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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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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暗涌

我的家在比邻市政广场的一栋老楼里,每晚屋里的光源除了月光,就是广场那边照进来的霓虹。我惯每天一个人简单吃了晚饭后坐在卧室的窗台上朝广场的方向张望。

父母退休后搬去南方安度晚年,花掉大半生的积蓄置办了房产,他们说北方寒冷的气候不适合老年人生活。我想,其实令他们无法忍受的不是天气的寒冷,而是这里留给他们的记忆。我大学毕业后回到这座城市,卖掉家里的房子,在市中心租了这套小户型。房间不大,一条玄关,两室一厨没有客厅,一室被我当成客厅兼书房,另一间充当卧室。新家离我工作的广电大厦不远,步行往返也就三十分钟。

市政广场每晚都有很多夜行者,尤其在炎炎夏日的夜晚,他们聚集在音乐喷泉周边,唧唧喳喳地流连在那些小商贩的地摊前。每当这时我的目光都会被停留在人流中的那个孩子吸引,十七八岁的年纪,从没有换过的军绿色短裤和露洞的深灰色T恤,挺高的个子,却一直跪在那里以一种低矮的姿态向人们伸手行乞。他身上并没有残疾,只是脸上雕刻着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沧桑,他出现在这里已经一年多,应该是某个有组织有纪律的丐帮的成员。身强力壮的行乞者一般不会得到别人的关注,他唯一的杀手锏就是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清澈明亮让人心生怜悯,总会有人因他那可怜兮兮的模样同情心大发,朝他面前那个铜盒子扔进几枚硬币。我喜欢在窗户这一边窥视他,并执意叫他“孩子”,因为每当看到他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景。如果景仍然活着的话也该是他这么大的年纪,刚好上大学,穿一身干净的休闲装,一头利落的板寸坐在明朗的大学课堂里;他应该更喜欢驰骋在广阔的篮球场,他一定会在很多围观女学生的尖叫中完成一个又一个风流绝伦的投篮,然后一个转身甩给她们一个自信善意的回眸。

但这些永远都只能停留在我的想象中,景的过早离世留给我无尽想象的空间,父母也因此遗弃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家园远迁南方陌生的城市。

第一次看见那个行乞的孩子还是在一年前,那时我的情绪正陷入低谷。

一直在跑的一个政府竞选新闻接近尾声,那个与我相处很愉快的市长热门人选竟然放弃竞选远离政界。我有很多充分的理由希望他能成功,不光是自己与其熟识的原因,也有那些他提出的惠民政策。竞选结果公开的那晚我一个人坐在卧室的地板上发了几个小时的呆,然后突然喉咙一酸泪如泉涌。已经凌晨一点,我还是拿起电话拨通了那个号码。

铃声响了很久,一串单调的嘟嘟声在空旷寂静的夜里让思念亲人的情绪更浓,那边终于响起母亲的声音,语气中透露着不安:“小新,怎么了?”

我在这边的黑暗中啜泣:“,李东伟选上了市长。”

那边一阵沉默,然后母亲平静地道:“这些事都过去了,我们以后都不要再提那个人,你爸爸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千万别再跟他说这些事让他再有什么情绪波动……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明天还要上班的吧。”声线中找不到任何一丝与这宁静夜色不相符的波澜。

母亲的麻木令我更加难过,她又何尝不是对李东伟恨之入骨,可惜人们都说,民不和官斗。她跟父亲搬到遥远的地方,否认曾经的一切,或关于欢乐、或关于悲伤,他们统统放弃,只求安度晚年。

可是,放弃或忘记,并不等于有些事情没有发生。

2、徐丽媛

人的很多行为都是惯驱使,就像我总是在夜里因思念弟弟而独自泪流,总是在闲下来的时候思念远方的父母。订报纸也是这样一种惯,即便我每天跑在城市新闻的第一线,时刻出现在最有新闻亮点的时事现场。

这个惯让我认识了徐丽媛。

也是在一年前,我跑那个竞选新闻期间发生的事。

我因工作太忙,忘记了去报社官网订阅年报,她在一个周末的晚上摁响了我家的门铃,问我要不要订下一年的《海默晚报》。

我给以她肯定的回复,她便要我开门给她,说她带着报社派送中心的收据,马上就可以在她手里完成这笔易。多年的职业生涯让我有机会接触了太多类似登门服务的诈骗陷阱,这些来历不明的骗子经常使独居朴实的老人深受蒙骗损失财产。

