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郊区公园里静悄悄的。很久没有人收拾的小径长满了野草。被秋风吹落的枯黄的槭树叶,慢慢地飘向地面。
一个波斯老车夫把保尔从城里拉到这里。他扶着这位古怪的乘客下车的时候,忍不住问道:“你到这儿来干吗?没姑娘,也没戏院,只有胡狼……真不明白,你来干什么!还是坐我的车回去吧,同志先生!”
保尔付了车钱,老车夫也就走了。
公园里一个人也没有。保尔在海边找到一条长凳,坐了下来,让已经不太热的太阳照着他的脸。
今天,他特意到这僻静的地方来,回顾他的生活历程,考虑今后怎么办。该是进行总结,做出决定的时候了。
保尔第二次到丘察姆家,使这一家的矛盾激化到了极点。
老头子听说他来了,暴跳如雷,在家里大闹了一场。领着母女三人进行反抗的,当然是保尔了。老头子没有想到,妻子和女儿会给他这样有力的反击。从保尔来到那天起,这一家人就分开过了,两边的人互相敌对,彼此仇视。通向两个老人房间的过道钉死了,把一间小厢房租给了保尔。房钱是预先付给老头子的。他似乎很快也就坦然了:两个女儿既然同他分了家,就再也不会向他要生活费用了。
从外交上着想,阿莉比娜仍然跟老头子住在一起。老头子不愿意同那个冤家照面,从来不到年轻人这边来。但是在院子里,他却像火车头一样喘着粗气,表示他是这里的主人。
老头子没有到合作社工作以前,会两门手艺——掌鞋和做木工活。他把板棚改成了作坊,抽空捞点外快。现在,为了同房客捣乱,他故意把工作台搬到保尔的窗子底下,幸灾乐祸地使劲敲钉子。他非常清楚,这样一来保尔就看不成书了。
“等着瞧吧。我早晚要把你赶出去……”他低声嘟哝着。
在接近地平线的远方,远航轮船吐出来的黑烟,像乌云一样在渐渐扩散。一群海鸥尖叫着,向海上飞去。
保尔双手抱着头,陷入了沉思。他的一生,从童年到现在,一幕幕在他眼前闪过。这二十四年他过得怎样?好,还是不好?他一年又一年地回忆着,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检查着自己的一生。结果他非常满意,这一生过得还不怎么坏。
当然也犯过不少错误,有时是因为糊涂,有时是因为年轻,多半则是由于无知。但是最主要的一点是,在火热的斗争年代,他没有睡大觉,在夺取政权的激烈搏斗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岗位,在革命的红旗上,也有他的几滴鲜血。
我们的旗帜在全世界飘扬,
它燃烧,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那是我们的热血,鲜红似火……
他小声诵读着他喜爱的一首歌曲中的诗句,难为情地笑了。“老弟,你那点英雄浪漫主义,还没有完全扔掉呢。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东西,你总爱给它们抹上一层绚丽的色彩。
可要说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钢铁逻辑,老弟,那你就差劲啦。着忙生什么病呢?过五十年生也不晚嘛。同志,现在应该学习,正是大好时机。而眼下要紧的是活下去,他妈的。我怎么那么早就给捆住了手脚呢?”他十分痛苦地想着,五年来第一次恶狠狠地骂开了娘。
难道他能料到这种飞来的横祸吗?老天爷给了他一副什么都经受得起的、结结实实的身板。他回想起小时候跟风比赛,飞快地奔跑,爬起树来跟猴子一样灵活,四肢有力、肌肉发达的身子轻而易举从这根树枝挪腾到那根树枝上。但是动乱的岁月要求人们付出超人的力量和意志。他没有吝惜,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以不灭的火焰照亮他生活之路的斗争。他献出了他拥有的一切,到了二十四岁,风华正茂之时,正当胜利的浪潮把他推上创造性幸福生活的顶峰,他却被击中了。