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这一天，外面阴沉晦暗，寒冷的细雨下个不停，但病房里却五光十色，变化异常：昨天晚上在同意开刀的单子上签了字的焦姆卡，要搬到楼下外科病房里去，这里又塞进来两个新的病号。
第一个新病号正好占用焦姆卡的床位——在靠门口的那个角落里。这个人是个高个儿，但佝偻得厉害，脊背不直，容颜苍老。他的两只眼睛如此浮肿，下眼睑如此低垂，以致一般人呈椭圆形的眼窝在他竟变成了圆圈。而在这圆圈里，眼白显得病态泛红，而淡褐色的虹膜环也由于下眼睑的下垂而显得特别大。这老人似乎是怀着令人不愉快的专注神情，用这双又大又圆的眼睛在仔细打量所有的人。
最近一个星期，焦姆卡的病情已变得使他不能忍受了：他的那条腿一刻不停地疼，仿佛抽筋折骨似地，他已不能睡觉，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强忍着不叫喊，以免惊动别人。他被折腾到这等地步，简直不再认为那条腿是他生命中的无价之宝，而成为可诅咒的负担，只想尽快摆脱它，以求轻松些。一个月以前被他视为生命之终结的截肢手术，现在被看作是得救之道了。
焦姆卡虽然在同意手术签字之前已同病房里所有的病号都商量过了，但是今天他把包裹结扎好了跟大家告别的时候，还是有意识地让大家能够再安慰他几句，说几句使他宽心的话。于是，瓦季姆也只好再重复一下自己已经说过的话，什么焦姆卡能这样简便地解决问题，可说是够幸运的了；什么他瓦季姆要是能跟他对换一下，还求之不得呢。
然而焦姆卡还是有保留意见：
“那是用锯子在锯骨头。就那样锯来锯去，像锯圆木一样。据说，无论处在哪种麻醉状态都能听得见。”
但瓦季姆不善于、也不喜欢多劝：
“反正你不是头一个。别人经得住，你也受得了。”
在这一方面，如同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瓦季姆是公正而又严于律己的：他不要求别人安慰自己，也受不了那种安慰。任何安慰本身都含有某种宽容的、信仰上帝似的味道。
瓦季姆还同刚到此地时一样精神专注、懂得自爱和彬彬有礼，只是在山区晒黑了的皮肤渐渐变得颜色浅了，再就是嘴唇往往因疼痛而微微颤动，前额因焦躁和困惑而受到牵动。在这之前，他只是口头上说还能活8个月罢了，而事实上还是照样骑马，飞莫斯科，跟切列戈罗德采夫会见，内心深处还是相信能闯过这一关。但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月——那8个月中的一个月，说不定已不是那8个月中的第一个月，而是第三个或者第四个月了。走路一天比一天疼得厉害，很难设想还能再骑上马到野外去。疼痛已波及到腹股沟。带来的6本书他已经看完了3本，但原先认为根据水情可以找到矿藏（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的信心不足了，因而他已不是那么坚持不懈地看书了。打的问号和惊叹号也不那么多了。瓦季姆一向认为，要是一天的时间总感到不够用，排得满满的，那才是生命没有虚度的最好标志。但现在他似乎感到一天的时间够用了，甚至绰绰有余，而感到不够的是生命。他能像弦一样绷紧的工作毅力松弛下来了。他已不是经常一清早就醒来，在安静的环境里看书了，而常常是就那么蒙头盖脑地躺着，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想法：也许认输，就此拉倒，要比奋斗来得轻松。这里俗不可耐的环境、愚蠢无聊的谈话使他感到荒唐和可怕，他恨不得打破自己一向认为光彩的自持力，像野兽面对陷阱那样嚎叫：“玩笑也算开够啦，松开我的腿！”
瓦季姆的母亲奔走了4个高于接待室也没有弄到胶体金。她从俄罗斯带来了恰加，跟这里的一位女护理员讲好了，让她每隔一天把煎好了的几罐药汁带给瓦季姆，她自己则又飞到莫斯科去了：到另外一些接待室去弄那种胶体金。她不甘心眼看某个地方存放着放射性金，而儿子的肿瘤转移却要渗透到腹股沟。
焦姆卡也走到科斯托格洛托夫跟前，说几句或听几句临别的话。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自己的床上斜躺着，两条腿搭在床架子上，而脑袋则从床垫上向通道倒垂。这样，对焦姆卡来说，他是颠倒的，而焦姆卡对他来说也是颠倒的。科斯托格洛托夫伸出一只手，轻声地（现在他感到大声说话很困难，会使肺底下震痛）道出临别赠言：
“别害怕，焦姆卡。我看到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回来了。他三下五除二就会把手术做好。”
“真的吗？”焦姆卡的神情变得开朗了。“你亲眼看到的？”
“亲眼看到的。”
“那就好了！……我总算等到他回来了，那就好！”
的确，只要那位两只胳膊显得很长的大高个子外科大夫在医院里一出现，病人们的精神便会为之一振，仿佛恍然大悟：这里整整一个月正是少了这位又高又瘦的人人。如果允许外科人夫一个个从病人们面前走过去，然后让病人们自己挑巡．那人概会有很多人登记要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做手术。可他在医院由老是显得无精打采，连他的这种表情也被人们这样理解：今八个是手术日。
对焦姆卡来说，虽然叶夫根尼她·乌斯季诺夫娜没有任例不好的地方，虽然娇小的叶夫根尼妞·乌斯季诺夫娜是位出色的外科医生，但躺到列夫·列昂尼多维奇那双长臂猿般多毛的手下，情绪就会完全不一样。不管结果怎样，能不能得救，反止这位大夫不会出什么差错，这一点，不知为什么，焦姆卡深信不疑。
病人同外科大夫的亲近为时很短，但是却比跟自己的父亲还亲近。
“怎么，那位外科大夫很好吗？”眼睛浮肿的新病人从原先是焦姆卡的床上闷声闷气地问。他的神态显得惶惑，似乎茫然不知所措。他怕冷，甚至在屋里也把绒市长衫罩在睡衣外面，或子没扣上，也没把腰带系上。这老头左顾右盼，仿佛他是在自己家里被夜间的敲门声惊醒，刚从床上下来，也不知祸是从哪里来的。
