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难以捉摸的山
在西奈半岛的某个地方，纳菲力姆人建立起他们大洪水后的航天港。在神的赐福下，一些被挑选出来的凡人接近了西奈半岛的某座山。在那里，“回去！”鸟人守卫命令亚历山大说，“因为这片土地只属于上帝一个人”；在那里，“不要再走近了！”上帝向摩西喊道，“你脚下的土地是神圣的土地”；在那里，鹰人用他们厉害的光束对付吉尔伽美什，结果发现他不纯粹是凡人。
这座山就是马苏（MA.SHU）山──超级驳船之山。亚历山大的故事中把它叫做摩苏斯（Mushas）山──摩西（Moses）之山。从与摩西相同的名字、它的特点以及其他线索，可以看出昆，那座山正是摩西的目的地的标志。这就为“西奈半岛的门户在哪儿”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难道它不就是《出埃及记》的目的地“西奈山”吗？它是西奈半岛南部群山的最高峰，其位置在西奈半岛的地图上标注得很明确。
逾越节（Passover）就是纪念以色列人出走埃及的，在过去的三千多年的岁月中，人们每年都庆祝这个日子。希伯来人的宗教和历史记录中都有丰富的关于“出埃及”的资料，比如以色列人在荒野的游荡和西奈山的神约等等。以色列整个民族都看见了上帝耶和华出现在那座圣山上，闪闪发光；这就让这个民族对上帝的显灵有很深的印象。但是山的具体地点却没有得到过多描述，其原因是为了避免让那个地方成为一个被狂热崇拜的中心。在《圣经》中，也没有关于哪个人去过西奈山的记录，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先知以利亚。“出埃及”的四个世纪以后，以利亚在卡梅尔山（Mount Carmel）山杀死了巴尔的牧师们，然后开始了他的逃生之旅。在前往西奈山的路途中，他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上帝的一个天使将他唤醒并把将他安置在了西奈山的一个洞穴中。
在当今时代，我们即便不在天使的帮助下也能够轻易地找到西奈山。像过去几个世纪以前的朝圣者们一样，当今的朝圣者们也前往圣卡塔林纳（Santa Katarina）修道院（见图114）去朝拜。
圣卡塔林纳是根据埃及的殉道者卡塔林（Katherine）的名字来命名的，她的遗体被天使们带到了附近的山峰，所以那座山峰就根据她的名字为名。朝圣者们在山下休息一晚上，在次日天亮时分就开始往格贝尔-马苏山（Gebel Mussa，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摩西之山”）上爬。格贝尔-马苏山是在圣卡塔林纳修道院南部山峦中的山峰，山峦有两英里长（见图115）。
要爬上那座山峰还是不太容易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它的相对高度有2500英尺。在山峦的东侧有一条石阶小道，是僧人们用4000块石板铺成的。还有一条稍微好走一点的路（但是要多花几个小时）始于一个峡谷，这道峡谷是由一座山峦和另外一座以摩西的岳父叶忒罗（Jethro）命名的山形成的；这条路在山峦东侧缓缓地向上延伸着，与第一条路大约交汇在倒数第750个石阶处。据僧人们所讲，以利亚就是在那个交汇处遇见上帝的。
山上面有一座基督教的教堂和一座穆斯林的清真寺，它们都很小而且建造粗糙。旁边有一个洞穴，这个洞穴被供奉为“磐石中的洞穴”──见于《出埃及记》之33：22。在下山的路上有一口井，这口井被当做是为摩西的岳父他们提供过饮水的井……总之，传统上僧人们的故事总是尽可能地把一切神圣的事件都与这座山联系起来。
站在格贝尔-马苏峰上，你可以看到其他一些山峰，这些山峰一起形成了这个巨大的心脏地带；格贝尔-马苏峰只是其中的一员。不过，奇怪的是，作为如此重要的地方，格贝尔-马苏峰看起来要比其他很多山峰都低一些！
为了支撑圣卡塔林纳寺的传奇，僧人们还专门在修道院的主建筑上挂了一个牌子：
修道院高度 5012英尺
摩西山高度 7560英尺
圣卡塔林纳山高度 8576英尺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卡塔林山确实比较高──事实上是西奈半岛最高的山，这就是为什么天使们选择它来存放卡塔林的遗体的原因。我们知道，上帝也把以色列的子民们带到了这片禁地，所以令人失望的是，上帝向子民们展示他的威力和法规的地方居然不是这片地区的最高峰。
上帝是不是找错山了？
第十一章：难以捉摸的山
1809年，瑞士学者约翰·路德维希·伯克哈特（Johann Ludwig Burckhardt）以英国促进非洲内陆发现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the Discovery of the Interior Parts of Africa）的名义去了近东。他头上带着头巾，穿着阿拉伯服装并取了个阿拉伯名字叫易卜拉欣·伊本·阿卜德•安拉（Ibrahim Ibn Abd Allah ，意为“安拉的仆人亚伯拉罕”），这样就可以轻松地去到异教徒被禁止进入的地区。在人迹罕至处的埃及、苏丹交界处一带阿布-辛贝（Abu Simbel）和约旦的古城那巴顿（Nabatean 在），他发现了埃及神庙。
