫兴致勃勃地重复了一句，“结果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当地所有的农民，为了节省茶叶钱，都不煮茶喝，而是煮恰加，又名桦树蘑……”
“那不是鳞皮牛肝菌么？”波杜耶夫打断了他的话。最近他已感到绝望，终日不声不响，甘愿认命，此刻这种普通的、不难弄到的药物甚至给他带来了一线光明。
在场的都是南方人，不要说鳞皮牛肝菌，即使烨树本身有些人也从未见过，所以更加不能想像科斯托格洛托夫所说的是什么东西。
“不，叶夫列姆，不是鳞皮牛肝菌。总的来说这甚至不是烨树蘑，而是烨树癌。如果你记得的话，在一些老烨树上有这种…样子十分难看的增生物——一层脊状的东西，外表呈黑色，里面是深褐色的。”
“那么，是多孔菌？”叶夫列姆继续追问。“从前人们用除石打火时拿它们作引子？”
“也许是。就这样，谢尔盖·尼基季奇·马斯连尼科夫突然想到：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庄稼人会不会就是在不知不觉中用这种恰加抑制了癌症？”
“就是说，起到了预防作用？”年轻的地质学家点了点头问道。今天整个晚上他都没法看书了，不过听一听这种谈话倒也值得。
“可是，光猜想还是不够的，懂吗？这一切都还必须经过检验。还必须对喝与不喝这种自制土茶的人进行多年的观察才行。还得让身上已经出现了肿瘤的人去喝这种上茶，这就要承担不用其他手段给人治疗的责任。并且需要摸准煮到什么温度、用多少剂量才为合适：煮得滚沸好还是不滚好；每天喝几杯；会不会有后遗症；对哪种肿瘤治疗效果好些，对哪种差些。对所有这一切的研究，耗去了……”
“那么现在呢？现在呢？”西布加托夫急切地问。
而焦姆卡想道：莫非对腿也有帮助？说不定能保住腿？
“现在么？瞧，他写来了回信。信里告诉我，该怎么治疗。”
“他的地址您也有吗？”那个发声艰难的病人，迫不及待地问，他的一只手依然捂着嘶哑的喉咙，另一只手已从茄克口袋里摸出笔记本和钢笔。“信上连怎么个服法也写着吗？对喉头肿瘤起不起作用，他没写吗？”
不管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是多么想保持自己的尊严并以彻底的蔑视来对他的这位邻居实行报复，可是他却不能不听听这个故事。对提交最高苏维埃会议审查的1955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数字和意义，他再也看不进去了，干脆放下了报纸，脸也渐渐转向啃骨者这边来，没有掩饰自己的希望——这种普通的民间土方也能治好他的病。为了不刺激啃骨者，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已毫无敌意地、但毕竟是提醒式地问道：
“可这种疗法是不是已经得到正式承认？有没有获得哪一级的批准?”
科斯托格洛托夫从窗台上居高临下地冷冷一笑。
“关于哪一级批准没批准，我可是不知道。信么，”他扬了扬用绿墨水写得密密麻麻的一小张有点发黄的纸，“信写得是很具体的：怎样捣碎，怎样溶解。不过我想，要是这种疗法已被上级批准，那么护士该会发给我们这种汤药喝的。楼梯上该会放着一只桶。也用不着往亚历山德罗夫那里写信了。”
“亚历山德罗夫，”发声困难的病人已经记下来了。“是哪个邮区的？什么街道？”他问得很快。
艾哈迈占也听得很有兴趣，在听的过程中还轻声为穆尔萨利莫夫和叶根别尔季耶夫翻译了大意。艾哈迈占本人不需要这种禅树菌，因为他正在渐渐康复。不过，只有一点他不明白：
“既然这种菌子是好东西，医生们为什么不采用呢？为什么没被收进药典？”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艾哈迈占。有些人不相信；有些人不愿重新学习，所以千方百计地阻挠；还有一些人为了推行自己的一套方法而设置障碍。因而我们也就无从选择。”