“啄——！”焦姆卡啤叫了一声，神情愈来愈开朗，愈来愈满意，仿佛他这次手术一半已经成功。“那可是把好手！让人一百个放心！怎么，您也要动手术吗？您得的是什么病？”
“也要，”新病人只简单地这样回答，仿佛没听全整个问话。他脸上没有受到焦姆卡轻松神情的感染，他的呆滞的大眼睛没有丝毫变化——不知是过于专注，还是完全视而不见。
焦姆卡走了，有人给新病人铺好了被褥，他坐到床上，身体靠着墙壁，又默默地瞪着他那显得很大的眼睛。他并不转动眼珠，而是盯住病房里的某一个人就那么久久地望着。尔后又把整个脑袋转过去瞧另一个人。也有可能视线从旁边掠过。他对病房里的任何动静都毫无反应。他不说话，不问也不答。一小时过去了，从他口中所探听到的仅仅是：他来自费尔干纳。再就是听护士说，他姓舒卢宾。
他简直是一只猫头鹰，鲁萨诺夫一下子就认定这双动也不动的呆滞的圆眼睛像猫头鹰的眼睛。病房里的气氛本来就令人不快，而这只猫头鹰可说来得又很不合时宜。他阴郁地盯着鲁萨诺夫，瞧得那么久，简直使鲁萨诺夫浑身难受。他对所有的人都这样盯着看，似乎这里大家都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他们病房里的生活已不可能像原来那样自然地进行了。
昨天，给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打了第十二针。他对这种针剂已经适应了，不再陷入指妄，但他经常感到头痛和虚弱。最主要的是已经搞清楚了他没有生命危险，不消说，那是一家人的一场虚惊。肿瘤已缩小了一半多，而依然留在脖子上的那一部分也变软了，虽然碍事，但没有多大影响，头部已逐渐能自由活动了。剩下的问题只是虚弱。虚弱倒是能够忍受，就这一点来说，甚至还别有乐趣：爱躺多久就躺多久，看看《星火》画报和《鳄鱼》杂志，喝点滋补剂，如果想吃就挑好吃的吃，跟知心人聊聊天，听听收音机——不过这都是回家以后的事。要不是东佐娃医生每次都用手指生硬地在他腋下触摸，像用棍子戳似的，那就只不过是剩下虚弱问题了。她在寻找什么，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月的时间，是能够猜到她在寻找什么的：第二个新的肿瘤。有时她还把他叫到诊室里去，让他躺下，然后摸腹股沟，同样是那么戳得人受不了。
“怎么样，会转移吗？”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安地问。他那由于肿瘤的消退而产生的整个喜悦神情顿时蒙上了阴影。
“治疗的目的正是为了不出现这种情况！”东佐娃摆了摆脑袋。“不过还得打好多针才行。”
“还要打多少针？”鲁萨诺夫吓坏了。
“这要看情况需要。”
（眼生从来不把话说死。）
打了12针他就已经那么虚弱了，面对他的验血单医生们都直摇头，然而还得经受多少针啊？骂也没有用，病还是那么我行我素。肿瘤虽然缩小了，但真正高兴还为时尚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日子过得没精打采，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好在啃骨者也老实了，不再嚷嚷和顶撞别人，现在看得出来他已经不装腔作势了，疾病也降伏了他。他愈来愈经常地把头部往下倒垂，眼睛眯缝起来，就那么久久地躺着。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则经常服用头痛药粉，用湿毛巾敷前额，闭上眼睛避光。他们就这样并排躺着，相安无事，躺上几个小时也不发生口角。
在这一期间，宽阔楼梯平台（那个老是离不开氧气袋的小个子病号已从此处被送进了太平间）的上方挂起一幅标语——照例是白字写在长长的红布上：
病员们！不要互相谈论你们的疾病
毫无疑问，用这样的红布，在这样显著的地方，悬挂庆祝十月革命节或五一节的口号会更体面些，不过对于住在这里的病号来说，这一号召也是很重要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已有几次根据它来制止病人说些使人丧气的话。
（总的说来，从国家的角度考虑，比较正确的做法是，不要把肿瘤病人集中在一起，而应该把他们分散在普通医院里，这样他们就不会互相吓唬了，也可以不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这样就更为人道些。）
病房里人员经常变更，但从来没有人进来时高高兴兴的，都是神色沮丧、疲惫不堪。只有已经扔掉了拐棍即将出院的艾哈迈占，经常咧着嘴笑，露出洁白的牙齿，但他只会自得其乐，不善于使别人开心，所以，说不定反而只会引起别人的妒忌。
今天，在那个阴郁的新病人来到之后约两个钟头，时间是灰蒙蒙的下午，大家都各自躺在床上，被雨淋湿的窗玻璃透不过多光亮光，还是在午饭之前人们就想打开电灯，希望夜晚早点来临；就在这时，忽然有一个身材不高、非常活跃的人迈着迅速、稳健的步伐，赶在护土的前面走进了病房。他甚至不是走了进来，而是急冲冲地闯了进来，仿佛他知道这里已整好了队列准备欢迎他，而人们等他都等累了。可是，看到大家都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他十分惊讶地停住了脚步。甚至还吹了一声口哨。于是他带着狠狠责备的意味颇富兴致地说道：
“喂，弟兄们，你们怎么都像落汤鸡似的？你们都能着腿干什么？”虽然他们并没准备欢迎他，可他还是以半军人的手势向大家致意，仿佛是来上了一个敬礼，介绍说：“我是恰雷，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诸多关照！稍息！”
