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有风暴。我醒来时，听到雨水冲击窗格子的声音，是从开着的窗户那儿传来的。有人敲门，我轻轻地向门口走去，不想却惊醒凯瑟琳。是酒吧老板，他穿着大衣，手里拿着湿帽子。
“中尉，我有事要告诉你。“
“出什么事了？”
“非常严重。”
我四周看了看，房间里很暗，雨水从窗户流到了地板上。“进来吧。”说着，我拉着他的胳膊进了浴一室。关上门，开了灯。我坐在浴缸边上。
“怎么了，埃米诺？你有麻烦了吗？”
“不是我，是你，中尉。”
“是吗？”
“他们早上要来逮捕你。”
“真的？”
“我来告诉你。我到城里去了，听见他们在一个咖啡馆里谈论这事儿。”
“我知道了。”
他站在那里，穿着湿大衣，拿着湿帽子，什么也没说。
“他们为什么要逮捕我？”
“与战争有关。”
“你知道究竟是什么事吗？”
“不知道。不过他们知道，以前来这儿的时候你是个军官，而现在到这儿不穿军装了，这个大撤退后他们到处抓人。”
我想了一会儿。
“他们什么时候来抓我。”
“早上，我不知道确切时间。”
“你认为该怎么办？”
他把帽子挂在挂一毛一巾的钩上，湿帽子太重了，落到了地板上。
“假如你无所畏惧逮捕也不可怕，但被逮捕总是不好，特别是现在。“
“我不想被逮捕。”
“那么去瑞士吧。”
“怎么去呢？”
“划我的船去。”
“外面有暴风雨。”我说。
“现在已经过去了。天气很差，不过你会平安无事的。”
“我们什么时候走？”
“马上走，他们可能早早就来逮捕你。”
“那我们的箱子怎么办？”
“收拾好，让你夫人穿好衣服。我来提箱子。”
“你待在哪里？”
“就在这儿等着，我不想让任何人看见我在大厅里。”
我开了浴一室的门出来，又关上了门，来到卧室里。凯瑟琳已经醒了。
“亲一爱一的，出什么事了？”
“凯，没事，“我说，“马上穿好衣服，去瑞士好吗？”
“你去吗？”
“不去，”我说：“我想上一床一。”
“到底怎么回事？”
“酒吧老板说他们明天早上要来逮捕我。”
“酒吧老板疯了吗？”
“没有。”
“那么，亲一爱一的，快点，我们穿好衣服出发吧。”她坐在一床一边很困。“酒吧老板在浴一室里吗？”
“是的。”
“那我就不洗了。亲一爱一的，别看我，一会儿就穿好了。”
她脱掉睡袍时，我看到了她白色的后背，然后我就把眼睛转开了，因为她这样要求我。因为怀孕她有点显怀了，所以不想让我看。我边穿衣服，边听外面的雨声，我没有多少东西可以装到箱子里。
“凯，我的箱子里很空，需要把你的东西放进一些吗？”
“我快装好了。”她说，“亲一爱一的，我真蠢。不过酒吧老板为什么要待在浴一室里？”
“嘘——他等着帮我们提箱子。”
“他太好了。”
“他是个老朋友。”我说：“有一次，我几乎给他寄黄烟来了。”
我透过开着的窗户向外看，外面很黑，我看不见湖，只能看见黑暗和雨，风小了。
“亲一爱一的，我穿好了。”凯瑟琳说。
“好。”我进了浴一室。“这是箱子，埃米诺。”我说，酒吧老板提起了两个箱子。
“你帮助我们，你真好。”凯瑟琳说。
“夫人，别客气。”酒吧老板说：“我很高兴能够帮助你们，又不给自己惹麻烦。听着，”他对我说：“我提着箱子从招待们的楼梯下去，到小船那儿，你们就像散步一样走过去。”
“这样的夜晚散步很好。”凯瑟琳说。
“天气很糟也无所谓。”
“我很高兴有一把伞。”凯瑟琳说。
我们走过长长的大厅，走下铺着厚厚地毯的宽大的楼梯。在楼梯口，门房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他吃惊地看着我们。
“先生，你们要出去吗？”他问。
“是的。“我说我们想沿湖走走，看看风暴。
“先生，你没有没有雨伞吗？”
“没有，”我说：“这件大衣可以挡雨。”
他有些疑虑。“先生，我给你一把伞。”他说，随后取了一把大雨伞，“先生，伞有点大。”我给了他一张十里拉的钞票。“噢，先生，你真好，谢谢。”他说。
