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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半叶，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下，飞速向现代化迈进。商业中产者弱肉强食，或破产消亡，或转化为工业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巴黎，以其大工厂、大银行、大商场及其新闻、电报等通讯手段一跃而为欧洲的首都，各国大批的艺术家纷纷投奔这里，企图在经济的繁荣里寻求艺术的归宿地和突破口。然而，大多数怀有抱负的艺术家们都深感失望。
一夜发迹的工业资产阶级头目，由于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穷到富的巨大落差，惊魂未定，他们只承受得了一种“象征着无尽繁华和稳定的”文化艺术，他们只欣赏光洁、清致、细腻的富于学院古典主义趣味的作品，因而引起了激进青年艺术家的反感。
变革的洪流已经不可阻挡。
60年代，莫奈、雷诺阿、巴依齐、西斯莱等人，一起来到巴黎格莱尔画室学画。他们讨厌照葫芦画瓢，有一天，莫奈对伙伴们说：“咱们走吧，这里于健康不利，这儿不说真话。”在他们看来，学院派的作品都是面具，没有真实的生命。
他们经常在一家叫做盖尔波瓦的咖啡馆集会，除爱德加·马奈已有一些成就外，其他均是无名之辈，包括后来被称为“现代绘画之父”的塞尚。于是，马奈成为公开反对官方艺术的首领。作家左拉是他们坚定的支持者，他利用自己的声望为马奈的艺术辩护。1863年春，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在“落选沙龙”上引起轩然大波，受到拿破仑三世及其法国绅士们的痛斥。左拉立即发表长文《论马奈》，充分肯定了马奈绘画的那种“由个人气质决定的富有人性美的对现实的表现形式”。
1874年，毕沙罗、雷诺阿、西斯莱等人在卡普辛大道35号借用了摄影家纳达的一间工作室，组织了一次“独立沙龙”，与官方的“秋季沙龙”相对抗。34岁的莫奈就在这次画展中推出了一幅震撼画坛的习作《日出·印象》。《喧噪》周刊的记者路易·勒鲁瓦指责莫奈“否定了美与真实”，而嘲之以“印象主义”。不料，这个名称从此彪炳画史，变成了极富号召力的一面光辉旗帜。
虽然印象派还只停留在对光、形、色的粗浅的思考上，它的革命是不彻底的，但它毕竟打响了第一炮。它的贡献在于：以莫奈、雷诺阿为代表的对光与色的探索，成为后来马蒂斯“野兽派”的圭臬；而马奈、德加和塞尚对文艺复兴所建立的空间的质疑则是毕加索立体主义的出发点。
而后，凡高、塞尚、高更横空出世，尤其是塞尚于1886年宣告与印象派决裂，标志着现代艺术的发端。塞尚觉得印象派孜孜以求的“闪烁的阳光与流动的大气”都是转瞬即逝的东西，信佛一种虚拟语气，让人模棱两可。他要探索新的途径，用整体的稳定的绘画因素，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感知。塞尚的意义在于他动摇了传统的绘画标准“像”，而提出了新的准则“知”。把这一准则推到极致的，就是——毕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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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毕加索来到了巴黎。
他目不转睛地眺望着埃菲尔铁塔，像阅读一部传奇。
他不断地往来于塞纳河两岸，穿梭在乞丐、妓女和颓废派诗人之间，他掀开巴黎“自由而浪漫”的封面，看到的是和西班牙同样的内容，处处充满了生存的艰难。
这一年，巴黎真热闹。
迎接20世纪到来的巴黎国际博览会规模空前，经历了无数屈辱、已年届六旬的大雕塑家罗丹在展览会上获得了他生前最大的一次成功，“令人恶心的罗丹”一夜之间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光荣。正如美国作家戴维·韦斯所说：“巴黎是无法预言的。”
毕加索在博览会上意外地看到了自己的作品，而且作为西班牙当代名作选入了博览会出版的画册。
资金紧张和巴黎艺术界的活跃气氛使毕加索无心再继续他的旅程，他留在巴黎了。画家耶森、雕塑家马诺洛是他的第一批朋友，还有同来的沙巴泰和卡沙盖马斯。他们不修边幅，尖俏刻薄，把不被承认的才气都转化成另一种能量。热心的马诺洛在向同道介绍毕加索时，总说是他的女儿，弄得人哭笑不得。
在卢浮宫博物馆，毕加索潜心研究安格尔、劳特累克、莫奈、塞尚等前辈大师们的作品，他手摹心追，会意忘言，抽空自己画几幅，虽不多，却可以看出他吸收新影响的快捷。他的临时画室在加布里埃街49号，附近是一座山，山上便是蒙马特尔。