他脸上没有癌症病患者的倦容，而是洋溢着乐观、自信的微笑，于是有几个人对他也报以微笑，其中包括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个月来，鲁萨诺夫都是跟愁眉苦脸的呻吟者在一起，这会儿似乎才算来了个像样的人！
“就这样吧，”他谁也没问，凭着一双敏锐的眼睛看准了自己的床位，马上迈着有力的步伐走过去。这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旁边的一张床，先前属于穆尔萨利莫夫。新来的这位病人走进靠近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床边的通道。他坐到床上，晃了晃身于，床轧轧作响。他下了个断语：“30％可以折旧了。院长用不着逮老鼠。”
他开始安放自己所带的东西，不过也没什么要安放的，两只手里什么也没有，一只口袋里是剃刀，另一只口袋里是一包方整的东西，但那不是香烟，而是一副纸牌，几乎还是新的。他把纸牌掏了出来，手指在上面弹了弹，一双机灵的眼睛望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问道：
“您玩吗？”
“有时也玩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坦率地承认。
“朴烈费兰斯？”
“很少玩。多半是玩‘傻瓜’。”
“这算不上玩牌，”恰雷严肃地说。“那么什托斯呢？文特呢？扑克呢”
“都不在行！”鲁萨诺夫窘迫似地把手一挥。“当初没时间学。”
“在这儿就能教会您，还用到哪儿去学？”恰雷兴致勃勃地说。“常言道：你不会就教会你，不愿学就逼你学！”
说完他笑了。就他的脸盘来说，鼻子显得太大——这是一个软绵绵、有点发红的大鼻子。但正是因为这个大鼻子，他的脸才显得朴实、使人产生好感。
“没有比玩扑克更有意思的了！”他以权威的口气宣称。“下赌注全凭运气。”
他已不怀疑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会成为牌友，接着就环视四周，继续物色别的人。但附近没有人能使他产生希望。
“我来！我愿意学！”艾哈迈占在背后喊道。
“好，”恰雷表示赞许。“你去找一件东西来，可以当桌子，放在两张床铺之间。”
他转过脸来继续环顾，看到了舒卢宾呆滞的目光，看到还有一个乌兹别克人缠着粉红色的头巾，下垂的胡须有如根根银丝；而就在这时内利她带着水桶和抹布走了进来，准备擦洗地板，可她来得不合时宜。
“噢——噢！”恰雷马上表示赞赏。“好一位大底盘姑娘！喂，你过去在哪儿？我跟你一块儿荡秋千是最合适不过了。”
内利哑撅起厚厚的嘴唇，这样算是她在微笑：
“那又怎么了，现在也不算晚呀。不过你是病号，那怎么行呢？”
“肚皮贴肚皮，什么病都能去，”恰雷把话说白了。“莫不是你见到我就胆怯了？”
“你身上还能有多少男子汉的东西！”内利娘打量着他。
“别担心，足够你消受的！”恰雷使她下不了台。“那就赶快擦洗地板吧，我倒是愿意正面瞧瞧你！”
“瞧就瞧吧，这不收钱，”内利妞十分大方地说，接着就把湿抹布啪的一声扔到头一张床铺底下，弯下腰去擦洗。
这个人也许根本没有病？从外表看他没有病痛的地方，脸上也现不出体内哪儿疼痛。莫非他是靠意志的命令那样硬挺着，以便做出病房里所没有的、但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所应该给自己树立的榜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带着羡慕的目光望着恰雷。
“您是什么病？”他悄声问，不让别人听见。
“我吗？”恰雷抖动了一下身子。“息肉！”
息肉是怎么回事，病人中谁也说不清楚，但往往在这个人或那个人身上会生出息肉来。
“怎么，不感觉到疼吗？”
“正是因为疼我才到这里来了。不是说要切除吗？请吧，有什么好拖延的？”
“那东西长在您什么地方？”鲁萨诺夫还是那么满怀着敬意地询问。
“大概是胃上吧！”恰雷满不在乎地说，脸上还带着笑容。“总而言之，胃得开刀。要切除四分之三。”
他把手掌比作刀子做了个剖腹的动作，同时眯缝起眼睛来。
“那怎么行？”鲁萨诺夫十分惊讶。
“没关系，我能适应的！只要伏特加渗得进去就行！”
“您可真是想得开，挺得往！”
“亲爱的邻居，”恰雷点点头，他那目光率直的眼睛和有点发红的大鼻子显得很和气。“要是不想见阎王，就不应该心情沮丧。病最好少说，少说少烦恼。我劝你也想开点！”
这时正好艾哈迈占拿来了一块胶合板。他们把胶合板放在鲁萨诺夫和恰雷的床铺之间，还挺好，稳稳当当。
“这才有点文化娱乐，”艾哈迈占十分高兴。
“把灯打开！”恰雷发布命令。
灯打开了。气氛变得更加愉快。
“还缺一个人，谁来？”
第四个人似乎还物色不到。
“没关系，您先就那么给我们讲好了。”鲁萨诺夫兴致很高。瞧，他坐在那里，像个健康人似的，两腿垂到地板上。脑袋转动时，颈部的疼痛比以前轻多了。胶合板不过是块胶合板罢了，可是在他看来，简直就是一张小小的牌桌，被天花板上射下来的欢快的强光照亮。红黑花色在纸牌光滑的白色衬底上显得十分清晰醒目。也许，的确应当像恰雷那样对待疾病，说不定那样一来疾病当真会自然而然地好转？干吗要哭丧着脸呢？干吗要老是往坏处想呢？
“那就讲吧，还等什么呢？”艾哈迈占催促道。
“好吧，”恰雷以放电影胶片的速度使全副纸牌从自己那有把握的手指中间过了一遍：不需要的剔到一边，需要的留下。“要用的牌是从95gA。花色的顺序是：梅花、方块、红心和黑桃。”他把每一种花色都叫艾哈迈占看一看。“懂了吗？”
“是的，懂了！”艾哈迈占十分满意地回答说。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把选出来的牌时而弄弯弹响，时而稍稍一洗，继续讲解：
“每人分到手5张牌，其余的放在中央。现在要弄清楚牌的大小和顺序。组合是这样进行的：对子。”他给看了看。“两副对子。顺子——也就是5张牌依次相连。像这样就是。或者这样也是。接下来便是3张同点。再就是富尔……”
