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任何人都把妈妈叫妈妈，尤其是当着别人的面。15岁以上、30岁以下的男青年往往不好意思叫妈妈。可是扎齐尔科一家的瓦季姆、鲍里斯和尤里就从未感到叫妈妈有什么难为情的。他们和陵地爱着自己的妈妈，父亲生前如此，父亲被枪杀之后就更是如此。三兄弟年龄相差不大，在成长过程中几乎是齐头并进，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都积极向上，没有染上街头不良习气，也从未使他们的寡母伤心难过。小时候他们一起照过一张相，后来为了有个比较，每过两年她就带他们全体去一趟照相馆（后来则是用自家的照相机拍），于是一张又一张相片陆续放进家庭照相簿：母亲和3个儿子，母亲和3个儿子。母亲是淡黄头发，而3个儿子都是黑头发——大概是从当年娶了他们的扎波罗热曾祖母的土耳其俘虏那里继承的。旁人不总是能够分清相片上他们哪个在哪儿。每照一次相，他们都明显地长大和壮实，赶过妈妈；她则不知不觉地变老，但面对镜头总是挺直腰板，为有这样一部记载自己生平的活的历史而感到自豪。她是一位医生，在自己城市里很有名，曾赢得许多奖状、鲜花和表示谢忱的蛋糕，不过，即使她生平再没有为社会做过别的有益的事情，仅凭把这样3个儿子抚养大了的功劳，也可说没有虚度一个女人的一生。三兄弟都进入同一所工学院：老大在地质系毕业，老二在电视系毕业，老三马上就要在建筑工程系毕业，妈妈就和他住在一起。
在获悉瓦季姆患病之前，她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星期四她差点儿赶到这里来了。星期六那天，她收到东位姓的电报，说是需要胶体金。星期日电复东佐娃，说自己马上去莫斯科设法弄这种东西。星期一她就能到达莫斯科，昨天和今天大概在设法求见部长和跑其他一些重要部份，请他们看在牺牲的父亲份上（战时父亲没有撤离，留在城里，以吃过苏维埃政权苦头的知识分子面目出现，后因与游击队联系并掩护我们的伤员而遭德国人枪决），从胶体金储备中拨一点给儿子。
所有这些到处求情的做法，哪怕是在千里之外，也都使瓦季姆感到作呕和屈辱。他讨厌任何走门路、吃老本或找熟人的行为。连妈妈给东佐娃发了一封请她关照的电报就已经使他受不了了。不管活下去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但他即使面对癌症这样可惜的死神也不愿享受任何特权。不过，对东佐娃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瓦季姆很快就明白了：即使妈妈不发什么电报，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也不会少花时间关心他。只是不会导致她发电报提到胶体金的事罢了。
现在，如果妈妈能弄到这种胶体金，毫无疑问，她一定会乘飞机送来。要是没有弄到，那她也会飞来。瓦季姆从这医院曾给她写过一封信，谈起恰加，倒不是因为相信它的神效，而是为了让妈妈多一件治病救人的事情可做。要是有一天她走投无路，就会违背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全部知识和信条，到深山里去寻访那位土医生，找伊塞克湖草根。（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昨天来找他，并表示歉意，说不该服从一个娘儿们的意志把草根泡的药酒倒掉了，不过那一点点毕竟太少，好在还有那老头的地址，而老头如果当真被关进了监狱，那么奥列格表示愿意从自己的储备中让一部分给瓦季姆。）
既然大儿子的生命受到威胁，妈妈现在就没法安心生活。妈妈会竭尽全力去做一切，去做一切的一切，哪怕是没有必要或多此一举。她甚至会跟他到考察队去，尽管在那边他有加尔卡照顾。瓦季姆从有关自己疾病的片言只语中听到和看到，他的那个肿瘤本身归根结底是由于妈妈对他过分地关心和爱护而引起的：他从小腿上就有一块很大的色素斑，妈妈作为一个医生，看来是知道发生质变的危险的；她常常找各种借口摸摸这个斑块，有一次她还坚持清一位高明的外科大夫给儿子动了预防性的手术——可是很显然，这个手术恰恰不应该做。