我告知她我会在网上订阅,坚决没放她进屋。

她跟我磨叽了很久,说她的确是派送中心的正式员工,这一带的报纸订阅工作都由她负责,多签一份单月薪可以提成十块钱,而我无论在哪里订阅都是一样的价格。

看得出来她很看重这十块钱,但是我坚持自己的原则,最终没放她进来。

当时她给我的印象蛮深,很浓重的南方口音,语速极快像是唱歌,但句句清晰嗓音圆润。

几个月后我恢复了念大学时的兴趣,迷恋上了阅读,我疯狂地在网上订购各种书籍,医学类、法医学类、悬疑小说、高科技方面的科普工具书,还有一些医疗器械。我妄图把自己沉浸在一种险狡诈的氛围中,远离日常生活的环境,分离出另一个与目前的状态和本质完全不同的自己。

第一次收到邮包时,快递员的声音就让我觉得熟悉,她礼貌地对着话筒说:“你好!请问是景新家吗?你的邮包到了!”我开门签收了邮包,那一次的书较多,分量很重。第二次快递员在话筒里说:“你好!你的邮包到了!”我签收之后对她报以微笑,发现跟上次送快递的是同一个人;第三次,她直接说:“你的邮包到了!”这一次她不仅给了我一个沉甸甸的邮包,还递过来一份报纸。联想到那个嗓音,我才恍然大悟,“你就是上次让我订报纸的那个人吧!”

她微笑着点点头:“嗯。我主要就是送报纸,也包快递。”

我这才认真打量起她来:大约三十几岁的样子,瘦瘦的身板,个儿不算高,身穿一套报印中心的红马甲和略肥的白短裤,一顶红色遮帽将那张力充沛的脸覆盖在影下,灰尘和汗水浸渍过的皮肤纹理显得很粗糙。

她微笑地看着我,并未对上次我拒绝订报的事情说什么,她的态度令人安心,我深知这关系到她的饭碗。

从那以后我们又见过几次面,每次我们都相互点头示意,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已经是很熟悉的朋友,但却对彼此一概不知。

终于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正午,她跑颠颠走上楼梯,我隔着家门的防盗网看她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边走边喝,还感叹天气的炎热。

我打开门,接过邮包和报纸并随口问她:“忙不忙啊?这会儿正是一天最热的时候呢!”

“你是最后一份了,剩下的还在中心分类,要晚上四五点再出工。”她回答得干脆利落。

这次我请她进了门,并给她倒了杯橘子冰水,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受若惊的表情。

“这么忙,一个月可以赚多少?”我关心地问她。

“两千多一点,快件多或赶上订报季,提成也有点。”她喝了口橘子水,略带感激地看着我,然后浏览了下我的房间,“你是大学生吧,总买那么多书看!一看就是文化人,那么大一个书架!”

我不想暴露过多自己的信息,只点点头:“你说这一带的报纸都是你送,也包括市政府小区吧?”

“是啊,我每天早晨四点半就派件了,市政小区有些退休老人一大清早就站在楼下等报纸。”她十分朴实,至此我只能用“朴实”这个词形容她给我的印象。

“两千块不多啊,要养孩子的吧。”有一些情况我需要深入了解。

“两个孩子在县里上初中,住宿那种,老家是农村的。只要他们肯学,我拼了命也要供两个大学生出来!”

“南方农村的?”

“嗯。”

我始终饱含着一种关切的目光,多年的采访经验让我熟谙面对怎样的人需要怎样的态度和口吻。

“自己一个人在这边生活?”

“这边工作好找,我们那边体力活工资实在太低。他爸身体不好,北方冬天太冷,他干不来。”

“家住哪儿?离派送中心近不近?你这活儿真是挺辛苦。”

“幸福家园那头。”她挠挠头发,有点无奈道,“也没办法。”

幸福家园是海默市边缘地带的一个棚户区,楼房密度极大,却没有高过三层的,真正的当地人都已搬离那里,把房子租给一些外来务工人员,都是小户型,只有上水没下水,更别提暖气跟煤气,地处边缘也没什么开发价值,那儿就是贫穷落后的代表。

“平时看不看报、关心个新闻什么的?”

