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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唐霍塞因小女儿之死被迫远走巴塞罗那，无意中为帕布洛打开了一扇新鲜的窗口。
帕布洛一到达这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料，这竟然是满口反对教会和政府专制的现代运动的气息。一群颓废派诗人、泛神论者、象征主义者、哲学家在街头集会游行，他们举着尼采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喊着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口号，“印象派”的光波在他们迷乱的眼神里激荡，“象征主义”的沉梦在他们蓬松的长发间出没。帕布洛一下就注意到了那个拖着脏污卷发、络腮胡子的卡塔鲁那人圣地亚哥·鲁西诺，他是位画家，可他讲演好像比画画更出色。这位巴塞罗那现代运动的领袖，是西班牙16世纪末绘画大师格列柯的崇拜者。1894年，现代派在海边小镇西特赫斯举行隆重集会，鲁西诺自己出钱，买下了格列柯的两幅画，专门赠给这次集会。在诗人伊萨特朗诵了大作《肺病印象》之后，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我们宁愿做象征主义者，宁愿精神失常，不，甚至疯疯癫癫，萎靡堕落，也不愿降格以求，胆小怕事。陈规陋习令人窒息，在我国，谨小慎微实在太过分了！
唐霍塞在靠近码头的旧城区克里斯提那街租到了房屋。这里本身很安静，又能看到马车、火车、渔船等热闹场面；当然，不喜欢走路的唐霍塞更多的是想到住处离美术学校不过几百码远。
10月的一天，帕布洛跟着父亲爬上了一幢叫做交易大楼的高层建筑的最高几层，这就是巴塞罗那美术学校的校址。帕布洛很奇怪，这个学校怎么吊得这么高？幸而一些雕像和喷泉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不然他对学校的印象就真是一无是处了。
帕布洛的腋下夹了几幅人物画，它们将是他能否取得入学资格的准绳。校长安东尼奥·恰巴，一位优秀的人物像画家，他看着这个才满14岁的孩子的作品，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帕布洛站在一旁，非常紧张，他悄悄地隐到了父亲的后面，搓着冒汗的手心。
恰巴好不容易看完了，他抬起头对唐霍塞说：
“对我们学校，你的儿子比你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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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的第一天，教室里吵吵闹闹。帕布洛坐在墙角的一个座位上，显得十分孤独，他除了知道这个教室里有个叫帕布洛的学生外，一无所知。这时，他感觉有一双温和的大眼睛望着他，并向他走来。
“我叫曼奴尔·帕拉勒斯，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帕布洛·鲁伊斯·毕加索。”
他们就这样成了好朋友。帕拉勒斯是塔拉戈纳省荷尔达镇人，比帕布洛大5岁。帕拉勒斯谈起他们的友情，说：
“14岁的时候，他的活动和工作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其他同龄人。他非常早熟，我们在一起，根本看不出年龄差别。在观察事物、感染他人等方面，他还是我的老师。”
唐霍塞看到儿子心不在焉，有些着急。他知道以儿子的水平，在那个班上是受了点委屈。他亲自找到校长，于是，帕布洛获准跳过这个枯燥死板的初级阶段，参加了“古代美术、实物写生和绘描”的插班考试。
考试的结果吓了老师们一跳。恰巴校长见他年纪小，原定期限一个月。帕布洛可管不了那么多，他只用一天就交卷了。那些作为考试的素描，上面盖有校印，至今还保存在该校。当看到少年毕加索的素描所表现出的无可否认的技能时，人们都感叹：这个天才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那些以朴实而夸张的手法描绘的人体精彩生动，真实准确。
唐霍塞见儿子长进不小，就在普拉塔街给他租了一个房间做画室。
帕布洛第一次拥有自己的专门画室，自然兴奋不已，随手就在画布上涂了一幅好玩的《刺刀冲锋》。他把它带回家里，妹妹洛拉见了，吵着要。帕布洛不给，正闹得很僵，唐霍塞用一个漂亮布娃娃哄住洛拉，才结束了这场兄妹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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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布洛平生第一幅最重要的作品即将问世了。