“谁是恰雷？”有人在门口问。
“我是恰雷！”
“到楼下去吧，您妻子来了！”
“带没带提兜，您没看见吗？……好吧，弟兄们，暂停。”
他精力充沛、无忧无虑地向门口走去。
病房里静了下来。电灯像晚上一样亮着。艾哈迈占回到了自己床上。内利妞很快就洒了一地的水，大伙都得抬起腿把脚搁到床上。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躺了下来。他总是感觉到那只猫头鹰从角落里投过来的目光——带着指责似的从侧面死死地压迫着他的头部。为了减轻这种压迫，他问：
“您呢，同志，是什么病？”
但是，那个阴郁老头甚至没有迎着问话的人做出任何有礼貌的表示，仿佛那不是在问他。他那泛红的钱褐色的圆眼睛似乎是从鲁萨诺夫的脑袋旁边望了过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等他回答，就开始逐张查看手中那光滑的纸牌。就在这时他听到低沉的声音：
“同样的东西。”
跟什么是“同样的东西”？愚昧无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现在不再看他了，只顾仰卧在床上，就那么躺着寻思。
恰雷的到来和玩纸牌的事使他分了心，本来他在等报纸。今天这个日子太令人难忘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根据报纸可以对未来做很多预测。而国家的未来也就是你个人的未来。报纸会不会整个版面都加上黑框？还是只加在头一版上？照片占通栏还是占四分之一的版面？标题和社论会用什么样的措辞？自从2月份撤换了一大批人以后，这一切就格外意义重大。要是像平时那样上班，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倒是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一些消息，可是在这里，消息的推一来源就是报纸。
内利妞在床与床之间挤来挤去，任何一条通道都容纳不下她。但她擦洗得很快，瞧她快收尾了，马上就会把横贯整个病房的那条通道擦完。
瓦季姆照完了爱克斯光回来，就沿着这条通道走进病房，他小心翼翼地挪动着那条病腿，面部不时由于疼痛而受到牵动。
他随身带着报纸。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向他招手：
“瓦季姆！到这儿来坐一会儿。”
瓦季姆停住脚步，踌躇了一下，随后拐进鲁萨诺夫床边的那个通道，坐下来时两手稍稍提着那条裤腿儿，免得擦到痛处。
看得出报纸已被瓦季姆打开过，现在折得跟刚到时不一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接到报纸，马上就发现版面的四周没有黑框，第一版上也没有照片。他急忙往下翻，仔细察看，报纸飒飒响，但是直翻到最后一版，哪儿也没找到照片、黑框或大的标题，似乎根本没有什么文章？！
“没有？什么也没有？”他问瓦季姆，可是不敢说出究竟没有的是什么。
他跟瓦季姆素昧平生。虽然瓦季姆也是个党员，但是还太年轻，也不是领导干部，而只是一个方面的专业工作者。很难想像他头脑里可能装些什么。不过有一次他倒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十分放心：病房里在谈论一些民族被集遣的事，瓦季姆从他的地质学书本上抬起头来，朝鲁萨诺夫看看，耸了耸肩膀，悄声对他一个人说：“那就意味着，总是有点问题。在我们国家，不会无缘无故让人流迁。”
就是通过这句正确的话，可以看出瓦季姆的聪明和思想上的坚定。
看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看错人！此时他无须向瓦季姆解释自己指的是什么，瓦季姆本人已经先找过了。他还把鲁萨诺夫由于激动而没有留意的一篇底栏文章指给他看。
这是一篇普普通通的底栏文章。一点也不引人注意。没有任何照片。只不过是科学院院士写的一篇文章。而且，不是为逝世两周年而写的纪念文章。没提全民的悲痛！没提他“活着并将永世长存”！而是关于“斯大林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若干问题”。
难道仅此而已？难道只是“若干问题”？仅仅是这些问题？建设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谈到建设？这样也可以写有关防护林带方面的文章9赫赫战功哪里去了？哲学天才在哪儿？科学泰斗哪里去了？全民敬爱何以不提？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皱紧了额头，怀着痛苦的心情透过眼镜望着瓦季姆那黝黑的面孔。
“这怎么可能呢？…，”他谨慎地扭过头去看看背后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看来，科斯托格洛托夫是睡着了：眼睛闭着，头还是那么倒垂着。“两个月以前——才两个月，可不是吗？——您该记得，是诞生75周年！一切都还按过去那样：巨幅照片！大字标题——《伟大的继承者》。可不是吗？……啊？……”
不，甚至不是危险，不是由此而产生的威胁到还活着的人们的那种危险，而是忘恩！忘恩——这才是此刻最使鲁萨诺夫痛心的事情，仿佛他自己的个人功绩、他自己的无可非议的品德被唾弃、被否定了。既然震撼世纪的光荣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被啃啮殆尽，既然最最敬爱的、最最英明的、你所有的顶头上司以及上司的上司都得服从的那个人，在24个月之内就被推倒了，被压在底下，那还有什么指望？还有什么靠得住？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恢复健康？