她愣了一下,似不知这话从何问起,“别看我是送报的,可我从来不看文字的东西;家里有台低价买的二手彩电,但是没天线,我买DVD看,韩剧什么的。”

我点点头,最终敲定了她在我计划中的地位:她需要钱;人看起来还算机灵;一个人住,这城市里没有朋友,邻居也都是每天为生计忙碌无暇顾及他人的小蜜蜂;她不关注新闻;名字也过于普通:徐丽媛,某个不入流的校园网叫这个名字的就有八十几人。

她是一个条件上佳的帮凶。

3、复仇计划

有句话说,魔求利己,佛讲究恩泽四方,凡人居其中。

李东伟市长手上戴着一串佛珠,他现在是想心灵平静,恩泽四方了。但如果一个人在想变好的时候就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将曾经的恶行一笔勾销,那佛教里还讲什么业果,基督教里还讲什么救赎?我不知道李东伟如今慈善的面具下良心是否也同时复活,当选市长之后他好像忽然变了一个人,变得和蔼可亲、变得日理万机、变得任何大灾小难都要亲临现场、变得喜欢在逢年过节带着礼物去慰问城市最底层的穷苦百姓……我每天都在关注他,心想时间过得越久,往事就会变得越没价值。希望重新回到我的世界是在李东伟成为市长后的两个月——李东伟在我的生命中销声匿迹了八年之后重新成为我生活的重心。

当初退出竞选的李宗凯副市长找到了我,那时他身体很虚弱,据说心力衰竭就出现过四次。他轻声咳嗽着半仰在,请我帮他做一件事。情况大致是这样的:他已经准备跟家人去暖的南方休养身体,但离开之前尚有一事让他不能甘心。他说,当初自己的退出是由李东伟一手造成的,李东伟捏住了他的小把,虽然没有当面挑明,却找人在背后作梗。李宗凯希望我可以找到李东伟的弱点,然后借助媒体的力量将其搞垮,丑闻、收受贿赂、贪污公款、公报私仇……他总有暴露狼尾巴的时候。这个任务的酬劳不低,可以先付我一半的定金,另一半事后付清。

我惊诧地坐在中心医院特护病房里,面对着我曾经一度以为最理想的市长人选。我从不了解政客间的针锋相对有多激烈,所以他的计划着实让我为之一震。往开了想,他其实也只不过希望那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罪有应得,而我也只是他重金雇佣的一个反腐卫士。我可以接受他选择我充当这个角色的理由,我跟他毕竟有着不错的情,并且对政治新闻较敏感,我可以以工作身份接近他的仇人,并且我是个需要钱的人——我发现自己比职业杀手更适合替李宗凯完成这个复仇计划。

关于如何搞垮李东伟的事情我计划了很久,我想搞垮的是李东伟整个人,而非他单纯意义上的仕途生涯。从那时起我开始疯狂地在网上购买一些书籍和相关的设备,也因此跟徐丽媛熟悉起来。

某晚,当广场的霓虹顺着半掩的窗帘爬进我漆黑的房间时候,我已经趴在窗台上默默观察了那个行乞的孩子半个小时。一个念头像蛇一样钻进我的脑海。

我决定策划一套关于城市边缘人生存状态的系列节目,这符合即将举行的政协会议神的需要,我也可以借此拉开李宗凯复仇计划的序幕。

4、窃

为李东伟选礼物也是经历了深思熟虑的,他是个有点品位的人,收到的东西不满意很有可能直接送人。我从古董市场淘来一只麒麟根雕,他应该对这种地方特色十足的工艺品感兴趣。接下来我小心地用细的刀具剖开根雕,将一个非法网购的窃听器装在了里面。

如李宗凯所说,我要找到李东伟的把,就要想办法监控他的行踪。

然后我打电话给徐丽媛,让她帮我送一个邮包,我说邮包是一个匿名的电视观众送到电视台的,他曾经在干部下乡活动中受过李东伟的资助,以此表示感激。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李东伟竟然将根雕放在了自己的卧室里,我听到他跟保姆炫耀这是群众送给他的礼物。