1896年，为了参加一个大型展览会，16岁的帕布洛决定画一套具有“沙龙风格”的作品，他征求父亲的意见。父子俩商量了好久，最后选中了三个题材：《唱经班的男孩》、《第一次圣餐》、《科学与仁慈》——既有宗教的，又有科学的，反映了当时两代人的妥协。
4月，巴塞罗那全市美术展览会上，帕布洛的《第一次圣餐》陈列于第一展览室，标价1500比塞塔。5月15日的《巴塞罗那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对这次展览的综合评述，其中也提到了这幅画，称其“画中人物富于感情，线条明快”。
帕布洛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把自己的情绪、心理调整到最佳状态，就动笔画那幅著名的《科学与仁慈》。
唐霍塞对此也十分重视，他破天荒地亲自做模特儿，于是他就成了画面左边坐在病人床旁的医生。唐霍塞一生拘谨踏实，极少照相，后人也许只能通过这位“医生”来想像他的模样了。帕布洛充分借鉴流行的印象派的技巧，在以赭色、棕色表现悲悯和忧郁的同时，映衬着紫红、黄绿诸色，从而一扫伤感颓靡之风，画面成熟稳重，泰然自若，虽然尚没有摆脱学院派的影子，却也对未来有所预示。比如，病妇那只柔软细长的手，就好比一段安详优美的语言，在款款倾诉。
《科学与仁慈》在1897年的马德里全国美展上获得赞扬，接着又在马拉加市的全省美展上摘取了金像奖。
他在别人吹捧的光晕中，他在别人期待的眼神里，他上了报纸，上了展览，如果他按着别人为他指明的道路走下去，凭帕布洛的聪明，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很不错的画家，至少会超过他的父亲，名望于当地，传诵于当时。但是，我们就永远也见不到天才的毕加索了。
帕布洛决意离开巴塞罗那。
正好，放暑假了。帕布洛随父母返乡，他暂时把烦恼丢到了脑后。帕布洛受到了亲戚朋友的热烈欢迎，叔父萨尔瓦拥抱了侄儿，他一直对他抱着很深的期望。常在列塞奥俱乐部聚会的唐霍塞的一群朋友，也设宴为画家帕布洛·鲁伊斯·毕加索祝贺。
人们不难看出，这段时间帕布洛把绘画丢开了，他一到傍晚，就挽着表妹卡门·布拉斯科的手在海滩、河边散步。他腋下夹着一根手杖，戴一顶黑帽子，也遮掩不住帽檐下乌黑眼珠闪出的亮光。洛拉常常跟踪在哥哥的后面，窥视他们的亲密举动，然后回来学给大人们看，逗得满堂笑声。
帕布洛与表妹的郎才女貌让人们认定了这是天生的一对。他还特意在一个铃鼓上画了一束花送给布拉斯科，因为这么名贵的花，他还买不起，他不好意思向叔父要钱干这些事情。过了几天，布拉斯科说，她不能再和他一起出去了。原来，布拉斯科的妈妈嫌帕布洛家里穷，社会地位不高，配不上她的女儿。
帕布洛虽然冷静地和布拉斯科分手了，他的心中却烙上了不可磨灭的伤痕。那么短暂而圣洁的初恋呵！在以后毕加索一生的情海里，很少有过这种单纯和爱恋了，而更多的是成人化的感情的依托、寂寞的排遣与情欲的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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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刚过，毕加索就在萨尔瓦的帮助下，孤身去了首都马德里。执教于圣费尔纳多皇家学院的牟诺斯·德格拉因先生是唐霍塞的朋友，他的引荐使帕布洛顺利地就读于该校。但他很少去教室上课，不是呆在学校的画室，就是跑去普拉多美术馆，在那里，他又一次被委拉斯开兹、格列柯、鲁本斯吸引住了。“这才是真正的学校。”帕布洛一边欣赏，一边自言自语。
埃尔·格列柯引起了帕布洛的特别注意。生活在16至17世纪的格列柯属威尼斯派，所作多宗教题材，人物瘦长变形，在一种神秘气质里宣扬苦行主义精神。他那通过手势和眼神揭示人物心理的哲人式画法感染了帕布洛。去普拉多复制委拉斯开兹和格列柯的名画，成了帕布洛的必修功课。
天气稍暖，帕布洛漫步在喧嚣的街头，手里拿着写生本，他很快就完成了5本街景的写生，其中2本只用了一个月。帕布洛几乎走遍了全城，尤其是饥饿与贫困的波希米亚人出没的那些暗得可怕的小胡同。他敏锐的目光开始对实物的可塑性进行考察。他发觉，同样是人，富人总是那么大腹便便，目空一切；而穷人却枯肠瘦肚，委琐难堪。物体这种可塑的品质，后来在他的第一幅立体主义绘画中就表达了出来。
萨尔瓦听说帕布洛在学校专门逃学，很不高兴。在这位一心只想侄子光宗耀祖的叔父看来，只有圣费尔纳多学院才能使帕布洛飞黄腾达，如此自由散漫的帕布洛太让他失望了。他一气之下，停止了对帕布洛的接济。