“是这么回事，”瓦季姆说得很轻，“形式上前不久颁布过一项规定，不纪念逝世日，只纪念诞辰日。但是从文章本身来看，毫无疑问…”
他怏怏不乐地摇摇头。
他似乎也有一种委屈的感受。首先是为死去的父亲不平。他记得父亲是多么热爱斯大林！——不消说，超过对他自己的爱（父亲从来不为自己谋求什么）。也超过对列宁的爱。而且无疑超过对妻子和儿子的爱。提起家庭时他可以心平气和、谈笑风生，可是，提起斯大林时他却从来不是这样，他的声音都会发抖。斯大林的像，一张挂在父亲书房里，一张挂在吃饭间里，还有一张挂在孩子房间里。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始终看到墙上那两道浓眉、那浓密的胡髯、那庄重的面容，这面容似乎永远与恐惧和轻浮的欢乐无缘，其全部感情都压缩在一双黑眼睛的丝绒般的光泽中。还有，斯大林发表的每一次讲话，父亲都总是自己先从头到尾读过，然后选几段念给孩子们听，给他们讲解：这里，思想是多么深刻，阐述得多么精辟，而且，用的是多么纯正的俄语。后来，父亲已经去世，瓦季姆也长大了，他才开始感到那些讲话的语言似乎淡而无味，而思想一点也不凝练，倒是可以用简短得多的方式表达，像原先那样的篇幅本来是可以包含更多的思想的。他心中那么想，嘴上却怎么也不会说。他觉得，口头上还是以表达从小养成的崇敬之情较为合乎道理。
伟人逝世的那一天，瓦季姆还记忆犹新。老年人、青年人。孩子们都哭了。姑娘们号啕大哭，小伙子们默默地抹着眼泪。从泪水汇成的这片汪洋大海来看，似乎不是死了一个人，而是整个宇宙裂开了一道缝隙。给人的感觉是，纵使人类能熬过这一天，继续存在的日子也不会太久。
可是到了两周年的时候，连表示悼念的黑框也没有花费油墨印上。甚至找不到这样一句普通的温暖的话：“两年前与世长辞……”而上次大战中无数战士正是喊着那个人的名字冲锋陷阵，作为他们说完人生的最后一句话而倒下的。
倒不是仅仅由于瓦季姆从小受到了那样的教育（习惯他能够改变），而是全部理智要求他考虑，对这位死去的伟人应当表示敬意。那伟人是光明的化身，他放射的光辉让人确信明天不会脱离先前的轨道。他提高了科学的地位，提高了学者的地位，把他们从工资、住房等琐事中解放了出来。科学本身也要求他的稳定性、他的一贯性：即使明天也不要出现任何动荡，不要迫使学者们分散精力，脱离他们那最有贡献。最有意义的工作，而去处理社会结构方面的一些纷争，去教育低能儿，去说服笨蛋。
瓦季姆心情忧郁地拖着自己的那条病腿回到床位上去。
这时恰雷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带着一提兜吃的东西。他把各种食品—一放进自己的床头柜里，那床头柜是放在另一边，不是放在靠鲁萨诺夫这边的通道头上，他一边放一边谦和地笑着说：
“趁胃还没切除的这最后几天能吃就吃！要不，往后光剩下肠子，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鲁萨诺夫真是无限羡慕恰雷：这才是乐观主义者！这才是好样的！
“醋渍番茄……”恰雷继续在往床头柜里放食品。他用手指直接从瓶子里捞出一只来吞了下去，眯缝着眼睛说：“啊，真棒！……
嘿，还有小牛肉。煎得多嫩，一点也不干硬。”他碰了碰，舔舔指头。“好一双女人的巧手！”
“这么说，您无疑是本地人，’他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
“不，我不是本地人。我只是经常到这里来出差。”
“那就是说，您爱人在本地？”
但这话恰雷没听过去，他把空提兜拿走了。
回来后，他打开床头柜，眯缝起眼睛往里面瞧了瞧，又吞下一只番茄，接着就关上了柜门。得意地晃了晃脑袋。
“喂，刚才咱们讲到哪儿啦？现在接着来。”
在这段时间里艾哈迈占已找到了第四个牌友——楼梯上的一个哈萨克青年。其时艾哈迈占正坐在自己床上，用俄语加上手势绘声绘色地向这个哈萨克青年讲述，我们俄国人怎样把土耳其人打得狼狈逃窜（昨天晚上他到另一栋楼去看了电影《攻克普列文》。现在他俩都走过来，又把那胶合板安放在两张床铺之间，兴致比刚才更高的恰雷，用一双灵巧的手迅速地理着纸牌，让他们看各种样板：
“就是说，刚才讲到富尔，对吗？富尔就是手中的牌正好凑到三张同点，再加一个对子。懂了吗，车臣人？”
“我不是车臣人，”艾哈迈占摇了摇头，不过并没生气。“参军以前我才算是车臣人。”
“那好。接下来是同花。这就是指5张牌都是同一花色。再往下是4张同点，第五张随便什么都可以。然后是小同花顺子。就是同一花色的顺于牌，从9到K。瞧，就是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还有大的，叫大同花顺子……”
并不是一下子就能什么都明白，不过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要他们相信，在玩的过程中会更清楚是怎么回事。而主要的是，他如此好心好意地讲解，讲得那么亲切，口齿那么清楚，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由衷感到温暖。这样一个可亲可爱的人，这样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医院的大病房里遇到！瞧，他们围坐在一起，形成一个多么团结友好的集体，这样一小时接一小时地玩牌，每天都可以玩下去，何必去想疾病呢？何必去想其他不愉快的事情呢？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是对的！
鲁萨诺夫刚想预先说明：在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牌的打法时，不赌钱，——忽然门口有人问：
“谁是恰雷？”
“我是恰雷！”
“到楼下去，您妻子来了！”