卧室,多么隐私的地方,竟然如此轻而易举,我甚至后悔放进去的不是一个针孔摄头。

5、横

为广场乞儿制作的那期节目如期播出,反响强烈。电视里那些讴歌赞美新世界的节目已经让观众审美疲劳,现在人们的猎奇心理越来越重,他们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向不幸的角落。

城市边缘人。噩梦童年。毁掉一生。

伴随着几个很抓眼球的词汇出现在演播现场的大屏幕,主持人引领嘉宾款款走向台前,当天的现场嘉宾就是乞儿自己。

四岁就被拐卖进丐帮,从小遭尽毒打凌辱,经常饥肠辘辘,还不懂事时就跪在街边伸手行乞;十四年的乞丐生涯,“伸手要钱”的日子使他在已经成长为一个身强力壮的少年时仍然文盲一个,并身无一技之长;一年前揣着一股亡命天涯般的劲头逃出丐帮,来到这陌生的城市时仍然文盲一个、身无一技之长、并饥肠辘辘。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命运,只有乞讨……节目最后,主持人呼吁社会上的福利机构、技术学院或招工单位能收留这个可怜的、已经有着十四年乞龄的无辜少年。

“城市边缘人也有梦想,噩梦的童年过后,他不甘心自己的一生就在十四年前那次贪玩的任中被彻底摧毁。他是不幸的,十四年间随丐帮颠沛流离没享受过亲人朋友的关心护。他又是幸运的,没有像其他被拐卖的孩子们那样被虐待致残。我们相信,只要他还有一双健全的双手和一颗赤诚之心,就一定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光辉未来……”

乞儿于公共媒体的第一次亮相在诸如此类与时俱进、让人亢奋的主旋律中宣告结束。随后他便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市政广场也再没有出现过他的身影。人们愿意在心中为他勾勒出一个五彩斑斓的未来,或是被技校收留学技术,或是被某个善良的企业家雇佣做工人。

两个月后,让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消失了一段时间的乞儿以横广场的形象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本来就因风干过度而过早衰老的皮肤伤痕累累,那套标志的军绿短裤和灰色T恤沾满了灰尘和血迹,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被挖去了双眼。遭遇过凶残虐待的乞儿被人弃市政广场,暴露在晨起清澈明朗的朝下,被一群去广场晨练的老人发现。他比以前更消瘦,两腮塌陷皮包瘦骨,受虐过的昭然伤口诉说着他所遭受过的屈辱与折磨。

体被发现的第二天就有人出现在台里,点名要见记者景新。

我非常不爽,因为他的制服很容易让同事对我产生误解。

“刑警队大队长木森,有些事情要问你。”对方的脸上散发着不友好的光。

“怎么,我的新闻越界不和谐了?”

“不是这样。”他打量着我,“昨天一个乞儿横市政广场的事你知道吧?”

我点点头。

“你两个月前采访过他。”

“他是《城市边缘人》系列节目的一期嘉宾,我正是那期节目的责编……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还以为他被什么机构收留了,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是怎么死的?听说是虐杀。”我的脸上流露出惋惜沮丧的神情。

“我问过你的同事,有人说那期节目拍摄完毕后是你亲自领他走的,并且那期节目播出之后就再没有人见过他。一个乞丐,本来没什么人关注,你那期节目当时还挺轰动,这一消失,又重新出现时竟然是一具遍体鳞伤的体——我想知道的是,那天你带他去了哪里,之后跟他再有没有过什么联系?”

我眯着眼对视着冷漠的刑警同志:“我不明白您的意思,难道每个跟我见过面的人出了这样的事我都要承担嫌疑?我很忙,每天都要接触各种各样的当事人,那以后我没再见过他,这个系列我们没打算做追踪。”

队长的态度缓和了些,“我也知道以你的身份跟一个乞丐沾不上什么边,但是程序上你这里我们必须走一下,正值政协会议召开之际,这种事情很敏感,景记者您是我们掌握的最后一个跟他有关联的人,我们必须查到他后来的行踪。”

我迟疑一下,点点头:“我请他去我家吃了顿家常便饭。”随即我看到队长的脸上泛出一阵惊异的神色,“我挺可怜他,而且那次接触,令我想起了很早以前去世的弟弟,我把他带回家,请他吃了一顿饭,并鼓励他不要放弃自己的希望,当天晚上他就离开了。”

队长若有所思地注视着我的眼睛,有些怪气地说:“景记者真有心,请乞丐去自己家里做客。”

我平静道:“队长需要走程序去我家搜查一下?”