在1816年4月15日，约翰骑着骆驼从苏伊士湾北端的苏伊士镇出发，打算重走“出埃及”的路线，由此来确认西奈山的真实身份。他按照以色列人的路线南下，沿着西奈半岛西岸行进。那里的山离海岸线有10到20英里，因此形成了一个山海之间的海岸平原带；那里还有干涸河道和一些温泉，温泉中有一个是当年为法老们所钟爱的。
在南下时，他对沿途的地理、地形和远近都进行了仔细观察。他将所看到的情况都和《圣经》中相应的描述进行比较。到达石灰岩质地的高原的尽头时，出现了一个沙质条带状区域把高原和努比亚的石灰岩地带分开，就像是一条宽阔的大道一样横穿过这两个区域。然后他进入了内陆。之后不久，他又朝着南方的中心地带行进，最后从北部到达了圣卡塔林纳修道院。
他在途中的一些见闻十分重要。他发现那个地区出产十分出色的海枣；僧侣们有一个传统，他们每年都会将很多大箱子装着的海枣作为贡品送给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回教君主。由于他对那个地区的贝都因人非常友善，所以他们就邀请他去参加他们每年一次的盛宴，盛宴是为了纪念屠龙英雄“圣乔治”（St. George）；而他们把“圣乔治”称为“El Khidher”──万年青（Evergreen）！
约翰登上了马苏山和圣卡塔林山，并在这个地域广泛地参观了一番。在此，他被一座叫乌姆-夏特尔（Umm Shutnar）的山给吸引住了，这座山仅比圣卡塔林纳峰低180英尺；它位于马苏山和圣卡塔林纳山这两个组合的的西南位置。从远处看，在太陽的照射下，山顶反射强烈的白光，其原因是山上的巨石中掺杂着云母颗粒，而这种掺杂可能很不寻常；然后反射出的光线又与周围相对比较暗的地方形成了对比。而且从苏伊士湾和埃拉特湾都可以看到这个山峰的顶部。约翰在女修道院的记录中发现了一些踪迹，说乌姆-夏特尔曾经是一个寺院聚集的主要地方。在第15世纪，运载着玉米和其他食物的骆驼队很有规律地经过这个地方，去往伊尔托尔（El-Tor，“公牛”）港，因为这条路是到那里的最近途径。
在回来的路上，他经过了瓦迪-飞兰（Wadi Feiran）和它的绿洲，也是西奈半岛最大的绿洲。在众多河流的源头，他爬上了一座高达6000英尺的十分迷人的山：斯尔巴尔（Serbal）。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些神庙的遗址和朝圣者刻的碑文。在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过去大都数世纪中，瓦迪-飞兰才是西奈主要的寺庙聚集中心，而不是圣卡塔林纳。
当约翰通过《叙利亚和神圣之地游记》（Travels in Syria and the Holy Land）一书发表了他的发现后，他的论断引起了学术界和《圣经》研究界的极大震动。真正的西奈山不是马苏山，而是斯尔巴尔山！
法国人莱昂·日·拉博德伯爵（Count Leon de Laborde）在约翰的作品的激励下，分别在1826年和1828年两次去了西奈进行考察；他对这个地区知识的最大贡献就是其著作《出埃及述评》(Commentaire sur L'Exode)中优秀的地图和图画，。
在他之后，苏格兰艺术家大卫·罗伯特（David Roberts）也于1839年到西奈半岛进行了考察；他绘制的地图将地图的精确和艺术的生动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在照片出现之前的纪元里引起了很大关注。
下一个西奈半岛的主要旅行者就是美国人爱德华•罗宾森（Edward Robinson）和他的同伴以利•史密斯（Eli Smith）。他们的装备是他们自己的书和拉博德伯爵的地图，像约翰一样，他们也是骑着骆驼从苏伊士前往的。从出发到到达圣卡塔林一共用了13天的时间。在那里，罗宾森对僧侣们广为流传的传说进行了彻底的验证。他发现飞兰确实是一个寺庙聚集中心，这个中心聚集着很多主教，圣卡塔林纳修道院和西奈南部的其他一些寺庙都附属于这里的主教；所以传统和传说就重点突出了飞兰。从传说和文献中，他发现在基督世界前期的几个世纪里，马苏山和卡塔林都没有什么重要性；后来，大约在17世纪，侵略者和掠夺者使其他寺庙聚集地沦陷了以后，卡塔林的至高地位才逐渐形成起来。他发现本地贝都因人对《圣经》中的名字“西奈山”和“何烈（Horeb）山”完全没有了解，是后来的卡塔林的僧侣将这些名字运用到具体的山上的。
第十一章：难以捉摸的山
那么约翰是正确的吗？罗宾森在《〈圣经〉研究在巴勒斯坦、西奈山和佩特拉-阿拉伯》(Biblical Researches in Palestine, Mount Sinai and Arabia Petraea)一书中透露说，他在约翰考察的线路上发现了一个问题，所以对约翰的新想法有所疑问；但是相同的是，他们都对马苏山表示怀疑，认为西奈山可能是附近的某座山。
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界观点都认为西奈山和马苏山就是同一座山，现在这种观点却面临了挑战，甚至连伟大的埃及学家和科学考古的奠基人卡尔·理查德·莱普修斯（Karl Richard Lepsius）也无力抵抗。他乘船穿过了苏伊士湾并在伊尔托尔登陆。伊尔托尔是过去的朝圣者到圣卡塔林纳和摩西山朝拜时登陆的港口，附近就是巨大的乌姆-夏马尔（Umm Shumar）山。卡尔断断续续地将这座山与马苏山和斯尔巴尔山进行比较。经过了大量走访和调查以后，他将焦点集中在了最有争议的问题上：是马苏山还是斯尔巴尔山？