这时，毕加索最亲近的朋友是沙巴泰，他们形影不离。现在仍可以看到毕加索当时为沙巴泰画的一张像：沙巴泰穿着黑色大衣，身上披着玫瑰花，走在墓地间。从神态到背景，都沾染了颓废的色彩。
毕加索很幸运地遇见了加泰罗尼亚实业家马纳奇，马纳奇用150法郎买下了他的全部作品，并对他表示，愿意每月付150法郎的工资，请毕加索按时交画，毕加索答应了。他还结识了经营小画廊的伯萨·韦尔夫人。画家都是靠这些人的“慧眼”吃饭的。
正当毕加索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情况却急转直下。他的同伴卡沙盖马斯一到巴黎，就爱上了一个姑娘，但那个姑娘却对他的疯狂追求无动于衷。卡沙盖马斯神魂颠倒，濒于崩溃的边缘。毕加索看着他“人比黄花瘦”，一天天憔悴下去，心里不忍。他想，马拉加灿烂的阳光也许能疗治好朋友的单相思。这样，他半劝半拖，将卡沙盖马斯带回了老家。
毕加索克服着家人，尤其是父亲和叔父对他的厌恶，一心只希望地中海的良好气候能使卡沙盖马斯忘记过去，重新振作。可是，卡沙盖马斯连那灿烂阳光的面都没碰一下，他老在幽暗的酒店角落里借酒浇愁，醉时多，醒时少，已不像个人样子了。无奈，毕加索只好乘火车前往马德里，而卡沙盖马斯不愿再跟着。在一家放着音乐的酒店里，他们互相道别。卡沙盖马斯满含热泪，黯然返回巴黎，以开枪自杀结束了他无力摆脱的爱情悲剧。
毕加索听说了卡沙盖马斯自杀的消息，好几天都一言不发，只是画，不久就画出了那幅低沉阴郁的《卡沙盖马斯的葬礼》。这幅很大的油画是毕加索蓝色时期的代表作之一，送殡者、尸体与云雾上的裸体女孩、飞腾的白马反映出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地狱的混沌和天堂的清明糅杂在一起，让人想起高更临死前画的那幅著名作品《我们来自何方？我们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人类自身的问题，是哲学的最高问题，也是一切艺术的终极问题。
毕加索在马德里结交了一名叫弗朗西斯科·达·阿西·索勒的巴塞罗那人，他们合作编辑了一份杂志《年轻的艺术》，1901年3月出版了创刊号。他们意欲把它办成一本“真实可靠的刊物”，在西班牙推动艺术革新的浪潮。遗憾的是，《年轻的艺术》仅维持5期就停办了，还是没钱。他们本想另起炉灶，再办一份《马德里艺术评论》，但毕加索又不得不赶往巴黎了，马纳奇催得紧哩，他几个月未收到毕加索应允的一些绘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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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重来巴黎的确切日期究竟是1901年春还是6月，说法不一。有一幅画也许能作证明，毕加索描绘他和友人雅姆·安德路·波森一同到达巴黎时的情形，留着胡髭的波森，头戴方格呢帽，手里提了一个包；毕加索握着一根手杖，腋下夹着一只大公文包。从他们两人都穿了厚呢大衣来看，应是春寒料峭的时候。
马纳奇迎接了他们，并邀请毕加索住在克利希大街130号他的不太宽敞的寓所里。他的寓所只有两间房，毕加索在较大的那间住了好几个月。《克利希大街》和《蓝室》就成为了这一段自由而杂乱的日子的纪念。
马纳奇认为，毕加索要尽快出息，就必须去见伏拉。伏拉是个有名的画商，他性情豪爽，眼光独到，曾赞助过塞尚，和许多名画家名诗人相交甚深。
毕加索的画得到了伏拉的好评，他满口答应尽快举办毕加索的作品展。毕加索知道伏拉画廊是很威风的，他想通过这一次展览在巴黎一举成名。为此，他闭门苦修，专门为迎合贵族资产阶级的趣味画了一系列作品。就其艺术水平而言，它们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却一幅也没有卖得出去，这给了毕加索以沉重一击。
值得庆幸的是，毕加索的创作动机被《艺术报》的评论员费里基昂·法居及时勘破，他撰文在称赞毕加索“是一位名副其实和富有魅力的画家”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毕加索急切的功名心：
他的危机就潜伏在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情中，它可能使他养成一种平易媚俗的美
术趣味。创造和多产，像暴力和精力一样，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们面对着如此光
芒万丈的雄伟气魄，不免对这一点深感遗憾。
如果没有法居的这篇文章，凭年轻人的一时任性和急躁，毕加索说不定会在邀媚取宠的道路上滑得更远。毕加索毕竟是毕加索，法居前面赞扬的部分他都没在意，就是这几句话有如当头棒喝，让他全身心为之一震。
他一冷静下来，就明白了自己应该把线条和色彩画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