然而，即使他今天面临死亡的威胁是由于妈妈造成的，他也不能责怪妈妈，无论是当着她的面还是在背后。不能成为光看效果的实际主义者，比较合乎情理的是，根据动机去看问题。着眼于自己的工作半途而康和壮志未酬去怪罪妈妈是不公平的。要知道，如果没有他这个人，要不是妈妈给了他——瓦季姆以生命，哪里还谈得上工作热情和雄心壮志。
人有牙齿，就用来啃，用来嚼，用来咬。而植物没有牙齿，瞧它们是多么平和地生长，死又是多么安详！
但是，瓦季姆可以原谅妈妈，却不能迁就出现了的这种情况！他连一平方厘米的皮膜也不肯放弃！这就是为什么他无法不咬牙切齿。
啊，这可诅咒的疾病，何以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像割草一样将他斩断！
的确，瓦季姆从童年开始就一直有一种预感，似乎他的时间将不够用。逢有女客或街坊来东扯西拉地说个没完，耽误妈妈和他的时间，他总是很懊丧。上中学和上大学的时候，他对任何集体活动都实际上把时间定得提前一两个钟头开始而十分恼火，比方说劳动、参观、联欢、游行，总是把人们必定迟到的时间也算进去。瓦季姆一贯讨厌半小时的新闻广播，因为其中重要和必要的内容5分钟就容纳得了，其余都是水分。能把他气炸的事情是：到任何一家商店去，十次当中会有一次赶上那里正在关门结账、盘点、过货，而这又是永远无法预见的。任何一处村苏维埃，任何一处村邮政所都可能在任何一个工作日不办公——这在25千米以外也是永远无法预见的。
也许，吝惜光阴是父亲在他身上留下了根。父亲也不喜欢无所事事，瓦季姆还记得父亲怎样把他夹在两联之间摇晃，还对他说：“瓦季姆！如果你不善于利用一分钟的时间，那么，一小时、一天，甚至一生都会被你白白浪费掉。”
不，不！对时间的这种不知岸足的贪心，即使没有父亲的影响，也从小就在他身上扎了根。只要跟小伙伴们的游戏稍稍变得没有意思，他便不愿硬着头皮跟他们呆在大门口，而马上就离去，并不在乎他们的嘲笑。只要他一觉得这本书谈而无味，就会马上搁下，不再看下去，而是另找内容充实的书看。倘若一部影片头几个镜头就使他觉得无聊透顶（而事先你对一部影片几乎永远都什么也不知道，那是人们故意安排的），他便为花了冤钱而自认倒霉，随着杨子的砰然响声离座而去，以挽救剩下的时间和未被污染的头脑。他讨厌那些能把学生训上10分钟、弄得来不及讲课的教员，他们有的地方一带而过，有的地方又讲得十分繁琐，而打了下课铃才布置家庭作业。他们无法想像，一个学生的课间休息时间会安排得比他们上课的时候还有条理。
也或许，他从小虽然没有意识到，但却感觉到潜伏在自己身上的这种危险？完全无辜的他，从小就处在这个色素斑的威胁之下！他童年时就那么珍惜时间，把吝惜光明的习惯传给两个弟弟，上学之前就开始着大人的书，六年级的时候就在家里搞了一个化学实验室——这一切都可以说是他在跟未来的肿瘤抢时间，但这是在暗中赛跑，看不见对手在什么地方，而敌人却什么都看得清楚，在最关键的时刻扑上来咬住不放！这可说不是疾病，而是毒蛇。就连它的名称也像是蛇：恶性黑色素瘤。
瓦季姆没有注意到，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是在阿尔泰山脊考察的时候。起初是那色斑变硬，后来开始疼痛，再后来是溃破了觉得好些，继而又变硬，受到衣服的磨擦几乎疼得不能走路。然而，他既没写信告诉妈妈，也没把工作放下，因为他正在收集第一批资料，必须带着这些资料到莫斯科去。
他们的考察队只是研究带放射性的水，根本没有找矿的任务。但是瓦季姆虽然年龄不大，却读过很多书，尤其喜欢并非每个地质学家都精通的化学，不知他是预见到还是预感到，在这一方面将会出现一种新的探矿方法。考察队长对他的这种爱好并不怎么支持，队长所需要的是完成计划。