他的发现陆续发表在他的几部书中：《在埃及的发现》（Discoveries in Egypt）、《1842～1845，埃塞俄比亚和西奈半岛》（Ethiopia and the Peninsula of Sinai 1842-1845）、《埃及的来信》（Letters from Egypt）和《埃塞俄比亚和西奈》（Ethiopia and Sinai）；此外，或者还包括他向普鲁士国王（king of Prussia）的报告，因为他旅行是由普鲁士国王赞助的。
几乎刚到马苏山地区，卡尔就立刻对这座山产生了怀疑：“那个地方的偏远程度，去山的路的距离之艰难，”他写道，“倒是特别适合隐居者，而不大适合用作一个大的民族聚居地”。他认为，如果马苏山就是西奈山的话，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不可能在这里维持多久，但是他们事实上却在西奈山停留了一年；这就说明马苏山不是西奈山。并且这里的传统信仰最早只能追溯到公元6世纪，也说明了马苏山不是西奈山。
卡尔强调说，其实西奈山是在一个沙漠平原中；在《圣经》中也叫何烈山，“干枯之山”。一方面，马苏山处在其他群山中，而不是一个沙漠地区；另一方面，从海岸边到斯尔巴尔山就是这样的一个沙漠地带，足以让那些以色列人群瞻仰上帝显灵；而且斯尔巴尔山位于与瓦迪飞兰的交界处，这就使得这座山成了维持这些以色列人生存一年的唯一可能。不但如此，这可能也是亚玛力人攻打和占领这个地方的依据。而马苏山实在没有值得一战的肥沃的土地。当摩西刚来到西奈山的时候，就开始为他的大群牲畜寻找牧场，显然，飞兰可以满足这个条件，但是荒芜的马苏山却不行。
如果不是马苏山的话，那为什么是斯尔巴尔山呢？除了斯尔巴尔位于瓦迪飞兰的“正确”位置外，卡尔还发现了其他具体的证据。他报告说，在斯尔巴尔山上有一个山坳，周围有5座山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王冠的形状。在山坳中，他发现了一个女修道院的遗址。他称上帝显灵就发生在那个地方，所有以色列人都瞻仰了上帝的荣光。至于罗宾森发现的约翰路线上的问题，卡尔给出了一个间接的答案。当权威的约翰将他的总结发表以后，他在两方面动摇了传统观点：他很确定地否认了西奈山和马苏山是同一座山的说法，并认为前者实际上是斯尔巴尔；而且，他对之前没有被给予重视的“出埃及”路线提出了挑战。
辩论差不多持续了25个春秋。在这一过程中，涌现了其他学者的一些“演讲稿”，其中著名的有查尔斯·福特斯（Charles Foster）的《阿拉伯历史地理》（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rabia）、《荒野中的以色列》（Israel in the Wilderness）和威廉·H·巴雷特（William H. Bartlett）的《在沙漠中跟踪以色列人四十天》（Forty Days in the Desert on the Track of the Israelites）。他们又补充了一些意见，确认了一些事实，提出了一些疑问。在1868年，英国政府也介入了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派出了完备的远征考察队到西奈。他们的任务除了进行地理测绘外，还要建立真正的“出埃及”路线并确定西奈山的位置。这个团队的领头人是查尔斯·W·威尔逊（Charles W. Wilson）和亨利·斯宾塞·帕姆尔（Henry Spencer Palmer），这个团队中还包括了著名的东方学者和阿拉伯学者爱德华·亨利·帕姆尔（Edward Henry Palmer）教授。
先前到西奈考察的调查者们去的时间大多是在春天。1868年9月11日，威尔逊-帕姆尔团队从苏伊士出发，并于1869年4月24日返回，他们在那里经过了从初冬到春天的寒冷时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遭遇了多山的南部的凛冽寒风带给他们行程的种种困难。像圣卡塔林和马苏这样高一点的山峰，整个冬季都覆盖着积雪，但奇怪的是，当初，在埃及从未见过雪的以色列人在这里待了整整一年，而《圣经》中对于这一点却完全没有提到：既没有提到雪，也没有提到寒冷的天气。
队长亨利·斯宾塞·帕姆尔向爱德华·亨利·帕姆尔教授提供了他辑录的历史和考古资料集《西奈：遗迹中的古代历史》（Sinai: Ancient History from the Monuments），里面包括了西奈早期的居民、埃及人的出现、已发现的最早的字母刻录的碑文等文献；后者通过这些资料和证据制定了他们这个团队的考察路线，并找到了他们心中的西奈山。其成果是《〈出埃及记〉中的沙漠》（The Desert of the Exodus）一书。
第十一章：难以捉摸的山
尽管学术界表示怀疑，但他们的团队还是否决了斯尔巴尔山，将票投给了马苏山。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总结中有一个细节的变化。由于马苏山前面没有宽阔的峡谷来供以色列人安营扎寨和瞻仰上帝的荣光，所以他们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解决方案：西奈山的准确位置不是山峦南部的马苏峰，而是北侧的拉斯沙夫拉夫峰（RasSufsafeh），因为这座山峰朝着一片广阔的平原；而这个平原至少够两百万以色列人安营扎寨。