他没有马上倒下,而是像一个魁伟的战士,咬紧牙关,追随着胜利进击的无产阶级的钢铁大军。在耗尽全部精力以前,他没有离开过战斗的队伍。现在他身体垮了,再也不能在前线坚持战斗。唯一能做的事是进后方医院。他还记得,在进攻华沙的激战中,一个战士被子弹打中了,从马上跌下来,摔倒在地上。战友们给他匆忙地包扎好伤口,把他交给卫生员,又翻身上马,追赶敌人去了。骑兵队伍并没有因为失去一个战士而停止前进。为伟大的事业进行斗争的时候就是这样,也应该是这样。不错,也有例外。他就见到过失去双腿的机枪手,在机枪车上坚持战斗。这些战士对敌人来说是最可怕的人,他们的机枪给敌人送去死亡和毁灭。这些同志意志如钢,�狗ㄗ既罚??鞘峭哦拥慕景痢2还??庋?恼绞勘暇共欢唷�
现在,他身体彻底垮了,失去了重新归队的希望,他该怎样对待自己呢?他终于使巴扎诺娃吐露了真情,这个女医生告诉他,前面还有更可怕的不幸等待着他。怎么办?这个恼人的问题就摆在面前,逼着他解决。
他的手摸到了口袋里光滑的勃朗宁手|枪,手指习惯地抓住了枪柄。他慢慢掏出手|枪。
就是到了生活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也要善于生活下去,要竭尽全力,使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
达雅还没有睡。保尔出去这么久没有回来,她很担心。他怎么啦?到哪儿去了呢?她发觉保尔那双一向活泼的眼睛,今天显得严峻而冷漠。他很少讲到自己,但是达雅感觉到,他正在遭受某种不幸。
母亲房里的钟敲了两下,外面传来了叩门声。她立即披上外套,跑去开门。廖莉娅在自己房间里,喃喃地说着梦话。
“我都担心你出了什么事呢。”保尔走进过道的时候,达雅小声对他说。她很高兴他终于回来了。
“我是到死也不会出什么事的,达尤莎。怎么,廖莉娅睡了吗?你知道,我一点也不想睡。我要把今天的事跟你谈一谈。到你屋里去吧,要不,会把廖莉娅吵醒的。”他也小声对她说。
达雅犹豫了一下。她怎么好深更半夜还同他在一起谈话呢?母亲知道了,会怎么想呢?但是这话又不便对保尔讲,他会不高兴的。再说,他想告诉她什么呢?她一边想,一边已经走进自己的房间。
保尔把近几个月的全部心情和今天在郊区公园里的许多想法都告诉了她。
“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谈谈主要的吧。你们家里的这场好戏刚刚开锣,你得冲出去,吸吸新鲜空气,离开这个窝越远越好。应该从新开始生活。我既然卷入了这场斗争,咱们就把它进行到底。你我两人的个人生活都不痛快。我决心放一把火,让它烧起来。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做我的妻子吗?”
谁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会完全瘫痪。你记住,到那时候我也绝不拖累你。”
稍停片刻,他又亲切而温情地说:“现在我就请你接受我的友谊和爱情。”
“达雅,口说不足为凭。你相信一点好了: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背叛朋友的……但愿朋友们也不背叛我。”他辛酸地结束了他的话。
不久他就陆续借来了大批书籍。廖莉娅看着他,觉得很惊奇,他从清早到晚上一直埋头读书,做笔记,只在吃饭的时候才休息一会儿。每天晚上,他们三个人都在廖莉娅房间里谈天,保尔把读到的东西讲给姐妹俩听。
老头子后半夜到院子里,总是看到那个不受欢迎的房客的窗户里透出一线灯光。老头子踮起脚,悄悄走到窗前,从窗板缝里看到了伏在桌子上读书的保尔的头。
“别人都睡了,可这位呢,点着灯整宿不睡。大模大样,像是他当家一样。两个丫头也敢跟我顶嘴了。”老头子闷闷不乐地想着,走开了。
保尔的脸上露出了光彩。达雅高兴地浅浅一笑——他们的结合成功了。