瓦季姆要求去莫斯科，队长不许他为此目的去出差。于是瓦季姆让他看了肿瘤，取得了病假证明，便来到了这个医疗中心。他当即了解到医生的诊断，而且，院方要他马上住院，说事情不能再耽误下去。他拿到住院证明，却乘飞机到莫斯科去了，希望见到此时正在那里开会的切列戈罗德采夫。瓦季姆从未见过他，只读过他主编的教科书和其他著作。有人提醒他，说切列戈罗德采夫多一句话都不愿听，他会根据头一句话作出判断，是否有必要跟该人谈话。在去莫斯科的整个途中，瓦季姆都在为这头一句话措词。在会议中间休息时，他在小卖部门口被介绍给切列戈罗德采夫。瓦季姆连珠炮似地说出了自己的这句话，切列戈罗德采夫改变了去小卖部的打算，挽住他的胳膊，把他带到一旁。这五分钟的谈话——瓦季姆觉得紧张到白热化了——难就难在必须连续陈述自己的见解，又不能漏了回答对方的疑问，既要充分显示自己的学识，又不能和盘托出，得把关键的东西暂时保留。切列戈罗德采夫立刻向他倾泻了一大堆反驳意见，其中心思想则是：带放射性的水无非是间接标志，不能成为基本特征，据此找矿势必落空。他话是这么说，但看来倒是希望对方能把自己说服了，他等着瓦季姆回答，大约等了一分钟没有下文，便放他走了。瓦季姆似乎还明白了一点：整个莫斯科的这一研究所都围绕着这个问题踏步不前，而他一个人在阿尔泰山区的石砾中跋涉考察。
暂时也不可能指望得到更好的结果！目前正需要埋头工作！
可是现在又不得不住进医院……还得把真情告诉妈妈。他本来可以去新切尔卡斯克，但他喜欢这个地方，加上这里高他的山区较近。
在莫斯科，他不只是了解了水和矿五的情况。他还了解到，得了黑色素细胞瘤的患者无一幸免：活上一年的很少，通常只能活8个月。
正像以接近于光的速度在运转的物体一样，他的时间和他的质量现在已变得与别的物体、别的人不同：时间更浓缩了，质量更具穿透力了。岁月对他来说已压缩成几周，几天则编成几分钟。他一生总是抓紧时间，但只是现在他才真正开始匆忙起来。连傻瓜度过60年的安稳日子，也能在科学方面成为一个博士。可他还不到27岁，能有多少成就呢？
对岁相当于莱蒙托夫的一生。莱蒙托夫当年也是不愿意死的。（瓦季姆知道自己多少有点儿像莱蒙托夫：同样是个子不高，头发漆黑，手小腰细，只是没有胡鬓。燃而，他把自己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不是让我们记上100年，而是永远记着！
死神已经和他并排躺在同一张床上，面对这只扭动着黑色身子、抽打着尾巴的豹子，瓦季姆作为一个理智的人，应当找到一种如何与它为邻共处的方式。如果说还剩下几个月的话，那么怎样去卓有成效地度过这段时间呢？他应当把死亡作为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突如其来的新因素来对待。经过这样的分析，他发现，自己似乎已经开始跟它习惯了，甚至也不见外了。
最不正确的思路是一切从失去了什么出发，比方说：要是他能长寿，该有多么幸福，可以到哪些地方去，可以得到些什么。正确的态度是承认统计数据：总是有些人年轻时就死的。然而年轻时死去的人在人们的记忆中所留下的印象永远是年轻的。临死前所迸发出来的火花会永不熄灭。瓦季姆通过最近几个星期的沉思，悟出了一个重要的、乍看起来有点荒诞的道理：天才比庸才较为容易理解和接受死亡。可事实上，天才之死比庸才之死所失去的东西多得多！庸才非长寿而决不会满足。
当然，这样去想也是令人神往的：只要能坚持那么3年4年，在我们这个科技全面蓬勃发展、各种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的时代，是一定能够找到对付黑色素细胞瘤的有效药物的。但瓦季姆决定排除延长生命这种幻想，不去幻想痊愈，哪怕夜里也不在这毫无意义的念头上浪费时间，而是咬紧牙关，努力工作，在自己身后给人们留下新的找矿方法。
他希望以此来补偿自己的夭折，可以死而无憾。
是的，26年来，他体验到最充实、最丰满和最和谐的感觉，莫过于使时间过得有益这样一种感觉。正应该这样，把最后几个月的时间也最合理地度过。
瓦季姆正是怀着这样的工作热情，夹着好几本书走进病房的。