“呸，这娼妇！”马克西姆嫩得罗维奇并无恶意地华了一口，“我对她说过了，星期六不要来，星期日来。差点儿没撞车！……
咯，对不起，弟兄们。”
牌又没玩成，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走了，而艾哈迈占和那个哈萨克青年把牌先拿去复习，练着玩。
于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又想起了肿瘤和3月5日，从角落里感觉到猫头鹰那不以为然而又紧盯不放的目光，可是转过身去，却看到啃骨者睁着的眼睛。这人根本没有睡着。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这段时间里根本没睡，当鲁萨诺夫和瓦季姆寨寨奉寒翻阅报纸和窃窃私语的时候，他每句话都听见了，故意不睁开眼睛。他很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听听瓦季姆怎么说。现在他已用不着把报纸拿过来打开看了，一切都已清清楚楚。
又突突地跳起来了。心突突直跳。心在揭一扇铁门，这门本来永远不会打开，可是现在却发出了一种轧轧的响声！居然还颤动了一下！环扣上的铁锈也开始散落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对于从自由人那里听到的情况怎么也无法想像：两年前的这一天老年人哭，姑娘们也哭，整个世界如丧考批。对他来说，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因为他记得他们那里当时的情景。那天忽然不放他们出去干活，营房的门锁也不打开，就那么把他们关在里边。营区外面的广播喇叭本来随时都听得见，这天却关掉了。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说明头儿们不知所措，好像是大祸临头。而头儿们有了祸殃，犯人们喜在心上！不用出工，躺在床上，饭自会送来。起初大伙尽睡大觉，后来觉得蹊跷，再后来就弹吉他，弹班杜拉，串床铺窃窃私议。囚犯们不论被关到什么偏僻的地方，事情的真相总是会渗透进去！或者通过切面包的女人，或者通过开水房，或者通过伙房。这样也就渐渐传开去，传开去！起初还不太肯定，而只是在营房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偶尔坐到床铺上：“喂，伙计们！看来，凶神盖床单啦……
“你说什么？？？”——“我怎么也不会相信！”——“我倒是完全相信广——“早就到时候了！”于是，大伙大约而同地笑了起来！吉他弹得更响了，三弦琴也弹得更响了！可是，整整一天一夜没打开过营房门。第二天早晨，在西伯利亚还很冷，全劳改营的人都奉命出去列队，一个少校、两个大尉和几名中尉全都到场。由于伤心脸色发黑的少校开始宣布：
“我怀着深切的悲痛……告诉你们……昨天，在莫斯科
囚犯们那皮肤粗糙、颧骨突起、丑陋不堪的黑脸开始呲牙咧嘴地现出怪相，他们差点儿没公开欢呼。看到这种即将笑出来的面部表情，少校暴跳如雷地命令道：
“帽子！摘下来！！”
于是几百名囚犯在刀刃上犹豫不定：不搞吧，暂时还不可能；摘掉吧，实在是违心和委屈。然而就在这时，营里擅长恶作剧的那个天生幽默的人，抢在所有的人前头，把自己头上的一顶假毛皮的斯大林式的帽子摘了下来，抛向空中！——作为他执行了命令！
几百人都看见了！于是纷纷把帽子抛向空中！
少校气得透不过气来。
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之后，如今科斯托格洛托夫了解到，当时老年人哭了，姑娘们哭了，整个世界如丧考地……
恰雷回来时更高兴了，而且又带来满满一提兜食品，不过提兜已是另一只了。有人暗暗冷笑，而恰雷自己则首先公开地笑了起来：
“唉，你拿这些娘儿们有什么办法呢？既然她们喜欢这样，那为什么不让她们高兴呢？这会碍谁的事？
不管是什么夫人和太太，反正会送上门来！……”
接着他就哈哈大笑起来，引得听的人也都咧着嘴笑，他自己笑得直摆手。鲁萨诺夫也由衷地笑了起来，因为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的顺口溜编得很逗。
“那么您的太太怎样呢？”艾哈迈占乐得气儿透不过来。
“甭提了，老弟，”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叹了口气，把食品一一放进床头柜里。“咱们的法律需要改革一下。这个事儿倒是穆斯林的办法比较合乎人道。比如说，从去年8月份开始，允许人工流产了，生活中的这个问题也就大大简化了！的确，女人为什么要孤单单地过日子呢？一年当中哪怕有人去看她们一次也好。对出差的人来说也是方便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一个安乐窝。”
食品中间又隐隐约约露出一只深色的玻璃瓶子。恰雷掩上了床头柜的小门，拿着空提兜走了。他很快就回来了，看来对这个娘儿们他并不十分娇宠。
他像当初叶夫列姆那样，在通道的同一个地方停住了脚步，一边望着鲁萨诺夫，一边搔了搔后头上的夜发（他的头发无拘无束，颜色介乎亚麻如燕麦秆之间）：
“邻居，咱们一起吃点，怎么样？”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会意地微微一笑。不知怎么今天的午饭迟迟没有送来，而看到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兴致勃勃地把食品一样样放进床头柜以后。他根本不想吃那种普通的午饭了。况且，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本人及其厚嘴唇上流露出的微笑能够引起一种愉快的、愿意品尝美味的感觉，使你不由得恰恰想跟他一起进餐。