达雅脸贴着爱人的胸脯,搂着他,安心地睡着了。保尔久久地听着她的呼吸,一动也不动,生怕惊醒她的甜梦。他对这个把一生托付给他的少女,充满了深切的柔情。
青年们开始来找保尔。小房间有时挤得满满的。蜂群一样的嗡嗡声不时传到老头子耳朵里。他们常常齐声歌唱:
这是工人党员积极分子小组在集会,保尔写信要求担负一点宣传工作,党委就把这个小组交给了他。保尔的日子就是这样度过的。
保尔双手重新把住了舵轮,生活的巨轮几经周折,又朝着新的目的地驶去。他的目标是通过学习,通过文学,重返战斗行列。
但是,生活给他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障碍,每次遇到波折,他都不安地想:这回对他达到目的地,不知道会有多大影响。
突然,那个考大学不走运的乔治带着老婆从莫斯科回来了。他住在革命前当过律师的岳父家里,不断回来刮他母亲的钱。
乔治一回来,家庭关系更加恶化了。他毫不犹豫地站在父亲一边,并且同那个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岳父一家串通一气,施展-阴-谋诡计,一心要把保尔从家里轰出去,把达雅夺回来。
乔治回来以后两个星期,廖莉娅在邻区找到了工作,带着母亲和儿子搬走了。保尔和达雅也搬到很远的一个滨海小城去了。
半年过去了。国家开始进行伟大的工程。社会主义已经到了现实生活的门槛前面,正由理想变成人类智慧和双手创造的庞然巨物。这座空前宏伟壮观的大厦正在奠定它的钢筋混凝土的地基。
“钢、铁、煤”这三个有魔力的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进行伟大建设的国家的报纸上。
潘克拉托夫那硕大的身躯轻快地在跳板上、小桥上跑来跑去,一会儿在搅拌机旁跟弟兄们说两句俏皮话,一会儿消失在土壕沟里,一会儿又突然在卸水泥和钢梁的站台上露面。
一大清早,他那佝偻的身子出现在“吃紧的”工区,直到深夜他才把终于疲乏了的巨大躯体放倒在行军床上。
有一次,他面对晨雾笼罩的河面,面对河岸上一望无际的建筑材料,看得出了神,不禁回想起森林中小小的博亚尔卡。当时似乎是一个大工程,同目前的情景相比,不过是一件儿童玩具罢了。
那些跟他一起在隆冬季节大战博亚尔卡的人,还有那些共同创建共青团组织的人,如今分散在全国各地,从热火朝天的新建筑工地到辽阔无边的祖国的偏僻角落,都在重建新生活。过去,他们那批早期共青团员,大约有一万五千人。有时在茫茫人海中相遇,真是亲如手足。现在,他们那个小小的共青团已成为巨人。原先只有一个团员的地方,如今能拉出整整一个营。
“冲我们来吧,小鬼头们。前不久还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呢。我们已经在前线干开了,他们还要妈妈用衣襟替他们擦鼻涕。一转眼的工夫,都蹿起来了,在工地上还拼命想把你撵到乌龟壳里去。对不起,这一招可不行。咱们还得走着瞧。”
至于刚才他回忆起的那位朋友和战友保夫鲁沙·柯察金,他现在被抛弃在偏僻遥远的滨海小城,为争取归队而进行着顽强艰苦的斗争,既有失败的悲哀,也有胜利的欢乐。
阿尔焦姆很少收到弟弟的信。每当他在市苏维埃办公桌上见到灰色信封和那有棱有角的熟悉的字体,他就会失去往常的平静。现在,他一面撕开信封,一面深情地想:“唉,保夫鲁沙,保夫鲁沙!咱们要是住在一起该多好。
我想跟你谈谈我的情况。除你以外,我大概是不会给任何人写这样的信的。你了解我,能理解我的每一句话。我在争取恢复健康的战场上,继续遭到生活的排挤。
阿尔焦姆,你会说我信里有许多熔化了的钢铁。本来嘛,我们的生活本身也不是靠蛤蟆的冷冰冰的血点燃起来的。我要你和我一道相信,保尔会回到你们身边的,哥哥,咱们还要一起好好干呢。不可能不是这样,要不然,当罪恶的旧世界已经在我们的马蹄下声嘶力竭地呻吟的时候,国内战争的火红战旗怎么还会使我们热血沸腾呢?如果在棘手的,有时甚至是残忍的生活面前我们屈膝下跪,承认失败,那我们工人的坚强意志还从何说起呢?