“那倒不必,请景记者再想起什么可疑的线索时及时通知我们。”

回到办公桌前,我以政协会议特约记者的身份预约了一个市长采访。

6、威胁

对李东伟的采访还算顺利,访谈间歇我提到了前一天受到刑警队调查的事。

“景记者帮忙调查案件无伤大雅,又不是什么有损名誉的事。”李东伟笑眯眯地说。

“但是,他们竟然找到了我的头上,让我感到很不安。”我观察着李东伟的神情,循序善诱。

“这有什么?”李东伟苦笑道。

“每个人或许都有些不为人知的个人偏嗜,一些变态小情结。”

李东伟皱皱眉头,随即好奇地盯着我。

“八年前我弟弟意外死亡,从那以后我就喜欢接触那些跟他年纪相仿的少年,每当看到他们,我就会感觉很欢乐,有时候也会带他们回家玩。”

这时李东伟的眼睛亮了一下,显然他对这样隐秘的话题很感兴趣。

“我独居,所以带别人回家还算方便……问题是,两个月前带那个乞儿回家的晚上我玩过了头。我想到了一些恶毒又让人倍感刺激的东西,然后把他绑了起来,他对我很顺从。”

李东伟错愕地张大嘴,闪烁并充满期待的目光显示出他对下文渴望的紧迫。紧接着他听到了一些血腥暴力重口味的东西,然后禁不住咧起嘴大声惊呼。

“我是个还算有名气的记者,把他弄成那样又不敢送到医院,只好等他慢慢痊愈。但是很遗憾,他不仅伤口感染高烧持续不退,并且还昏迷无法进食,就这样病病恹恹在我家待了两个月的时间,最后……”

李东伟厌恶地皱起鼻子,勃然大怒:“你把他的体扔在了市政广场?你这个变态!你这是犯罪!”他猛地站起身,“对不起景记者,我要马上通知刑警队!”

“先别急市长大人。”我淡定地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掏出手机翻到相册,然后将一个俊美的少年展示在他眼前。

李东伟定在那里,抓向电话的手停在空中,随即指向我的脸,喉咙口发出咝咝的响声,像在承受窒息的折磨。

“李延雷,男,十九岁,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2010级本科生,多美好的年华,还有副这么漂亮的皮囊。”

李东伟的面部肌肉动起来:“你……”

我安慰他冷静下来,请他坐下,听我将经过娓娓道来。

“两个月前李延雷暑假离校,回家前夜通知父亲去机场接他,身担要职的父亲工作很忙,又担心公车私用影响不好,所以叫儿子自己打车回家……第二天晚上李延雷告诉父亲,同学们临时决定暑假期间在国内集体旅游,所以回家的计划就此搁浅……这两个月里,父子偶尔在夜间通过电话,保持着平静的流……市长大人没想到吧,李延雷其实两个月前就已经回到了海默,可惜他被我接走了。”

李东伟震惊地盯着我手机上的照片:一片明显刻意修饰过的白色背景之下,俊美的少年被粗大的铁链拴在暖气管上,嘴里塞着一肮脏的抹布,脸上露出惊恐哀求的神色。

“孩子刚到我那里时不太听话,还要时不时给他打上一针强效镇静剂。”

李东伟低下头,右手死死捏住了两侧的太

“后来他看到那个乞儿的状况时就害怕起来,开始对我言听计从。他按我的意思给您打过电话,深怕自己某句不合时宜的话激怒我并遭到摧残。不过我一直对他的表现很满意,本来外表就那么讨巧的孩子,又那么聪明,我都忍不住喜欢他了……您放心,他现在一切正常,只是活动空间较小。”

李东伟抬起头,我能看到他太上的静脉在疯狂地跳动,他眯着眼,显然在努力压制住自己即将爆发的情绪。

“你囚禁了他两个月,”李东伟缓缓地说,“你想要怎么样?”