帕姆尔教授的观点很快就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评论，有的支持，有的又在他的发现的基础上进行改动。所以，不久就出现了将其他一些南部的山峰当做西奈山的情况，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路线。
但是我们能找的地方就只有西奈半岛南部吗？
让我们回到1860年4月。那时，《神圣文献杂志》（The Journal of Sacred Literature）发表了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建议：神山并不在半岛南部，应该到中部高原去找。这位匿名的作者指出，有一座山的名字的含义十分重要，那便是巴蒂耶斯-艾尔提（Badiyeth el-Tih）山，意思是“野外的游荡者”。而当地贝都因人解释说，那里就是以色列人游荡的地方。文章表明，艾尔提的一座山峰才是西奈山。
所以，在1873年，一个叫查尔斯·T·贝克（Charles T. Beke）的地理学家和语言学家据此踏上了寻找真正的西奈山的旅途。贝克曾经对尼罗河的源头进行过探索并绘制了尼罗河的地图。他在西奈的调查和研究建立了这样一个理论：马苏山是在第四世纪的时候以一个叫马苏的僧人的名字来命名的，而不是根据摩西的名字命名；马苏山以它的虔诚和圣迹而闻名于世。对于马苏山的名字大约从公元550年开始的这个说法，他指出，记录了在耶路撒冷被占领后的犹太人的历史的犹太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弗拉维（Josephus Flavius），曾将西奈山描述成那一地区最高的山，也就是说，比马苏山和斯尔巴尔山还要高。
贝克也发出了反问：以色列人怎么会到南部那些有埃及卫戍部队守卫的矿区去呢？
人们不会将查尔斯·贝克作为发现真正西奈山的学者而记住，就像他的作品的名字向我们展示的一样──《在阿拉伯半岛和米甸发现西奈》（Discoveries of Sinai in Arabia and Midian）。他的结论是，西奈山其实是位于死海南部某个地方的一座火山。这显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但是，他提出了许多有建树的疑问，这些疑问扫清了其他复杂的推测，而把重点集中在了西奈山的具体地点和“出埃及”的路线上。
探索者们之所以要在西奈半岛南部寻找西奈山，是由于“南部”这个概念和《出埃及记》的联系很紧密，因为《出埃及记》里面提到了“南部穿越点”、“南部路线”等等线索。他们据此认为，以色列人在苏伊士湾自西向东跨过了红海，过了红海以后就走出了埃及，到了西奈半岛的西岸了。然后他们沿着海岸线继续往南走，在某个地方转入了内陆并到达了西奈山（就如约翰所说）。
南部穿越点一说确实有很深的根源，而且还有一些传说作支撑。希腊的传说提到了亚历山大一世得知了以色列人在苏伊士湾穿过了红海的消息以后，他也模仿以色列人去到那里。
下一个到苏伊士湾的著名的征服者就是拿破仑，在于1799年到来。他的工程师们发现在苏伊士城市的南部有一个水下隆起，这个隆起有600英尺宽，它连接着两岸。大胆的本地人在退潮的时候通过它走到对岸，海水淹到其肩处。如果一阵强劲的东方吹过来的话，河床就会露出水面。
拿破仑的工程师为他设算好了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点，以便像以色列人一样穿过红海。但是却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变化，那就是风向的突然改变使一大股超过700英尺高的水浪在几分钟之内就淹没了隆起。拿破仑在最后的时刻逃过了这一劫。
这些经历使得19世纪的学者们相信，在苏伊士湾的尽头处确实发生过一些精彩件事：一阵强风确实可以创造出一条干的通道，但是风向的变动也会很快将一支部队淹没掉。在对岸，西奈半岛，那里有一个地方叫格贝尔-穆尔（Gebel Murr，意为“苦山”），其附近刚是比尔-穆（Bir Murr，意为“苦井”），这和以色列人在过了红海后遇到的马拉（Marah，苦水河）很相似。再往南就是艾云-马苏（Ayun Musha）绿洲──“摩西之泉”；那么，再下一个站点不就是名字原意为“甜”的以琳吗？也就是以出产漂亮的泉水和丰富的海枣而出名的地方。这样看来，不管之后他们在哪里拐入内陆，南部穿越点与南部路线理论都十分合理。
南部穿越点也符合现今关于古埃及和曾在那里受奴役的以色列人的概念。埃及的历史中心是赫利奥波利斯-孟菲斯枢纽，据说以色列人就在附近的金字塔的修建中被奴役。从那里开始，有一条路直接走向东方，直对着苏伊士湾的顶端和西奈半岛。
但是根据后来考古学的新发现所带来的新信息，确立了金字塔是在“出埃及”前1500多年前修建的，这比希伯来人来到埃及要早1000多年。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同意一种观点，那就是以色列人被奴役于修建一个新的首都，也就是法老拉美拉西二世（Pharaoh Ramses II）在公元前1260年修建的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北部的塔尼斯（Tanis）。因此，《创世记》（45：10）中分配给以色列人的埃及沃土，也即以色列人的安置点歌珊地（Goshen），也就应该在埃及的东北部而不是埃及的中心附近。
第十一章：难以捉摸的山