阿尔焦姆,朋友们听到这些话时,我有时也看到有人流露出惊奇的目光。谁知道,也许有人会想:他是让理想遮住了眼睛,看不到现实。他们不明白我的希望寄托在什么地方。
现在稍稍讲讲其他方面的情况。我的生活已形成了一个格局,局限在一块小小的军事基地上。这就是我的学习——读书,读书,还是读书。阿尔焦姆,我已经读了很多书,收获颇丰。国外的、国内的著作我都读。读完了主要的古典文学作品,学完了共产主义函授大学一年级课程,考试也及格了。晚上我辅导一个青年党员小组学习。通过这些同志,我和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保持着联系。此外,还有达尤莎,她的成长和她的进步,当然还有她的爱情,她那妻子的温存体贴。
我们俩生活得很和美。我们的经济情况是一目了然的——我的三十二个卢布抚恤金和达雅的工资。她正沿着我走过的道路走到党的行列里来:她以前给人家当佣人,现在是食堂里的洗碗女工(这个小城没有工厂)。
“你还活着哪?怎么样,有什么好事让我高兴高兴?你这是怎么啦,真正当起病号来了?这我可不赞成。你得向我学习。大夫也早说过我非退休不可,我就不听他们那一套,一直坚持到现在。”列杰尼奥夫温厚地笑了起来。
他们畅谈了两个小时。列杰尼奥夫讲了莫斯科的新闻。从他嘴里,保尔第一次听到党关于农业集体化和改造农村的重要决定,他如饥似渴地听着每一句话。
“我还以为你在你们乌克兰的什么地方干工作呢。没想到你这么倒霉。不过,没关系,我原来的情况还不如你,那时候我差点躺倒起不来,现在你看,我不是挺精神吗?现在说什么也不能无精打采地混日子。你明白吗?这样不行!我有时候也有不好的念头,心想,也许该休息一下了,稍微松口气也好。到了这个岁数,一天干十一二个小时,真有点吃不消。好吧,那就想想,哪些工作可以分出去一部分,有时候甚至都要落实了,到头来每次都是一个样:坐下来办‘移交’,一办起来就没个完,晚上十二点也回不了家。机器开得越快,小齿轮转得也越快。现在我们的前进速度一天胜过一天,结果就是我们这些老头也得像年轻时候一样干。”
列杰尼奥夫用手摸了摸高高的额头,像慈父一般亲切地说:“好,现在你讲讲你的情况吧。”
列杰尼奥夫听保尔讲他前些时候的生活,保尔注意到,列杰尼奥夫一直用炯炯有神的目光赞许地看着他。
凉台的一角,在浓密的树荫下坐着几个疗养员。紧紧皱起两道浓眉,在小桌旁边看《真理报》的,是切尔诺科佐夫。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疆区党委常委和政府委员。他腿上得了坏疽,这个病折磨着他,不断消耗他的体力。他恨透了这条病腿,因为它强迫他躺在床上已经快半年了。
“他就是跟你同屋的病友吗?”日吉廖娃向坐在轮椅上的保尔那边抬了抬头,小声问切尔诺科佐夫。
“是呀,他就是保尔·柯察金。亚历山德拉,您一定得跟他认识一下。他让病给缠住了,不然把这个小伙子派到咱们那些难对付的地方去,倒是一把好手。他是第一代共青团员。
一句话,要是咱们大家都扶他一把,他还可以工作。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
“一九二○年受伤留下的病根。脊椎骨上的毛病。我问过这儿的大夫,你知道吗,他们都担心这个病会叫他全身瘫痪。你看有多严重!”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保尔没有想到,日吉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以后都成了他最亲近的人,在后来病重的那几年里,他们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他抱歉地微笑着说:“达尤莎,咱们俩离婚吧。反正也没约定,碰到这种倒霉事还要一起过下去。这件事今天我要好好想一想,我亲爱的小姑娘。”
达雅不让他说下去。她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她哽咽着,把保尔的头紧紧搂在怀里。
阿尔焦姆知道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写信告诉了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扔下一切,立刻到儿子这里来了。老太太、保尔和达雅住在一起,婆媳俩处得很和睦。
在一个-阴-湿的冬天的晚上,达雅带回来她获得第一个胜利的好消息——她当选为市苏维埃委员了。从那时起,保尔就很少见到她。下班以后,达雅经常从她工作的那个疗养院食堂,径直到妇女部或苏维埃去,深夜才回到家里。她虽然很疲劳,脑子里却装满了新鲜事物。吸收她为预备党员的日子临近了。她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不幸又突然袭来。保尔的病情在继续发展。他的右眼发炎,火烧火燎的,疼得难以忍受,接着左眼也感染了。保尔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失明的滋味——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黑纱。