他估计，在病房里将遇到的第一个敌人就是广播喇叭，瓦季姆准备用一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手段跟它作斗争：先是说服邻近的病人，之后用针去造成短路，而必要时把插座从墙壁上挖掉。这非装不可的广播喇叭，不知为什么在我国到处都被视为文化普及的标志，其实恰恰相反，正是文化落后的标志，它只会鼓励思想上的懒惰，但是瓦季姆从未来得及说服任何人相信这一点。这喇叭不停的絮叨，以及穿插播送非你所要了解的新闻和非你所要欣赏的音乐，无异于盗窃时间和空耗精神，而这对那些思想上的懒汉来说是很方便的，对那些肯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来说则是无法容忍的。有了长生之道的傻瓜，大概除了听广播就不知该怎样消磨这无穷的日子了。
不过，瓦季姆走进病房之后，感到喜出望外的是没有发现广播喇叭！二楼别的地方也没有。（这项设施之所以省略了，是因为医院年复一年地等待搬迁——要搬到另一栋设备较好的楼房里去，那里必会配备完整的广播装置。）
瓦季姆想像中的第二个敌人是黑暗——熄灯早，开灯晚，离窗户远。不过，心胸开阔的焦姆卡把靠窗的床位让给了他，这么一来，瓦季姆从第一天起就适应了：跟大家一起很早就寝，天一亮就醒来开始用功，充分利用一天中最好和最安静的几个小时。
有可能成为第三个敌人的是，病房里过多的闲聊。事实上闲聊也的确不是没有。但总的说来，瓦季姆对病房里的人员组成还是满意的，这首先是从安静方面来看。
他对叶根别尔季耶夫最有好感，因为叶根别尔季耶夫几乎总是默默不语，对任何人都微微动一动他那厚厚的嘴唇和厚厚的脸腮、露出憨厚勇士般的笑容。
穆尔萨利莫夫和艾哈迈占也不讨人嫌，都很可爱。他们用乌兹别克语交谈的时候，一点也不妨碍瓦季姆，何况他们说话总是很审慎，心平气和。穆尔萨利莫夫看上去像一位富有智慧的老翁，这样的贤哲瓦季姆在山区经常碰到。只有一次穆尔萨利莫夫突然激动起来，相当生气地跟艾哈迈占争论不休。瓦季姆请他们翻译一下，到底争论什么。原来穆尔萨利莫夫对于在取名字方面的独出心裁——把几个词儿拼在一起作为一个名字一一一一又不满意。他断言，真正属于先知留下的名字只有四十个，其余的名字都是不正确的。
艾哈迈占也是个与人为善的小伙子。如果请他说话声音轻些，他总是马上就把声音压低。有一次瓦季姆给他讲埃文基人的生活，大大激发了他的想像力。一连两天艾哈迈占都在反复思考这种不可思议的生活方式，向瓦季姆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你说说，这些埃文基人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
瓦季姆即刻回答他，于是艾哈迈占便会几个小时沉浸在深思中。但是过后他又会一瘸一拐地走过来问：
“那么他们——这些埃文基人的作息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呢？”
第二天早晨他又问：
“你说说，他们每天都有什么任务呢？”
说埃文基人“就那么生活”，这种解释他不能接受。
常常来跟艾哈迈占下跳棋的西布加托夫，也是一个沉静而又有礼貌的人。明摆着，他没有多少文化，但不知为什么却懂得大声说话不体面，不应该。即使在跟艾哈迈占发生争论的时候，他的话似乎也会使对方镇静：
“这里的葡萄难道是真正的葡萄？这里的甜瓜难道也算是真正的甜瓜？”
“那你说，哪里有真正的？”艾哈迈占激动了起来。
‘境里米亚…你要是能去看一下就好了……”
焦姆卡也是个好孩子，瓦季姆看得出他不是个只会空谈的人。焦姆卡善于动脑子，也善于实践。诚然，他脸上没有天才的光辉烙印，当他听到某种出乎意料的思想时，他看上去似乎有点愁眉不展。学习的道路对他来说并不平坦，智力的开发也不轻松，但这种笨鸟先飞的人往往会大有作为。
鲁萨诺夫也没使瓦季姆受不了。这是个一生都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尽管没从天上把星星摘下来。他的见解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只不过不会深入浅出地表达，只会生硬地照本宣科。