苏伊士运河在开凿的过程中（1859-1869）遭道了许多地形的变化，一个由地理、气候和其他方面的综合研究和考证，决定了这个伟大的工程可能实现。而这些众多的学术方面的考证和研究，证实了一个早期的地理时代的自然裂缝的存在；这个裂缝很可能曾经把北部的地中海和南部的苏伊士湾连通。而那个接缝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后来慢慢合拢了，形成了由一些分散的湖泊组成的水体链。在“出埃及”之前，这些湖泊可能还很大，苏伊士湾的顶端可能还要更加深入内陆一些。
考古学资料还表明，古代有两条“苏伊士运河”的存在，一条和地中海相通，另一条和苏伊士湾相通。在尼罗河部分河段干涸了的时候，这两条“运河”却还可以航行，并向埃及提供“甘甜”的水用于饮用和灌溉。这就说明了在早期，在埃及的东边确实有一个水障作为边界。
在1867年，苏伊士运河的工程师们画了一张地峡的南北剖面图（见图116）：
在其中，我们看到了有4个隆起的高地，这些隆起可能在古代也存在，而且可能就是通过水障的通道（见图117）：
通过这些通道，有很多条路线经由西奈半岛将埃及和亚洲连接起来了。但是我们应该弄清一点，那就是，穿过红海并不是蓄意的，而是当法老改变了放他们走的主意的时候，他们才被迫寻找穿过红海的通道；而上帝则指导他们从沙漠往后退，并靠着红海安营扎寨。因此，他们才从那几个通道中的某一个撤离了埃及；但是，究竟是哪一个呢？
德雷塞（DeLesseps）是当今苏伊士运河的总工程师，他认为以色列人经过的是“C”这个点。其他人，比如奥利维尔·利特（Olivier Ritter）从相同的资料中却总结出是“D”点。在1874年，埃及学家海因里希·卡尔·胡格什（Heinrich Karl Rrugsch）在“东方学家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上发表演讲时，提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地是在埃及的东北角。因此，据他所言，符合逻辑的通道就是“A”点。
这个关于北部通道的理论在近一个世纪之前的就有人提出来了，此人就是布鲁格斯（Brugsch）。他对《圣经》地理的研究始于1796年。他理论展示了大量古埃及遗址的真实证据，连其学术对手都称他的成果“杰出而精彩”。
1883年，艾德伍德·H·那维勒（Edouard H. Naville）通过其著作《比东积货城与出埃及之路》（The Store City of Pithom and the Route of the Exodus）宣布，他在提姆萨湖的西边发现了古城比东（Pithom），一个奴役以色列人的城市。这个发现和其他证据加在一起，证明了以色列人的居所是从提姆萨湖往西而不是往北延伸的。而歌珊地并不是在埃及的最北部，而是和中间的水障相连接。
H·克尔·特朗布尔（H. Clay Trumbull）之后又在《加低斯·巴尼亚》（Kadesh Barnea）一书中给出了古城疏割（Succoth）是“出埃及”的出发点的说法：那里是一个骆驼队聚集的地方，位于提姆萨湖的西侧，而“B”通道离那里最近；但是他没有选择“B“点，因为《出埃及记》（13:17-18）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哪怕这样更近……神领着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所以，特朗布尔说以色列人最终走的是“D”线：在法老的追逐下，他们穿过了苏伊士湾顶部的水域。
在19世纪末期，学者们开始忙着给出最后的答案。萨缪尔•C•巴雷特（Samuel C. Bartlett）在《〈旧约〉前六书的真实性》（The Veracity of the Hexateuch）一书中总结了“南部派”学者们的观点：穿越点在南部，路线也是向着南部的；西奈山就在南部。同样地，另一批“北部派”的学者也纷纷发表了他们的观点，比如鲁道夫•基特尔（Rudolf Kittel）在其著作《〈希伯来书〉的历史》一书（Geschichte der Hebraer）中，朱利叶·豪森（Julius Wellhausen）在《以色列和犹太》（Israel und Judah）一书中，安东·叶尔库 （Anton Jerku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Geschichte des Volkes Israel）一书中，都推出了穿越点在北部的理由。
他们最大的争论之一就是加低斯-巴尼亚，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停留的时间最久，而那个地方并不是一个偶然遇到的栖身地，而是“出埃及”之前就想好了的路线。它一直被认为是西奈半岛东北部的两片沃土：艾恩-加低斯（Ain-Kadeis，意为“加低斯之春 ”）和艾恩-卡迪拉特（Ain-Qudeirat）这两片绿洲。根据《申命记》（Deuteronomy），加低斯-巴尼亚离西奈山有11天的路程。像鲁道夫·基特尔一样的学者们就将加低斯-巴尼亚附近的山选为了西奈山。
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H·奥辛格（H. Holzinger）在他的著作《出埃及》（Exodus）中提出了一个折中的看法：穿越点就在“C”点；路线的方向是往南的。但是以色列人在有卫戍部队的矿区之前就转入了内陆。他们的路线引向高原上的伊尔-提（el-Tih），也就是“荒野中的游荡者”。之后他们又绕到平坦的中部平原，走向北部的西奈山。