他把门打开，我们到了雨中，他对凯瑟琳微笑，她也向他笑笑。“别在暴风雨中待得太久，”他说。“你们会淋湿的。”他只是二号门房，所以英语很蹩脚。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我说。打着大号雨伞，我们在黑暗中穿过湿一淋一淋的花园，沿着大路向湖边走去，又湿又冷的风打在我们的身上，我想山上一定下雪了。黑沉沉的湖水拍打着岸上的岩石，我们到了酒吧老板锁船的地方，他从树丛后走了出来。
“箱子放到船上了。”他说。
“我想把船钱给你。”我说。
“你有多少钱？”
“没多少。”
“你以后给我寄钱吧，没关系。”
“多少钱？”
“你想给多少？”
“你说多少？”
“你要是顺利到达了，就寄给我五百法郎。等你脱险了就不在乎这些钱了。”
“好。”
“这是三明治。”他递给我一个手提袋。“酒吧里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了，一瓶白兰地，一瓶葡萄酒。我把这些装进了我的箱子。”
“好，给我五十里拉。”
我把钱给了他。“白兰地很好。”他说：“可以给你夫人喝一点。她最好上船去。”他扶着船，船一起一伏地碰碰撞着石岸。我扶着凯瑟琳上了船，她坐在船尾用披风围住自己。
“知道往哪儿划吗？”
“向湖上游划。”
“知道有多远吗？”
“要过了鲁易诺。”
“要过了鲁易诺、坎那罗、坎诺比欧、船拉诺，只有到了柏瑞莎格，你才能到瑞士。你们一定要路过塔玛拉山。”
“几点了？”凯瑟琳问。
“才十一点。”我说。
“如果你不停地划船，应该在早上七点钟划到。”
“那么远吗？”
“三十五公里。”
“我们怎么走呢？在雨中我们该有个指南针。”
“没必要。先划到母亲岛，然后从母亲岛的另一侧顺着风向划。风会把你带到巴兰萨，在那儿你能看见灯光，就从那儿上岸。”
“风也许会转向。”
“不会。”他说。“这种风要一直刮三天，风是从马特龙峰上吹下来的。”
“现在我来付船钱吧。”
“不必了。我宁可冒一次险，如果你顺利到达了，能给我多少就寄多少。”
“好吧。”
“我想你不会翻船的。”
“那很好。”
“顺风划向湖的上游。”
“好的。”我上了船。
“你留下付给旅馆的钱了吗？”
“是的。在房间里的一个信封里。”
“好，祝你好运，中尉。”
“也祝你好运。我们会永远感激你的。”
“你要是翻了船就不会谢我了。”
“他说什么？”凯瑟琳问。
“他祝我们好运。”
“祝你好运。”凯瑟琳说：“非常感谢！”
“准备好了吗？”
“好了。”
他弯下腰，推船帮我们启程。我用桨划着水，用一只手向他挥手告别。酒吧老板也向我们挥挥手。我们看见了旅馆的灯光，我用力地划，直到再也看不见了灯光。
我在黑暗中划着桨，保持让风不停地吹打着我的脸。雨已经停了，只是偶尔随着风撒落几滴，天非常黑，寒风刺骨，我看得见凯瑟琳坐在船尾，却看不见船桨划起的湖水。船桨很长，却没有皮革的护垫使它不那么滑，我推桨，压起，向前倾斜把它压入水中，划水，再拉动，尽量轻松地划水。我没有把桨打得更远，因为我们顺风划船。我知道手上会磨起水疱儿，因此尽量使水疱儿起得越晚越好。船很轻，划起来很轻快。我在看不见的水中用力划动，希望我们很快就可以到巴兰萨的对岸。
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巴兰萨。风把湖水吹得起伏不定，我们在应该看到巴兰萨的地方没有看到，也没有看见灯光，最后我们在看到离湖很远的灯光时靠了岸，那地方是因特拉。此后我们一直没有看到灯光，也看不到湖岸，只是在波一浪一翻滚不定的湖面上不停地划着。有时波一浪一把小船高高举起，我的桨碰不到湖水，风一浪一太大了。我不停地划着，直到突然我们靠近了一块高高一耸一起的岩石。一浪一花拍击着岩石，升得高高的，又突然跌落下来。我用力地摇动右桨。用右桨调整方向，终于又回到了湖中。直到远离了那一处礁石，我们再次向上游划去。
“我们已经到了湖的另一岸。”我告诉凯瑟琳。
“怎么还没有看见巴兰萨？”
“我们错过了。”
“亲一爱一的，你怎么样？”
“我很好。”
“我可以划一会儿。”
“不用了，我不累。”
“可怜的弗格逊，明天早上她到旅馆时会发现我们已经走了。”