保尔写信给朋友们。他们纷纷来信鼓励他坚强起来,继续斗争下去。
就在他最痛苦的日子里,达雅激动而又高兴地告诉他:“保夫鲁沙,我现在是预备党员了。”
保尔一面听她讲党支部接收她入党的经过,一面回想自己入党前后的情况。
“柯察金娜同志,这么说,咱们俩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了。”说着,他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第二天,他写信给区委书记,请他来一趟。傍晚,一辆溅满泥浆的小汽车在房前停了下来,区委书记沃利梅尔走进屋里。他是个年过半百的拉脱维亚人,一脸络腮胡子。
他握住保尔的手,说:“日子过得怎么样?你怎么这么不像话呀?起来吧,我们马上派你下地干活去。”说完,他大笑起来。
保尔打断了他的话:“我需要的是人,沃利梅尔同志,是活的人。孤单单一个人,我是活不下去的。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同活人接触。
给我派几个年轻人来吧,最好是那些小青年。他们在你们乡下,总想搞‘左’一点,嫌集体农庄不过瘾,想搞公社。这些共青团小伙子你要是照看不到,他们就会冒到前边去,脱离群众。我过去就是这样,这我知道。”
沃利梅尔停下脚步问:“这些情况今天才从区里传来,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你大概还记得我爱人吧?你们昨天才吸收她入党。是她告诉我的。”
沃利梅尔来回走累了,坐到椅子上说:“别尔谢涅夫是咱们区的公证人,但是,他当公证人就跟我跳芭蕾舞一样外行。不久前他还是个大干部。一九一二年参加革命,十月革命时入了党。国内战争时期他是军级干部,在骑兵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法庭工作;在高加索跟热洛巴一起消灭过‘白虱子’。他到过察里津,去过南方战线,在远东主管过一个共和国的最高军事法庭。他这人什么艰难困苦都尝过,后来肺结核把他撂倒了。他从远东来到这儿。在高加索,他当过省法院院长,边疆区法院副院长。最后他的两个肺都坏了,眼看要不行了,这才强把他调到咱们这儿。这就是咱们这个不平常的公证人的来历。这个职务挺清闲,所以他还活着。可是,今天悄悄让他领导一个支部,明天又把他拉进区委会,接着,又塞给他一个政治学校让他管,又要他参加监察委员会;成立处理难题的重要委员会时,都少不了他。除了这些,他还爱打猎,又是个无线电迷。别看他少了一个肺,可一点也不像病人。他精力很充沛。他要是死,大概也要死在从区委到法院的路上。”
保尔提了个尖锐的问题,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们为什么给他那么多工作呢?他在这儿比原先工作还忙。”
“也就说得好听罢了,真让他下床干起来,早就什么都不顾了。”沃利梅尔心里这样想,但是没有说出来。
别尔谢涅夫离开新朋友的时候,心情就像刚刚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弟弟一样。
早晨,有几个人爬上屋顶,架起了天线。别尔谢涅夫在房里一面安装收音机,一面讲着他经历过的最有意思的事情。
保尔看不见他,根据达雅的描述,知道他长着淡黄|色的头发,浅蓝色的眼睛,体格匀称,动作敏捷,也就是说,他的模样跟保尔刚同他见面时想象的完全一样。
小小的收音机,通过天线,可以收听到世界上六十个电台的播音。疾病割断了保尔同生活的联系,现在生活穿过耳机的膜片,又冲了进来,他又重新摸到了生活的强有力的脉搏。
他怎么能反对呢?这本来是预料中的事。过去,达雅把她的每个晚上都给了他。那时候比现在有更多的温暖,更多的体贴。不过,那时候她仅仅是个朋友、妻子,而现在则是他的学生和党内的同志。
他懂得,随着达雅的成长,她照顾他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晚上,家里又热闹起来。保尔每天同青年人在一起度过几个小时,就会获得新的活力。
其余的时间他都听广播,母亲喂他吃饭,要费很大劲才能摘掉他的耳机。
他以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进行学习,忘记了一直在发烧的身体,忘记了肉体的剧烈疼痛,忘记了两眼火烧火燎的炎肿,忘记了严峻无情的生活。
在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企业建筑工地上,继保尔那一代共青团员之后,青年们高举青年共产国际的旗帜,建立了功勋,当电波把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保尔感到无比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