第十一章：难以捉摸的山
在20世纪初期，争论又西奈山本身转移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上：“出埃及”的路线到底是怎么走的？
第一条是古代的沿海路线，这条路线穿过艾尔-坎塔拉，（elQantara）即“A”点。虽然这条路上有许多沙丘，但是沿途也有许多水井，而且众多的海枣树既提供了遮陰处，又提供了可口的水果。
第二条路线始于伊斯玛利亚（Ismailiya），即“B”点。这条路线几乎和第一条路线平行，但在它的南部大概30英里，沿途有绵延的小丘。这里的天然泉眼很少，地下水的水位也很深，人工井要往下打到几百英尺才能见到水。即使是一个现代的旅行者开着汽车走在这片地区的高速路上，也会感觉到自己是在沙漠里漫游。
在最早的时候，军队都喜欢沿海路线，因为有海军的支持；相反，选择更深入内陆的那条路线的人，则是为了避免被巡逻队和海军发现。这样他们才会觉得安全。
“C”点可以通往“B”点，也可以通往从“D”点开始的两条路线的入口。在中部平原平坦而坚硬的土地上，几乎没有稍深一些的干涸河道，它们的河床普遍很浅。当冬天的雨季来临时，浅浅的河道就灌满了水，看起来犹如一个个小型湖泊。水很快就流干了 ，但是还是有一些渗入了河床的黏土中；所以，即使在河道干涸的时候，依然可以在下面找到水源。
更北部的那条（从“D”点出发的两条线路中北边的那条）路线叫吉迪通道（The Giddi Pass），它穿过了中部平原北部边缘的一些山区，通往别是巴（Beersheba）、希伯伦（Hebron）和耶路撒冷。相对南部的那条路线叫米特拉通道（The Mitla Pass），它的阿拉伯名字Darb el Hajj的意思是“朝圣之路”；早期，穆斯林朝圣者就是从这条路去麦加（Mecca）的。朝圣者们从苏伊士城附近出发，穿过沙漠便走上了米特拉通道；然后他们越过中部平原进入奈赫勒（Nakhl）绿洲（见图118）；绿洲上有一个城堡，朝圣者们可以在这里休息然后继续往东南方向到达亚喀巴（Aqaba）港；最后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去麦加。
这4条可能的路中，以色列人到底走的是哪条呢？
《圣经》地理专家布鲁格斯在很早以前，就通过其《北部路线报告》（Northern Crossing presentation）展示了他的北部穿越点，之后，涌出现了许多关于《圣经》故事中以色列人所走的路线的讨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这一疑问上：“非利士的道路”……“虽然很近”，但上帝没有指引这条近道。《圣经》接下来解释说：“因为上帝说：‘恐怕百姓遇到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据说这条路就是从“A”点开始的沿海路线。
在世纪之交，皇家工程师A·E·海恩斯（A. E. Haynes）研究了西奈的路线和水资源。他发表的《〈出埃及记〉之路线》（The Route of the Exodus）令人印象深刻，显示了很多不仅符合《圣经》原意，也符合先前考察者们实地调研结论的思路。
海恩斯把焦点集中在了“没有被选择的路线”这个相反向度的问题上。他指出，加低斯-巴尼亚位于沿海路线很容易到达的地方，并且被当做是“出埃及”的目标；所以他总结说，西奈山就在去加低斯的路上。
在否认了“A”穿越点路线以后，海恩斯认为比较合适的路线是“B”，因为这条路可以到达西奈山，然后再通往加低斯。但是在埃及人的追赶下，他们可能又被迫通过“C”或“D”路线。中部平原确实是一个一片广阔的荒野。奈赫勒是西奈山附近一个重要的站点。而西奈山可能就在100英里以外，因为这么远的距离正好满足了《圣经》中所说的“11天”的行程。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中部路线（也就是从中部大平原穿过的那条路线）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这些支持者中有一些也同意“靠近加低斯”的理论；其他人则相信以色列人是从奈赫勒南部转向亚喀巴湾的，而不是北部。当在经文和地理上的争论已经让人疲倦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似乎就是再一次实际地去走一趟。
第十一章：难以捉摸的山
一个人该怎么样去完全重走“出埃及”之旅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就是答案。大战爆发以后，西奈半岛很快就成为了一个战争舞台，一边是英国军队而另一边是德国和土耳其军队。他们争夺的是苏伊士运河。
土耳其军队以很快的速度就进入了西奈半岛，而英国人也很快从伊尔-阿里什（El-Arish）和奈赫勒撤退了。由于地中海和“沿海路线”都被英军控制住了，土耳其人不能往这两个地方走，所以他们就决定走“B”路线去伊斯玛利亚 ，并用了20000只骆驼来运送装备和给养。