科斯托格洛托夫起初给瓦季姆的印象并不好：过于粗鲁，喜欢嚷嚷。可后来发现这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并不傲慢，甚至还比较随和，只是他生活中充满了不幸，以致性情暴躁。看来，他的种种遭遇，根源也在于他那倔强的性格。他的病正在好转，也还来得及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只要他有这种决心，并能较为严格地要求自己。他主要的毛病是吊儿郎当，把时间都浪费掉了：一会儿在院子里漫无目的地徘徊，一会儿看看闲书，而且特别爱缠女人。
但在死亡的边缘上，瓦季姆无论如何也不会为追姑娘而分心。加尔卡在考察队等他，盼望着跟他结婚，但他已没有权利这样做，他属于加尔卡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他已经不再属于任何人了。
这就是必须全部清偿的代价。某种欲望一旦占据了我们的心，也就取代了一切其他的欲望。
要说病房里有使瓦季姆感到十分讨厌的人，这便是波杜耶夫。波杜耶夫凶悍、强横，可是一下子垮了下来，成了一个虔诚的理想主义的信徒。瓦季姆无法容忍并感到气愤的是那些宣扬顺从和爱他人的蛊惑性神话，其内容无非是要人们牺牲自己，傻乎乎地等候机会给素昧平生的人提供帮助。至于对方是游手好闲的懒汉还是招摇撞骗的坏蛋，则根本不管！这种空泛而乏味的所谓真理，同瓦季姆那富有朝气的坚毅性格，同他像孩上之箭急于贡献自己力量的愿望是格格不久的。要知道，他也是成竹在胸，决心只予不取，但不是小恩小惠，不是蹒跚地走一步，施舍一点，而是要建树辉煌的功勋，一下子献给全国人民和全人类！
因此，当波技耶夫出院，浅色头发的费德拉乌搬到他床位上的时候，瓦季姆倒是感到高兴。费德拉乌才算是真正的老实人，整个病房里没有谁比他还沉静的了！他会整天不说话，躺在床上忧郁地望着前方。作为一个邻居，倒是符合瓦季姆的愿望，不过后天——星期五就要把他带去动手术了。
他们俩一直保持沉默，不过今天终究谈起了生病的事，费德拉乌说自己曾经生过病，差点儿死于脑膜炎。
“噢！是撞伤引起的吗？”
“不，是感冒引起的。我在厂里热昏了，而他们用汽车送我回家的时候，路上头部吹了风。结果脑膜发炎了，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他叙述事情的经过时很安详，甚至还面带笑容，一点也不渲染那是多么可怕的一幕悲剧。
“怎么会热昏的呢？”瓦季姆问道，不过眼睛已经是斜着看书了，因为时光似乎已经流逝。病房里凡是谈起疾病，总是有人听。费德拉乌发现鲁萨诺夫的视线从房间的那边向这边投来，今天他的目光是温和的，费德拉乌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讲给他听的：
“厂里的锅炉发生故障，必须进行一次复杂的焊接抢修。但如果把蒸气全部放掉，让锅炉冷却，尔后再重新加温，就得一天一夜。厂长夜里派车来接我，说：‘费德拉乌！为了不影响生产，你穿上安全服，冒着蒸气爬过去抢修，行吗？’我说：‘既然需要，那我去修！’那是在战前，生产指标压得很紧，就得那么干。于是我就爬进去修了。干了一个半小时……怎么能推辞呢？在厂里的光荣榜上我一直名列前茅。”
鲁萨诺夫一面注视着他一面听，脸上露出赞许的表情。
“这是一个党员也值得自豪的行为，”他夸了一句。
“我本来就是……党员，”费德拉乌更谦逊、更沉静地微微一笑。
“过去是？”鲁萨诺夫纠正他。（这些人你一夸，他们就当真。）
“现在也是，”费德拉乌声音很轻地说。
鲁萨诺夫今天顾不得去细想别人的事情，没有心思跟别人争论或告诫他们要有自知之明。他自己的处境就极其不妙。但是对于明显的谎言又不能不加以纠正。而地质学家已经钻到书本里去了。于是鲁萨诺夫以微弱的声音沉着而清晰地说（他知道，别人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听，而且一定能听得见）：
“这不可能。您不是日耳曼人吗？”
“是日耳曼人，”费德拉乌点了点头，似乎有些沮丧。
“那不就对了吗？你们被遣送到流放地去的时候，党证都得被收去。”
“没被收去，”费德拉乌摇着头说。
鲁萨诺夫撇了撇嘴，只觉得说话很费力：
“这显然是疏忽了，匆忙中出了差错。您现在应当自己交出去。”