“我可没想到那些。”我说，“我关心的是在天亮以前到达瑞士湖面，海关警卫会发现我们。”
“还远吗？”
“从这儿还有三十公里。”
我划一个晚上。最后，我的手疼极了，几乎无法用它们握桨了。几次我们险些被冲到岸上去。我尽量靠着湖岸划，因为我怕在湖口迷失方向而一浪一费时间。有时，我们靠岸那么近，可以看见岸上一排排的树，沿湖的大路，以及路那边的山岭。雨停了，风驱散了乌云，月光透了出来，我已经可以看见湖面上像白色帽子一样的云层和远处雪山上的月亮。一会儿乌云遮住了月亮，湖泊和远山消失了，但这时比开始时亮了许多，我们可以看见湖岸。终于我可以清楚地看见岸了，我把船划得离岸远一些，以免从巴兰萨来的边防警卫看见我们。月亮又来时，我们可以看到山上白色的别墅和树林中时隐时现的白色道路。我一直不停地划着。
湖面变宽了，在对面山脚下的一侧岸上有些灯光。我想那一定是留诺，假如真是留诺，我们就赢得了时间。我收了桨，靠在坐一位上，我划得太累了，胳膊，肩膀和后背疼得刺骨，手也很疼。
“我可以撑开伞。”凯瑟琳说，“我们可以借风力走一程。”
“你能把舵吗？”
“我想可以的。”
“你拿着这枝桨，用胳膊夹一住了，贴着船掌握方向，我来打伞。”
我到了船尾，告诉她怎么拿桨。我拿起门房给我的大雨伞，面向船头坐下，撑开了伞，它啪啦一声打开了，我抓住它的两侧，骑着扶手的钩坐上去，它灌满了风，我感到船向前冲去。我努力地抓紧伞的两侧，它撑紧了船也开快了。
“我们前进得漂亮极了。“凯瑟琳说。我只能看见伞梁，伞水平拉紧着向前推进，我感到被伞带走了，所以把双脚钩在一起，压住伞一柄一。突然我感到一个伞梁打在我的前额，我想用手去推被风吹弯了的伞顶，它却全都收起来了，我被它夹在了里边。我把雨伞从腿上取下来放在船头，到凯瑟琳那里去拿桨。她在大笑，推开我的手笑个不停。
“怎么了？”我抓过了桨。
“你拿着那把破伞显得那么可笑。”
“我想也是。”
“亲一爱一的，别难过。刚才太有趣了。你看上去有二十尺宽，抓住伞边的样子格外动人——”她笑呛着了。
“我来划船。”
“你休息一会儿，喝点酒。今晚太伟大了，我们走了那么远。”
“我得保持船不被波一浪一灌水。”
“我给你拿酒。亲一爱一的，一会儿休息一下。”
我把桨压起来。凯瑟琳打开了提箱，把白兰地酒瓶递给我。我用小刀启了盖，长长地喝了一口，热一辣辣的，热量很快就传遍了我的全身，一温一暖又振奋。“真是可口的白兰地。”我说。月亮又躲到了云层后面，但我可以看到湖岸，前面似乎又出现了一个岛屿。
“凯，你暖和吗？”
“我很好，只是有点麻。”
“把那些水舀出去，你就可以伸直腿了。”
接着我划船，听着桨拍打水的声音，看着凯瑟琳把船尾的水舀出。
“把舀子给我好吗？”我说，“我想喝一口水。”
“太脏了。”
“没关系，我涮涮它。”
我听见凯瑟琳舀子的声音，接着她把盛满水的铁罐递给我。喝了白兰地我感到口渴。水冰一样地凉，搞得我牙很疼。看到了前面的湖岸，我们离那个长长的岸滩近了。岸上有灯光。
“谢谢。”我说着把铁罐递给她。
“我很高兴帮你。”凯瑟琳说：“你还想要吗？”
“你想不想吃东西？”
“不吃。过一会儿我会饿的，那时再吃。”
“好的。”
前面长长的一条岸滩是陆地伸进湖里的。我只好向更深的湖中划去，绕过它。湖面现在变窄了，月亮又露了出来。要是边防警卫此刻在巡察能看见我们小船的黑影。
“你好吗，凯？”
“我很好，我们到哪了？”
“我想我们至少还要划八公里。”
“还得划那么久，小可怜，累坏了吧？”
“没有，只是手有些疼。”
我们继续向上游划。在右侧岸上，山与山之间有一片平坦的大地，一条低低的湖岸。我想那一定是坎诺比欧。我离岸边很远。因为在这里，我们最有可能被发现，在另一边岸上有一个圆顶的山。我知道必须划过那座山，向上游至少划五公里才能到达瑞士水面。月亮快要落下去了，在它落山前天空又布满了乌云，天又黑了下来。我还是在深湖中行进，划一会儿休息一下。
“我来划一会儿。”凯瑟琳说。
“我觉得不该让你划。”
“一胡一说，那样我会更好，否则我快要冻僵了。”
“凯，我想你不该来划船。”