科斯托格洛托夫回答了鲁萨诺夫，回答了艾哈迈占，但却没有回答发声困难的那个病人——没把地址给他。这——他做得很自然，仿佛没听见，没来得及，而实际上是不愿意告诉他。这个发声困难的病人有点不大知趣，尽管看起来令人敬重，身材和脑袋像个银行行长，甚至可以说像南美洲的一个小国的总理。再就是，奥列格不忍心叫马斯连尼科夫这个忠厚的长者牺牲过多的睡眠时间去给陌生人写信，毫无疑问，发声困难的病人会向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从另一方面来说，又不能不可怜这条丧失了正常人声音的哑嗓子（我们发声正常却不知爱护）。还有一层，科斯托格洛托夫可说是一个生病专家了，作为一个病人对自己的疾患做了精心的研究，就连病理解剖学也读过了，各种问题都设法从汉加尔特和东佐娃那里得到了解释，现在又从马斯连尼科夫那里收到了回信。为什么竟要他这样一个多年被剥夺一切权利的人来教这些自由人如何躲闪倾压下来的巨石？在他性格形成的内心深处，有这样的生活信条：找到宝贝别吱声，骗得横财莫露形。如果大家一股脑儿地给马斯连尼科夫写信，那么你科斯托格洛托夫下次就甭想再收到回信。
这一切并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得出的，而是在他那有疤痕的下巴从鲁萨诺夫一边掠过发声困难的病人，转向艾哈迈占的一瞬间闪现的。
“那么，服法他写了吗？”地质学家问。纸和铅笔本来就放在他面前，他看书时总是这样。
“怎么个服法，我可以念给你们听，请拿铅笔准备写吧，”科斯托格洛托夫宣布说。
病房里顿时忙乱起来，大伙互相借铅笔、讨纸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手头什么也没有（他倒是有一支新式的包尖自来水笔，可是留在家里了），焦姆卡递给他一支铅笔。西市加托夫，费德拉乌叶夫列姆，倪老头，都想记。等大家都准备好了，科斯托格洛托夫便开始慢慢地一边念信一边解释：怎样使恰加不要晒得太干，怎样捣细，用多少水煮，怎样熬浓和滤清，每次喝多少。
大家一行行地记着，有的写得快，有的跟不上便要求重念一遍，就这样，病房里的气氛变得特别融洽和和睦。他们之间有时说话态度是那么不够友好，但有什么隔阂呢？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死亡。既然死亡跟所有的活人作对，那么世上还有什么能使他们分开的呢？
焦姆卡记完之后，用他那与年龄不相称的粗嗓门慢慢吞吞地说：
“不过……到哪儿去弄桦树蘑呢？这里又没有……”
大家都叹了口气。在这些离开俄罗斯很久（有的是自愿离开的）或者从来也没到过那里的人面前，掠过了这个植物容易生长、气候温和、没有酷热太阳照射的地方的景色，时而是笼罩着有利于章类生长的菲菲细雨，时而是春潮泛滥和泥泞不堪的田间和林中之路。在这个静谧的地方，普通的树木对人来说却是森林里待上几个月，采集这种恰加，研成细末在髯火上熬汤，像动物那样渴了就喝，渐渐把病治好。一连几个月在森林里游逛，一心把身体养好，别的什么也不去想。
然而，去俄罗斯的路对他来说是禁止通行的。
而其他有可能到那里去的人，却没有学会这样一种人生哲学：为了一个主要目标，不惜牺牲一切，不惜把一切都置诸脑后。他们所看到的都是不成其为障碍的障碍：为了寻找这样的药物，怎样才能弄到证明或者请假？怎样打破生活常规，同家人告别？到哪儿去筹集一笔钱？作这样一次远行该如何穿戴，随身带些什么？到哪一站下车，之后又该到哪儿去打听需要了解的一切？
科斯托格洛托夫还轻轻拍着那封信说道：
“他在这里提到，有些所谓的采购员，简直是精明能干的人，他们收集恰加，晒干后寄给委托代购的主顾。不过价钱很贵——l公斤要15卢布，而一个月需用6公斤。”
“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愤怒了，他摆出的一副威严上司的面孔，会使任何一个采购员吓软了腿。“用毫无代价的取自大自然的东西去发横财，他们还有什么良心？”
“别瞎亮亮（嚷嚷）片叶夫列姆向他嘘了一声（他把字音歪曲得特别难听——既不像是故意的，又不像是口齿不清）。“你以为近在眼前，伸手就能拿到吗？这得背着口袋、拿着斧头满树林里走啊。冬天的时候，还得脚踩滑雪板呢。”
“但是1公斤总不该要15卢布呀，这些该死的投机分子！”鲁萨诺夫怎么也不肯让步，他的脸上又出现了一些红斑。