土耳其指挥官泽马尔·巴夏（Djemal Pasha）在《回忆土耳其政治家，1913年至1919年》（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一书中说，在西奈沙漠中行军的最大问题就是水源。在旱季，一个25000人的部队要穿越那片荒野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进攻被打退了。
之后，德国人又从土耳其人那里接手了那个任务。由于他们拥有高度机械化的部队，于是选择穿过中部平原到达苏伊士运河。在水利工程师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干涸河道里面的地下水并沿途挖了许多井。不过他们在1916年的进攻还是失败了。当1917年英国人准备占领苏伊士运河时，他们走了沿海路线。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他们占领了耶路撒冷。
英国人A·P·韦弗尔（A. P. Wavell）的回忆录《巴勒斯坦战役》（The Palestine Campaigns）认为，英国最高统帅部估计到了敌人无法在中部平原找到足够的水资源，供5000多人和2500匹骆驼使用。当时，指挥德军西奈战役的是阿多诺·威甘德（Theodor Wiegand）及其上司F·克雷斯·冯·科伊茨斯坦（F. Kress von Kressenstein）。巧的是，他们正好也是“出埃及”线路的业余研究者。他们断言：“格贝尔-马苏山不可能是《圣经》中的西奈山。”他们认为应该是“巨大的格贝尔-雅力克（Gebel Yallek）山”，而这与海恩斯的观点相呼应。很可能，在其他德国学者的建议下，他们认可了“B”线，也就是与马加拉（Maghara）山相对的格贝尔-雅力克山，后者在“B”点的北面。
在一战以后，一个英军部队中的军人成了西奈半岛的总督，他就是C·S·贾维斯（C.S. Jarvis）。长期待在西奈半岛的岁月使得他对半岛十分熟悉。他在他的《西奈的昨天与今天》（Yesterday and Today in Sinai）中也提到了以色列人不肯能从南部穿过西奈半岛，因为对于他们那么一大群人和牲畜来说，要在那片荒野维持一年是不可能的……
在做了更多的解释以后，贾维斯总结到，“出埃及”的大舞台就在西奈半岛的北部。
在接下来的年头里，关于路线的研究最引入注目的是来自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和其他希伯来高等研究机构的学者们。他们将《圣经》和其他经文知识与考古现场调查研究紧密联系，然后发现了一些支持“南方派”的证据。
其中，哈姆·巴尔迪罗玛（Haim Bar-Deroma）虽然接受了一个北方通道的说法，但是他也相信，以色列人后来通过中部平原南下了，他们去了约旦的一座火山。还有三个这方面的著名的学者F·A·泰尔哈伯（F. A. Theilhaber）、J·斯扎皮诺（J. Szapiro）和本杰明·迈斯勒（Benjamin Maisler）也接受了北方路线的说法。在他们合著的《巴勒斯坦历史地图集：在〈圣经〉时期的以色列》（The Graphic Historical Atlas of Palestine: Israel in Biblical Times）一书中，他们说伊尔-阿里什是以琳的一个繁茂的绿洲，而哈拉尔山（Mount Hallal）就是西奈山……
当学术界和《圣经》界继续围绕那个问题纠缠的时候，我们却发现还有一个没有解决的基本的问题：就穿越点而言，充足的证据已经否定了北方派；但是就西奈山而言，充足的证据又否定了西奈山在南方的观点。这就让大家都陷入了僵局。最终，人们发现就是剩下一个折中路线了：西奈半岛的中部平原。
第十一章：难以捉摸的山
在20世纪40年代，M·D·卡所托（M.D.Cassuto）在《〈出埃及记〉述评》（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Exodus）一书中，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中部路线。他解释说：“没有被选择的路”并不是沿海路线，而是更内陆一点的路线“B”。因此，从“C”穿过的路线就直接引了向东南部的中部平原；而这个说法与《圣经》的叙述完全符合──并不需要再继续南下。
在1967年的埃及和以色列之战后，以色列就长期占领了西奈半岛，对西奈半岛的研究因此而达到了一个空前广泛且深入的程度。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地形学家和工程学家对西奈半岛进行了十分仔细的研究和考察。本诺·罗森伯格（Beno Rothenberg）的团队发现了很多重要信息，发表在《西奈探索，1967-1972》（Sinai Explorations，1967-1972）一书中。他们发现，在北部的条形海岸上，许多古代遗址都反映了这个地区“像桥的特征。”
而在西奈半岛北部的中部平原中，却没有永久定居的建筑被发现，只有安营扎寨的痕迹；说明了这个地方只是一个暂住区。把这些宿营地在地图上标好以后，就形成了从南地到埃及的一条线，这条线一直引向埃及。这应该就是当年那些“荒野中的游荡者”留下的痕迹吧。
但是一个希伯来大学的地理学家，门纳西·哈尔伊尔（Menashe Har-El）却针对那个理论提出一个新的的理论。纵观了所有的争论后，他指出那个淹没在水中的隆起（参图116）才是穿越点。然后以色列人就沿着传统的道路南下，经过马拉（Marrah）和以琳，他们到了红海的岸边，并在那里宿营。