“不，决不！”尽管费德拉乌很腼腆，但却很执拗。“我带着党证有14个年头了，会有什么差错！当初曾把我们召集到区委会去，并且向我们讲得很清楚：‘你们仍然是党员，我们不会把你们同一般群众混为一谈。在流放人员监督处登记归登记，而你们的党费还要照样缴纳。你们不能担任领导职务，但在普通岗位上应起劳动模范作用。’事情就是这样。”
“这我可不知道，”鲁萨诺夫叹了口气。他的眼皮快要耷拉下来了，说话也感到十分困难。
前天打的第二针，一点也没见效：肿瘤没有消退，也未变软，还像一个铁疙瘩似的抵着他的下颌。今天，周身乏力的鲁萨诺夫，正躺在那里等打第三针，预料又将陷于痛苦的话妄。他跟卡芭已经商量好了，如果3针不见效，就去莫斯科，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已完全丧失了斗志，只在这时他才感到了无可幸免的前景：不管3针还是10针，在这里还是在莫斯科，只要药物对肿瘤不起作用，就会拿肿瘤没有办法。不错，肿瘤还不等于死亡，它可以留在身上，把人变成残废、畸形，使人卧床不起，但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毕竟没有看到肿瘤与死亡之间的联系，直到昨天为止。那个看了不少医书的啃骨者在昨天之前还没给别人讲解过，肿瘤会向全身扩散毒素，因而绝对不能让它留在体内。
此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一阵刺痛，于是他明白了，完全不理会死亡是不行的。昨天他在楼下亲眼看到人们怎样给一个手术后的病人用被单连头盖起来。现在他才明白他从护理员之间交谈中所听到的“这个人快盖被单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原来是这么回事！死亡在我们的心目中是黑色的，但这仅仅是它的前兆，而真正的死亡倒是白色的。
当然，鲁萨诺夫也知道，既然所有的人都免不了要死去，自己也终究有一天要安排后事。但那是在某个时候．而不是现在！某个时候死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此刻死去。
白色、冷漠的死亡以一条被单的面貌出现，裹着空虚无形的躯体，微着拖鞋，小心翼翼地悄然走近他，而遭到死亡偷袭的鲁萨诺夫，不仅无法同它斗争，甚至慌了手脚，一个主意也拿不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它是非法来到的，没有一条规定，没有一项指示能够保护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他惋惜起自己来了。他不忍想像，这样目的明确、蒸蒸日上、甚至可以说美好的生活，竟被这横飞而来的肿瘤石子破坏了，他的头脑怎么也无法承认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他是那么惋惜自己，简直眼泪都涌现出来了，视线也时刻变得模糊。白天他时而用眼镜掩盖眼泪，时而仿佛由于伤风而用手帕遮住。可这天夜里他却悄悄地哭了很久，在自己面前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从童年开始他就没有哭过，他不记得哭是怎么回事，更不记得哭出的眼泪有时会使内心变得轻松一些。他们未能推迟他的危险和不幸——癌症死亡也罢，归案重审也罢，面临的打针和新的调妄也罢，仿佛都把他抬到这些危险的一个新的台阶上。他似乎心里比较明朗了。
可他还很虚弱，很少翻身，不想吃东西。他是如此虚弱，甚至在这种状态里还找到了某种快慰，但却是不吉之兆，就像一个冻僵的人无力动弹一样。他似乎变得麻痹了，又像是被棉花堵住了耳朵的聋子，不再怀着平时那种满腔的公民热血去对待周围的事物了——跟丑恶的错误现象作不调和的斗争。昨天，啃骨者还向院长谎称自己是垦荒者，可只要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开口，说两句话，啃骨者就会马上从这里滚蛋。