“别装糊涂了，对于怀孕的妇女来说，轻轻地划船是最好的运动。”
“好吧，你轻轻地划一会儿。我很快就回来。”
我披着大衣坐到船尾看着凯瑟琳划船，她划得很好只是船桨太长用着不方便。我打开箱子吃了点三明治，再喝了口白兰地，感觉好多了。
“你累了就告诉我。“过了一会儿我说：”小心别让桨打到你肚子上。”
“要是那样，”凯瑟琳在两次用力划动中回答：“事情就变得简单了。”
我又喝了口白兰地。“你怎么样？”
“很好。”
我又喝了一口酒，轻轻挪到了船头。
“我划得很好。”
“到后面去，我彻底休息好了。”
喝了酒我划得更加轻松平稳了，口渴了，我又喝了点水。
天亮前又掉雨点了，我们现在有大山遮蔽着，天快亮了，我努力尽快划到瑞士境内。很快，我们就可以看清岸边山的岩石和树木了。
“听，”凯瑟琳说。我停下桨，听到了机动船的马达声。我迅速划向岸边，静静地躺下。船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船尾有四个边防警卫，他们的披风被风吹鼓并且倦容满面。我可以看见他们的帽子和披风上的黄色，终于他们离开了。
我再次把船摇到远离湖岸的深水中，在雨中划了大约四十五分钟的时候，又听到机动船的声音了。我停止了划船直到发动机的声音消失在远方。
“凯，我想我们已经到瑞士了。“我说。
“真的？”
“只有看到瑞士军队才能确定。”
“或者瑞士海军。”
“刚才的机动船也许就是瑞士海军的。”
“到了瑞士我们好好吃顿早餐。”
天已经大亮了，雨还在下，风也不停地刮着。我们可以看到岸上石砌的房子，小山上的别墅和一座教堂。我确信我们已经到了瑞士了，只见一个士兵从咖啡馆里走出来。他穿着灰绿色的军装，像一个德国人，他看见了我们。
凯瑟琳向他挥手，士兵笑了笑，也向我们挥挥手。
“那我们上岸去吃早饭好吗？”
“好的。”
我用力划左桨，船靠岸了。我把船停好拉着一条铁链，踏上了湿一漉一漉的岩石。我们终于到了瑞士了，我系好船把手递给凯瑟琳。
“我的脚麻了感觉不到。亲一爱一的，我们真的离开了那个充满血腥的地方吗？”
“是的，我们自一由了，你意识到了吗，我们到瑞士了！”
我们进了一间咖啡馆，坐在一张干干净净的木桌子旁。
“我不在乎他们没有果酱卷。”凯瑟琳说：“我想了一晚上，但没有我也不介意。”
“我想一吃完饭，他们就会逮捕我们。”
“亲一爱一的，别想那些。我们先吃饭，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我们是英国人和美国人。”
“你有护照吧？”
“当然有了。我们别说这些了，高兴点。”
早饭后，他们逮捕了我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房子很旧的海关。
“你们的国籍？“一个瘦瘦的，样子很威严的中尉问我们。
“美国人和英国人。”
“把护照给我。”
他仔细地看了很长时间。
“你们为什么以划船这种方式进入瑞士？”
“我喜欢划船，我是一名运动员。”
“你们到这里做什么？”
“做冬季运动。我们是游客。”
“这不是做冬季运动的地方。”
“我知道。我们想从这儿去有冬季运动的地方。”
“你们在意大利做什么？”
“学建筑，我表妹在那里学一习一艺术。”
“你们在这里等一下。”说完他拿着我们的护照进去了。
他出来时对我们说：“你们要去一下劳卡尔诺，可以乘马车，士兵拿着护照和你们一起去。“
他检查了我们的提箱后问，“你们带了多少钱？”
“两千五百里拉。”
“你表妹带了多少？”
凯瑟琳有一千二百多里拉。中尉对我们的态度明显变了，“你们要做冬季运动可以去文根，我父亲在那儿有个旅馆，而且常年营业。”
“太好了”，我说，“可以把名字告诉我吗？”
“我写在卡片上。”他礼貌地把卡片给我。
在劳尔卡诺，他们例行公事又盘问了我们，给了我们临时签证。这种签证他们可能随时收回，我们需要向他们汇报我们的行踪。无论如何，我们又拿到了护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