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则问题。若干年来，鲁萨诺夫形成了一种愈益明确的看法，而且越来越坚信不疑：国内所存在的所有短缺、亏欠、毛病、损失，根源都在于投机倒把，在于小商贩的倒买倒卖。例如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在街上卖青葱和鲜花，一些女人在市场上卖鸡蛋和牛奶，在车站上卖酸奶、毛袜乃至炸鱼；也在于大规模的非法活动，例如“开后门”挖国家仓库，成卡车地盗运物资。如果把这两种投机倒把活动连根铲除，我们所有的毛病很快都能纠正，我们的成就会更加惊人。如果一个人靠国家的高工资和高额退休金去巩固自己的物质地位，那没什么不好（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自己就想成为这种特殊人物）。在这种情况下，汽车也好，别墅也好，便都是劳动所得。然而，同一种牌子的汽车，同一种标准化设计的别墅，如果是用投机倒把的钱买来的，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因为其中包含着犯罪的因素。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盼望——正是盼望——对投机商人采取处决示众的对策。公开处决可以迅速而又彻底地健全我们的社会。
“那好吧！”叶夫列姆也火了。“别瞎亮亮，你自己坐车到那儿去组织收购好了。用国家的名义也好，用合作社的名义也好，随你的便。在这儿你嫌15个卢布的价钱太贵，那就别订。”
鲁萨诺夫明白，要害就在这里。他痛恨投机商人，可是现在，如果这种新药还要经过医学科学院的批准，还要等中部俄罗斯各州的合作社去组织连续的采购供应，那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肿瘤是等不及的。
发声困难的新病人，像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社的记者，拿着笔记本几乎爬到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床上，扯着嘶哑的嗓子继续追问：
“有没有采购员的地址？……信上没写那些采购员的地址吗？”
就连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准备好了，要把地址记下来。
但是，不知为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回答。不管信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地址，反正他没回答，而只是从窗台上下来，伸手到床底下去摸一双靴子。他不顾医院的种种禁例，还是私藏了一双靴子，留着散步时穿。
焦姆卡把药方藏进床头柜里，他不再问什么，只是十分谨慎地把自己的那条腿搁到床上。他没有、也不可能弄到那么多钱。
白烨树有助于治病，但并不是对谁都起作用。
鲁萨诺夫可说是有点不好意思：跟啃骨者发生了冲突（3天来已不是第一次发生冲突）之后，现在又对他谈的事情如此明显地感兴趣，而且还跟他要地址。也许是为了讨好啃骨者，也许不是，反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并非存心，而是无意中提到使他们连结在一起的共同命运，态度颇为真诚：
“是啊！世上还有什么能比……（癌吗？但他生的不是癌）这些……肿瘤…比癌更糟的呢？”
但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心，一点也不为这个年龄比他大。地位比他高、经验比他足的人的信任所动。他用的靴筒上晾干了的深褐色包脚布将脚包起来，一面把皱折处胡乱补缀过的可恶的人造革破靴子往脚上套，一面冲着鲁萨诺夫说：
“比癌更糟的吗？麻风！”
这两个可怕的字以其排炮似的强烈声音在房间里响彻开来。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皱了皱眉头，平和地说：
“这话怎么说呢？何以见得更糟？麻风的病变过程倒是比较慢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以阴沉和不友好的目光盯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浅色的眼镜和闪亮的眼睛。
“糟就糟在人还活着就被从世界上清除。硬使他们跟亲人分离，关进围着铁丝网的地方去。您以为这比得了肿瘤病好受吗？”
同这个粗鲁无礼的人离得如此之近，毫无遮蔽地处在他那燃烧着阴郁之火的目光下，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觉得很不自在。
“我是想说，所有这些可诅咒的疾病……”