可他什么也没说，自始至终沉默。从公民觉悟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应该的，他的职责就是戳穿谎言。但不知为什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竟然没有说话。这倒不是因为没有说话的力气了或者害怕啃骨者会报复，不，不是因为这个。而似乎是他根本就不愿说话，仿佛病房里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都跟他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相干。甚至还有这样不可思议的感情，认为这个爱嚷嚷的鲁莽汉子归根到底也是个成年人了，有他自己并不怎么幸福的命运，那就让他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吧，尽管他时而不许熄灯，时而蛮不讲理地打开通风小窗，时而又不知趣地首先去拿没人碰过的干净报纸。
而今天啃骨者就更出丑了。化验室的一个姑娘来统计选民名单（病人在医院里也要参加选举），她向大家收身份证，所有的人都交了身份证或集体农庄的证明，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却什么证件也没有。化验员自然感到惊讶，一定要他出示身份证。就这样，科斯托格洛托夫居然大吵大闹了起来，说她应该具备起码的政治常识，流放者有各种各样，她不妨打电话到某处去问；说他有选举权，不过万不得已他也可以不参加投票。
这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才意识到，自己邻床的这个人是怎样一个胡搅蛮缠和不可救药的家伙！但是，这本该使鲁萨诺夫感到后怕，后悔自己住进这所医院无异于陷入一个贼窝，竟然躺在这样的人中间，可他反倒缺乏斗志，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让科斯托格洛托夫爱怎样就怎样好了；让费德拉马爱怎样就怎样好了；让西布加托夫爱怎样就怎样好了。让他们所有这些人都在这里治病好了。让他们都活着好了，只要他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能活下来就行。
裹着白色被单的死神在他前方耸立着。
让他们都活着好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不再去追问他们的老底，不再去审查他们。不过这得有个条件，那就是他们也不得探听他的底细。任何人都不得算老账。过去的就算过去了，如今再去翻老底，看18年前谁在哪方面犯了错误，也是不公正的。
从穿堂里传来了护理员内利妞刺耳的声音，全院只有她才有这样的尖嗓门。这是她大约隔着20米在问谁，甚至任何称呼都不喊：
“喂，这双提亮的皮鞋值多少钱？”
对面那个姑娘回答了什么，倒是听不清楚，接着又是内利妞在喊：
“暧呀呀，我要是穿上这双鞋，成群的花花公子就会围着我转！”
对方大概并不完全同意，内利妞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噢，一点不错！我头一回穿卡普隆丝袜的时候，喜欢得不得了。可是谢尔盖扔了根火柴，马上就烧了个窟窿，这畜生！”
这时她拿着刷子走进了病房，问道：
“赔，小伙子们，听说昨天已经把地板彻底擦洗过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稍稍擦洗一下了，是不是？……哦，对了！有一条新闻广她想起来了，便指着费德拉乌得意洋洋地宣布：“你们这儿的那个人已经盖上被单了！一命呜呼啦！”
连亨里希·雅各博维奇这样沉得住气的人也耸了耸肩膀，觉得很不自在。
大家没明白内利妞的意思，于是她又继续解释：
“赔，就是那个有麻子的！脖子上缠着老粗的绷带！昨天在火车站上。靠近卖票的地方。现在已把尸体运来解剖了。”
“天哪！’鲁萨诺夫吃力地说。“您讲话怎么一点也不讲究分寸，护理员同志！这类令人丧气的消息您何必传播呢？”