帕布洛本来十分拮据，这一来，更是雪上加霜。他穷得连绘画的材料也买不起，毕加索曾对诗人艾吕雅回忆这个时候说：
“饿肚皮是小事，几天不能创作，我就像停止了呼吸一样。”
无奈，他便把一张画纸做几张用，密密麻麻画，重重叠叠画，有一张后来被发现的画纸，上面涂满了小丑、狗、马和吉卜赛人。由于画得太密，辨认不清，只数得出八个签名，前面都是同一日期：“12月14日”。帕布洛总是把日期放在签名之前，有人对此不解，他说，时间比名字更重要。
冬天，马德里特别地冷，帕布洛身无分文，每天喝西北风度日，他终于病倒了，猩红热使他成了格列柯画中一样的人物。为了捡回一条命，他被迫回到巴塞罗那父母的身边。
唐霍塞对儿子明显冷淡了，以前欢迎过帕布洛的人也怪怪的，惟有母亲洛佩斯相信儿子，她拍着帕布洛的肩膀说：“要是你当兵，就能做将军；要是你当僧侣，就能做教皇。”1946年后，毕加索当着情人弗朗索瓦·吉洛的面，接上了母亲的话茬：
“可是我当了画家，就成了毕加索。”
母亲的话对帕布洛触动很大。从此，他的画面上不再用“鲁伊斯（Ruiz）”署名。“毕加索（Picasso）”，大家都这么叫他，一是这个姓很新鲜，二是他和母亲太相像了，他愿意这么改过来。
家里太闷，毕加索想起了好朋友曼奴尔·帕拉勒斯。1898年6月，毕加索来到了曼奴尔的家——阿拉贡边区的荷尔达。他头一回沐浴农村的风光，与和气热情而又沉默寡言的农民打成一片。曼奴尔家所在的村庄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桑·雷恩花园。鲜花遍野，绿树成荫，山丘河谷长满了葡萄滕和橄榄树，石灰石峰峦有如哥特式建筑，高耸云霄。毕加索在这里很少画画，他学习了各种农活，给骡子装载，给公牛套车，以及酿酒等等，他都极有兴趣。
他和曼奴尔在山上找到了一个山洞，那里幽静凉爽，好比天然画室。他们还筑起了一堵墙，用以避风。那年夏天，在西班牙历史上是百年不遇的炎热，他们在山洞里一个劲地画牛、羊、驴、马，根本不管外面热浪滔天。他们3个月后才下山，而毕加索被好客的曼奴尔家人留到了第二年的1月份。他研究冬天的落叶从枯黄到降落的全过程。他最喜欢的是山区的太阳，那么纯净而热烈，宛如山区姑娘湛然的明眸。他对曼奴尔说：“印象派怎么画得出这样的太阳呢？光线多么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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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2月，毕加索从荷尔达回到巴塞罗那。出去这么久，父母很担心，生怕他住不了几天又要跑，只好同意他不去学院的要求。毕加索的同学约瑟夫·卡尔多那专攻雕塑，他十分钦羡毕加索的才华，邀请他来共用他的画室，解了毕加索的燃眉之急。
初春，巴塞罗那的天气转向和暖。毕加索整天都一头扎在画稿当中，他画了又改，改了又画，似乎没有满意的时候。可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美术活动已经纳入了“现代派”的观察范围。
一天，毕加索正在修改作品。忽然，门开了，信佛刮进来一阵旋风，一个长头发青年就站在了毕加索的面前，问他是不是安达卢西亚人毕加索。毕加索惊讶地睁大黑色的眼睛，没有做声。来人也不再问，视线转到画板上，那件被改得鬼画桃符般的作品使他弓着腰，足足看了十来分钟。
他就是诗人、画家沙巴泰，毕加索终生的朋友和知音。
多年后，毕加索与沙巴泰都回忆起这第一次会面。
毕加索说：
“当我走过他的面前，向他道别时，我向他鞠了一躬，我不禁为他的整个形象所散发出来的光芒而折服。”
沙巴泰说：
“我一看见他就想，德梭那小子没说错，他果真是非凡的。他的眼睛亮得像一颗星，你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那双手虽小，但灵巧、好看，动起来的时候好像在说话。他的画里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我说不出，但深得我心。”
毕加索特别神往英国，他禀承了父亲对英国家具、服装和绘画的爱好，他尤其想见识一下英国的妇女，在他的心目中，英国妇女美丽、勇敢，富有魅力。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经巴黎到伦敦。
临走前，毕加索画了一幅自画像给自己壮行，他遥视浩茫的天空，大雁飞过，万里碧空，挑战的豪情和征服的欲望蓦然跃起。毕加索神定气足地在自画像的眉毛上连写三遍：“老子天下第一。”
这时，距毕加索19岁生日只差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