门纳西在这里展示了他的创新之处：在经过了沿着苏伊士湾的长途跋涉后，以色列人也十分疲倦了，所以他们并没有直接南下。他们只继续向南走了大约20英里，到了苏德尔（Sudr）干河的河口，并顺着河道进入了中部平原；他们再继续向前通过奈赫勒就到了加低斯-巴尼亚。门纳西认为，辛恩-比西尔山（Mount Sinn-Bishr）就是西奈山，它位于干河的入口处，大概有1900英尺高。他还说以色列人和亚玛力人的战斗就发生在苏伊士湾的海岸上。但是他这个说法被以色列熟悉西奈地形和地势的军事专家所否决了。
到底西奈山在哪里？我们得重新看一下古代的证据。
我们已经知道，寻找来生的法老走的是东方。他穿过了水障之后就进入了一条山道，然后就到了杜亚特；杜亚特是一个四面环山的椭圆形地区。“光之山”位于奥西里斯河分成支流的地方。
生动而形象的图画（参见第四章之图17）向我们展示了奥西里斯河慢慢流经一片田野的画面，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耕作人。
我们从亚述的遗址中也发现了这样的图画。亚述国王们到西奈半岛的方向正好与埃及法老们的方向相反：亚述国王是从东北部经过迦南到达西奈半岛。他们中的一个就是以撒哈顿，他在一块石碑上刻下了一些相当于是地图的画面（见图119）。而且上面有海枣树──暗示了西奈半岛；犁则象征了农业区；此外，还有一座“神山”。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看到了以撒哈顿置身于最高神的神庙之中，靠近生命之树。牛就在树的侧翼──这和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下刻绘的完全一样（“金牛”）。
但是这些都没有提到西奈南部的山，而把重点集中在了西奈北部的干河伊尔-阿里什上面，这条河的名字的意思是“丈夫之河”。西奈山就是在伊尔-阿里什河的支流的某个地方。
在整个西奈半岛，就只有一个具有这种地貌的地方。地理、地形、历史记录和图画描绘，这一切都指向了西奈中部平原的北半部分。
第十一章：难以捉摸的山
即使是前面提到过的帕姆尔，他也心知道西奈山是在一片一望无际的沙漠中，而不是群山里。他说，既然西奈半岛是一个从各个方向都能到达的地方，那么问题就很简单了：西奈半岛只可能在一片平地上。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圣经》而不去参考现代的考古发现的话，我们也一样能参悟出这个观点。《圣经》经常提起西奈山，就像它毫无疑问地矗立在一片平坦的沙漠中一样。
帕姆尔也承认，在西奈半岛确实有这样一个“平坦的沙漠”的存在；但它并不是纯粹的沙漠，“只是这些部分和我们头脑中沙漠的感念很相近而已，因为海洋就在不远处，只隔了一层小山的阻挡。”所以不全是沙，而是一些碎石。
他描述的是中部平原。对于他而言，缺少了沙就等于丢失了“沙漠”的形象；而对于我们而言，它的碎石地面正好符合纳菲力姆的航天港。如果马苏山就是航空港的地标的话，那么西奈山应该就在离航空港不是很远的地方。
那么，难道一代又一代的往南行进的朝圣者们是在白费力气吗？对南部山峰的崇拜是否只是从基督时代才开始的？考古学家们从南部这些山上的寺庙、祭坛和其他证据中却得出了与之不同的结果：朝圣者们在众多石碑上所刻的字和岩石上所雕刻的画都说明，对这些地方的崇拜可以推到很远很远的年代。
人们希望，要是有两座西奈山就好了，这样就可以满足传统信仰和现实崇拜；而这种想法并不新奇。学者们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怀疑，《圣经》中关于神山的不同的名字是不是就是说有两座神山。
这份名单包括以下4座山：
西奈山，“立法之山”；
何烈山，“干燥之山”；
巴兰（Paran）山，“耶和华显灵的山”（见《申命记》）；
“众神之山”，上帝在此第一次向摩西显现。
从那两个地方的名字来看，可以从它们和地理的联系来辨别它们。巴兰是和加低斯-巴尼亚相连的荒野，很有可能是《圣经》里中部平原的名字；所以巴兰山也应该在那里。以色列人到的山就是这座山。但是摩西遇到上帝的那座“众神之山”，应该距离米甸山不远；因为摩西正在为他岳父放牧；他将牲畜放到野外去，然后来到了众神之山。米甸人的居所在半岛南部，沿着亚喀巴湾的海岸。“众神之山”应该就在和野外相邻的某个地方──西奈南部。
在苏美尔的圆柱形印章上面，发现过一个具有神的外貌的牧羊人。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神位于两座山之间的画面（见图120），在神的背后有一个像火箭一样的树。这幅图里面，两个山峰的运用和《圣经》故事中经常提到的神伊尔•沙代（El Shaddai，意为“全能者”）──双峰之神──很吻合。所以这就区别了上帝给出神示的山和众神之山：一个是沙漠平原中孤单的山；另一个则看起来和另外两座神圣的山峰有联系。
乌加列文本也提到了在加低斯郊外的“年轻众神之山”与伊尔之山（代表大神伊尔）和阿西拉之山（代表伊尔的妻子阿西拉），而且文本说它们都在西奈半岛南部。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得这样一个结论：在位于中部平原的航空港周边，有一座神山。而在西奈半岛南部，则有两座见证了纳菲力姆人往来于天地之间的山峰。
它们就是我们所期望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