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人这时都会明白，应该迈出一步迎上前去。但是啃骨者不理会这一点。他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所把握的这种分寸嗤之以鼻。这时，他挺直瘦长的身躯站了起来，穿上了外出散步作为大衣的那件肥大而又几乎拖到靴子的浊灰色绒市女式长衫，洋洋得意地抛出一句自以为富有哲理的话：
“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人要是不生病，就不会知道什么是寿数。”
他从长衫口袋里掏出了卷成4指厚的一条带五角星搭扣的军人皮带，用它束在掩上了衣襟的长衫外面，只是留神没把肿瘤部位勒得太紧。接着，一边揉着一支不等抽完就会自行熄灭的那种廉价的蹩脚“钉子”烟卷，一边向门口走去。
发声困难的那个病号在病床之间的通道上给科斯托格洛托夫让路，尽管他具有银行行长和部长总理的外表，但那央求的神态却好像科斯托格洛托夫是四海扬名的肿瘤学权威，但此去将永远离开这栋楼房：
“那么，请您说说，喉头肿瘤大约有百分之几是癌？”
“34％，”科斯托格洛托夫对他微微一笑，从他身旁走过去。
门外台阶上一个人也没有。
奥列格幸福地吸了一口静止的湿冷空气，没等这口冷气流遍全身，他就即刻点起了一支烟卷，不这样他就总觉得美中不足（尽管现在不仅仅是东佐娃，而且还有马斯连尼科夫在信中也没忘记提醒他戒烟）。
外面一点风也没有，也不算很冷。借着一扇窗户透出的灯光，看得见附近的一个水洼，水面发黑，没有结冰。算来只是2月5日，可已经是春天了，似乎还不习惯。空气里悬浮着算不上雾的薄雹，薄得掩不住远处路灯和窗户的光亮，只是使它变得柔和些，不那么强烈而已。
奥列格左边有4棵金字塔式的白杨，像4个兄弟紧挨着，耸然向上，比楼顶还高。另一边只有孤零零的一棵，但技权伸展得无拘无束，跟那4棵一般高。它后面就是密密层层的其他一些树木，公园从那里延伸开去。
13号楼门前是没有遮拦的石头平台，它的几级台阶通向一条夹在灌木树篱中间的慢坡沥青路。现在树木都没有叶子，但紧密地挨在一起，显得很有生气。
奥列格是出来散步的，他想沿着林荫小径走一走，随着每一步的迈出，随着每一次腿骨的舒展，感受一下作为一个九死一生的人走路稳健、有其好腿之喜悦。但是从平台上看到的景色使他停住了脚步，于是他就在这里把烟抽完。
对面几栋楼稀疏的路灯和窗户的光线十分柔和。小径上几乎已没有人走动。当后面附近一条铁路上没有隆隆驶过火车的时候，这里就会传来均匀的温偏流水声——一条湍急的山洞之水在那边楼房后的悬崖下面奔流、飞溅。
再往前，过了悬崖，过了山涧，是市区的一个公园。不知是从那个公园（尽管天气很冷）还是从俱乐部开着的窗户里传来管乐队演奏舞曲的乐声。今天是星期六，所以有人在跳舞……某某人同某某人跳着交谊舞……
奥列格由于讲了那么多话，而且别人都洗耳恭听，所以还处在精神亢奋状态。还是在两星期之前他就认为自己同生活已经完全绝了缘分，而现在，生活却又突然回到他的身边——这种感觉占据了他整个心灵、诚然，这生活并没向他许诺任何被称之为美好的东西，也没许诺这座大城市的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住宅、财产、事业上的成就、金钱。但是倒能带来他始终懂得珍惜的自在之乐：不必等候口令就可以在大地上迈步的权利；独自呆会儿的权利；眺望星星、凝视灯光照不到的空间的权利；夜间熄灯在黑暗中睡觉的权利；往邮筒里投寄信件的权利；星期日休息的权利；在江河里游泳的权利。是的，这类权利还有许多许多。
包括同女人谈话的权利。
由于恢复了健康，所有这些数不尽的美妙权利才回到他的身上！
他站在那里，一面抽烟，一面觉得心里美滋滋的。
音乐是从公园里传来的。但奥列格所听到的不是这音乐，而仿佛是响彻在他内心里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他仿佛听到这交响曲激动不安而又令人心碎的开头，听到开始部分一支奇妙的小曲。对这支小曲，奥列格是这样理解的：仿佛主人公重新回到生活中来，又仿佛主人公本来是一个盲者，突然重见光明，——仿佛他伸出手来抚摩那些物体或亲人的面庞，摸着却还不敢相信自己的幸福，不敢相信这些东西是实际存在的，不敢相信自己眼睛已开始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