“来吧，”鲁萨诺夫邀请他到自己的床头柜这边来。“我这里也有一些吃的东西……”
“来两杯，怎么样？”恰雷弯身问道，他那麻利的两手已在忙着把瓶瓶罐罐、一包一卷往鲁萨诺夫的床头柜上搬。
“这可不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摇摇头。“得我们这种病是严格禁止……”
一个月以来，病房里任何人连想都没敢想，可是对恰雷来说，不这样似乎就没法活。
“你叫什么名字？”他已经到了鲁萨诺夫床前的过道里，同他促膝而坐。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帕沙！”恰雷亲热地把手搭在他肩膀上。“别听医生那一套！他们治病等于把人往坟墓里整。咱们可是要活呀——活得逍遥自在！”
马克西姆·恰雷憨直的脸上显出信心十足和友好的样子。今天是星期六，医院里在星期一之前一切治疗均告暂停。晦暗的窗外雨下个不停，把鲁萨诺夫同他所有的亲人和朋友统统隔开了。报纸上没登悼念的照片，无以名状的委屈情绪凝结在心头。电灯早就赶在漫漫长夜到来之前照得病房亮堂堂，在这种情况下，此时倒是可以跟这个着实可爱的人一起喝一杯，吃一点，尔后打打扑克。（他玩扑克，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朋友们来说，也会是条新闻！）
恰雷可真是个机灵鬼，酒瓶已被他放在枕头底下了。他用一个手指使瓶盖开了封，在膝盖旁边悄悄地给两人各斟了半杯。他们就在那里碰了碰杯。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真正按俄罗斯人的风格，把前不久的恐惧、禁忌和誓言一概置之不顾，只想洗去心头的郁闷，让自己感到温暖。
“咱们要活下去！要活下去，帕沙！”恰雷安慰他说，他那怪模怪样的面孔忽然变得严肃起来，甚至变得很凶。“谁活够了，那他尽管等死好了，可咱们俩一定得活下去！”
这句话成了祝酒辞，他们干了杯。鲁萨诺夫在这一个月里身体变得十分虚弱，除了淡淡的红酒什么也没喝过，现在却一下子像点着了火，而且这团火不断地蔓延，扩散到全身，仿佛还对他说：没有必要耷拉脑袋，进了癌症楼人们照样生活，还要从这里出去。
“这些个……息肉……使你疼得厉害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问。
“是的，不停地疼。可我不理它…帕沙！喝了伏特加不会更糟，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伏特加能治百病。到了上手术台的时候我还要喝酒精呢，而你以为怎么着？瞧，就在那个小瓶子里…伪什么要喝酒精呢？因为立马上就能被吸收，多余的水分不会有。手术大夫把胃翻过来一看——什么也找不到，干干净净！而我反正醉了，什么也不知道…再说，你也上过前线，明白这个道理：每逢进攻之前，就发伏特加……你负过伤吗？”
“没有。”
“你运气好…而我负过两次伤：这儿，还有这儿，你瞧两只杯子里又各斟上了100克左右。
“不能再喝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怎么坚决地推辞说。“危险啊。”
“什么危险？是推向你灌输了鬼话，说是危险？……来，吃番茄！啊，多好的番茹！”
说得对，既然开了戒，喝100克银喝200克有什么不同？既然伟人死了也没有人提起，喝200克跟喝250克有什么两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把第二杯也干了，表示铭记主人的盛情厚意。一干到底，就像在忌日宴上一样。他满怀忧伤地撇了撇嘴。随后把番茄往扭曲了的嘴唇中间送。他会意地倾听马克西姆说话，两个人的脑门子几乎碰到了一起。
“嘿，红得多可爱！”马克西姆在发议论。“这里，1000克番茄卖一卢布，要是带到卡拉干达，能卖30卢布。那还抢不到手呢！可要带吧——不行。托运吧——不接受。为什么不可以呢？你倒说说，为什么不可以？……”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激动了起来，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从中看得出他在紧张地思索，探求生活的意义。
“一个穿旧上衣的小人物来到站长面前：‘你，站长，想活下去吗？’站长连忙抓起电话，以为这人是要来杀害他……可是这个人却在站长办公桌上放了3张100卢布的钞票。‘为什么不让带？’他问。‘为什么说“那不行”？你要活，我也要活。你就吩咐他们把我的那批番茄作为行李托运好了！’就这样，帕按，生活胜利了！一列运行的火车，名义上是‘客车’，而实际上运的全是番茄：行李架上是番茄筐，行李架下也是番茄筐。给列车员一点小费，给检票员一点小费。出了路局的管辖范围，便是另外一些检票员了，那就对他们也表示点小意思。”
鲁萨诺夫已感到晕乎乎了，浑身发热，此时疾病已被压倒。但是马克西姆所说的事情，似乎不大对头……协调不起来……岂不违背…，
“这是背道而驰！”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固执地说。“为什么要这样呢…·该不好……”
“不好？”恰雷感到惊奇。“那你尝尝这种不威不淡的脑番茄！还有这鱼子酱，也来点…在卡拉干达，石墙上刻着大字：‘煤就是粮食’。不消说，这是指工业粮食。可是人们要吃的番茄却没有。要不是会做生意的人往那里运，那就一点也不会有。人们花25卢布抢到一千克，还要说一声谢谢。这样总算看到了番茄，否则连影儿也见不到。在卡拉干达那里，人蠢到什么程度，你简直无法想像！他们找了一些警卫、打手，不是派他们去装几十车皮的苹果往自己那里运，而是把他们分布在草原上把守各条路口——要是有人往卡拉干达运苹果，就拦下来。不许通过！他们就那么一直把守着，这些蠢货！……”