病房里都陷入了沉思。这倒是真的，叶夫列姆动不动就提到死，看来他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就在这条通道上他经常停住脚步，从牙缝里吐出话来正告大家：
“咱们的事情可真有点不妙啊！……”
然而，大家毕竟没有见到叶夫列姆走的这最后一步，他离开医院时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活生生的。可是现在不得不想像，前天那个人还在这通道上踱来踱去，此刻已躺在太平间里，正面腹部被开膛，像一截胀裂了的灌肠。
“你最好能给我们讲点什么开心的事儿！”艾哈迈占对她说。
“叫人开心的事儿也有，我讲出来，准会让你们笑痛肚皮。不过，有点不怎么体面……”
“没关系，讲吧！讲吧！’”
“对了！”内利姐又想起了什么。“好乖乖，叫你去照爱克斯先呢！叫你，叫你呀广她指着瓦季姆。
瓦季姆把手中的书搁在窗台上。他两手扶着病腿，小心翼翼地使它着地，然后又放下另一条腿。他朝门口走去。要不是这条不听使唤、得时时当心的病腿，他的身段可说完全跟芭蕾舞演员一样。
他听到了波杜耶夫的死噩，但没觉得惋惜。对于社会来说，波杜耶夫没什么价值，就像这个举止放肆的护理员一样。而人类的价值，归根结底，不在于可怕增长的数量，而在于至臻完美的质量。
这时化验员拿着一份报纸走了进来。
而跟在她后面的是啃骨者。他眼看就要把报纸抢过去。
“给我！给我！”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伸出一只手，声音微弱地说。
他总算拿到了报纸。
眼镜还没有戴上他就已经看到，整个头版都是大幅照片和大字标题。他不慌不忙地把身子垫高些，不慌不忙地戴上眼镜，看到了他预料之中的事情——最高苏维埃会议闭幕了：主席团和会议大厅的巨幅照片，紧接着便是用大字排出来的最新的重要决议。
这些决议的字体如此醒目，使人不必再去翻找某段不引人注目、但却意味深长的阐述。
“什么？？什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控制不住自己，尽管他不是在跟这病房里的任何人说话，面对着报纸如此惊讶和发问，毕竟有失体面。
原来，头版头条用大字刊登的是：部长会议主席格·马·马林科夫自动请求解除他的职务，最高苏维埃一致通过满足这一请求。
鲁萨诺夫本以为是通过预算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他感到浑身疲软，报纸也从他的两手中掉落了。他无法再往下看了。
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每个人都能看明白的指示，他却无法看懂了。但他知道，发生了转折，而且是重大转折！
好像是在极深极深的地底下，共处的地质岩层发出了咕啥啥的响声，只是在自己的范围内产生了轻微的颤动，可这一下却震撼了整个城市、医院乃至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病床。
但是，身穿刚刚熨过的白长衫的汉加尔特医生却面带鼓励的笑容，拿着注射器，从门口迈着轻软、平稳的步子向他走来，根本没有觉察房间和地板曾发生过震动。
“喂，打针吧！”她和蔼地对他说。
科斯托格洛托夫从鲁萨诺夫腿旁把报纸扯了过去，也立刻着到了这条消息。
看过这条消息之后，他站了起来。他坐不住了。
他也不明白这条消息的确切的全部涵义。
不过，既然前天最高法院全部改组，今天又更换了部长会议主席，那就是说，此乃历史的步伐！
不能想像，也不能相信，历史的步伐会引向更坏的地方。
还是在前天他就用两手按住想要跳出来的心，不准自己相信，不准自己抱什么希望！
但过了两天，还是贝多芬那4下有提示意味的叩门声仿佛响彻天空，震动耳鼓。
然而病人们却安静地躺在床上，居然没有听见！
薇拉·汉加尔特还是那么安详地把思比兴注入鲁萨诺夫的静脉。
奥列格匆匆地跑了出去——散步去了！
到广阔的天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