“怎么，你就是干这种生意的？你？”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有点噢丧。
“怎么会是我呢？我么，帕抄，不是带箩筐跑单帮的。我是带公文包的。是带小小的手提箱的。有的少校、中校出差证快到期了，就去敲售票处的窗口，可是车票却弄不到！根本弄不到票！！……我可从来不去敲那儿的窗口，却总是能弄到车票。我知道，在哪个车站上要弄到票就得去找烧开水的，在哪个车站上就得去找行李寄存处。你要知道，帕沙，生活永远都是占上风的！”
“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广
“我的工作，帕沙，是技术员。虽然我没在技术专科学校毕过业。我还当经纪人。我干工作就是为了口袋里装得满满的。哪儿没有油水了，我就离开那里。懂了吗？”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似乎觉察到，事情不是那么对头，甚至有点儿偏离了方向。然而，他是那么好、那么爽朗的一个自己人，也是一个月以来第一次遇到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忍心得罪他。
“不过，这样好吗？”他只是试探。
“好，很好！”马克西姆让他宽心。“你吃这小牛肉。一会儿咱们再把你的糖渍水果干掉。帕沙！咱们在世上只能活一次，为什么不过得好点呢？应当过得快活，帕沙！”
这一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能不同意，这是很有道理的：在世上只能活一次，为什么不过得好点？只不过……
“你知道，马克西姆，这是不合法的……”他婉转地提醒对方。
“怎么说呢，帕抄，”马克西姆同样坦诚地回答，一只胳膊搂住他的肩膀。“这个问题在于从什么角度来看。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
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可有的地方喜欢长鸡巴！……”
恰雷说完便哈哈大笑，还直拍鲁萨诺夫的膝盖，鲁萨诺夫也忍不住笑得身子发抖：
“想不到你连这样的诗也知道…暗，马克西姆，你还是个诗人啊！”
“那你是干什么的？你做什么工作？”新朋友向他打听。
不管他们搂着肩膀谈得多么投机，此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还是情不自禁地端起了架子：
“总的来说，我是搞人事工作的。”
他说得比较谦虚。事实上当然还要高些。
“在什么地方？”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了在哪儿。
“听我说！”马克西姆大为高兴。“有一个很好的人得安排个工作红包儿’，你放心，按规矩办事！”
“你说什么呀！你这是想到哪儿去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生气了。
“怎么叫想到哪儿去了？”恰雷感到惊讶，他眼睛里又开始颤动着探求生活意义的那种目光，只是由于酒喝多了而变得有点模糊。“要是人事干部不接受‘红包儿’，那他们靠什么过日子？靠什么养活孩子？访问，你有几个孩子？”
“这报纸您看完了吧？”在他们头顶上方响起了低沉的、令人不快的声音。
这是猫头鹰从角落里走了过来，一双浮肿的眼睛不怀善意，病号长衫的衣襟敞开着。
原来报纸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坐在身下，有点弄皱了。
“拿去吧，请拿去吧！”恰雷应道，一边从鲁萨诺夫身下把报纸往外抽。“你抬抬屁股，帕沙！拿去吧，大叔，别的东西我不敢说，这玩意儿我们舍得给。”
舒卢宾绷着脸接过报纸就想回去，但这时科斯托格洛托夫把他留住了。就像舒卢宾默默盯着别人那样，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开始对他仔细打量，此时则看得尤为真切和清楚。这个人可能是谁？为什么他的脸是那么不同寻常？
科斯托格洛托夫此刻以递解过程中见面第一分钟就可以向任何人提任何问题的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从半倒悬的仰卧状况下问道：
“大叔，您倒是干什么工作的？”
舒卢宾不只是把眼睛，而是把整个头部都转向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又盯着他。一边盯着不放，一边又似乎用脖子奇怪地画了个圈，好像他觉得领口太紧，但事实上他的内衣领口很宽敞，根本不可能妨碍他。突然，他回答了问话，没有置之不理：
“图书馆管理员。”
“是在什么地方？”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迟疑，赶紧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在农业技术专科学校。”
不知为什么——想必由于他那目光的冷酷，由于他在角落里像鸿鸣一样保持沉默，鲁萨诺夫就是想羞辱他一下，教训教训他。也或许是伏特加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使他嗓门很高、态度很轻率地喊道：
“毫无疑问，不是党员峻？”
猫头鹰那淡褐色的眼睛转向了鲁萨诺夫。眼睛眨巴了一下，似乎以为听错了。又眨巴了一下。这时，他突然开口了：
“恰恰相反。”
说罢，就向房间的另一端走去。
他迈起步来似乎不太自然。大概有什么地方使他感到擦病或刺痛。他加快了步子，病号长衫的前襟向两边敞开，身体有点笨拙地前倾，样子像一只大鸟——翅膀被剪得参差不齐，为的是使它无法振翅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