现在我尝到了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快感:“尽快火化首,把乞儿的案子结束,一天不结束,我就一天睡不着觉。”

“荒谬!这案子我根本插不上手!”

“谁说您插不上手?”终于到了这一刻,所有的往事统统推开记忆的闸门汹涌而来,“毁灭迹销毁证据,不正是李东伟市长您轻车熟路的事情吗?”

李东伟又一惊,料到事情不妙:“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收起了散漫的不严肃,正色道:“当年你们的动作那么迅速,我与父母连再看一眼弟弟的机会都没有。现在您的儿子活得很好,只需您一遍八年前的那个过程就可以让他重新回到您的身边。八年前是为了他,八年后,您还是那么他的对吗?”

“你是那个景的姐姐?!”李东伟陷入对于往昔的回忆,眼睛里蓦地涌上一股黑色的旋涡,望着我点了点头。

“不要考虑跟踪我或调查我的电话记录,李延雷目前不在我那里,我的帮手在细心照料他,一旦我这边出了偏差,她会立即解决掉李公子……李公子现在吃得饱睡得好,市长大人请尽快动手。”

7、往事

李东伟既然知道了我是谁,必然更加担心儿子的命安危,但我相信他愿意赌一把。他口头上答应了我的要求,并提出要看一看他儿子现在的状况,我满足了他。

我的家庭跟李氏父子的集出现在八年前。

那时十一岁的景刚上初一,花一样的年纪还未开始,与李家公子是同班同学。景虽不是家里的独子,却也是我跟父母的宝贝,我在外地念大学,也有了独立赚钱的能力,一家四口其乐融融,所以景暴毙的消息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个难以形容的悲怆。

的班主任说,景当时的情况像是中午玩过了头,在下午第一堂课时一直无打采地趴在桌子上,老师还多次警告他抬起头听讲。第二堂课时,授课教师在反复几次善意提醒后,忍无可忍走到他跟前推了一把,景哼哼一声了两下,随即倒在地上,这时身边的同学才看见景身前的一片白沫。

当天晚上已经超过了景每天放学回家的钟点,母亲打电话给老师,竟然得到景食物中毒死在医院的消息。那时距离景发生意外已经过去了六个小时,他们没有及时通知家属。

检报告白纸黑字,无法接受现实的母亲孤立无援地去学校询问调查,因为她确信家里为景准备的午餐没有任何问题。课间时分,景班里一个目光闪烁的男孩引起了母亲的注意,那个孩子胆子很小,被母亲揪住后竟然哭了起来。母亲带他到场的角落里,问他:“你知道景是怎么死的对不对?告诉阿姨!阿姨求求你!”

孩子说,上午班里的李延雷跟景打架了,李延雷怀恨在心,中午跟几个同学去学校后街的农贸市场买了老鼠药……

孩子很害怕,用颤抖的声音说:“李延雷当时只是说要教训教训他,没想他死……”

母亲惊呆了,十一岁的孩子,竟然恶毒到这种地步,她无法想象这样的孩子受到的是怎样的家庭教育,她更不敢相信这么严重的校园恶事件竟然以如此掩人耳目的卑鄙手段被平息下去。

母亲找到报社记者,重新出现在学校时,所有老师跟学生都禁口了,那个当时道出真相的孩子据说已经转学,母亲竟然粗心到没有记住他的名字。

再后来母亲才知道,原来那个李延雷就是李东伟副市长的儿子。李东伟是个典型的政客,善际、人脉广,对这种做假证据假报告的手段信手拈来。

那天早上景像每天一样开心地去上学,竟然成了与母亲父亲的诀别。案子尚未做出评定结果时,他们竟然再一次违反程序提前火化了景体,从此真相再无法大白天下。

父亲一病不起,母亲从此以泪洗面,我从外地的学校赶回家,轻狂的年纪眼里容不下一粒沙。我领着母亲去李延雷家讨说法,却被李东伟赶了出来。

“对!我就是有权有钱,怎么样?是我儿子毒死了他!怎么样?我儿子做什么我都可以摆平,你们这些杂碎穷鬼又能怎么样?”

连续三个“怎么样”,我和互相搀扶的母亲无所适从。

当年我只是个刚迈入大学校园的学生,不具备媒体工作者的素质与敏感。当李东伟扔下这句话骂骂咧咧将我们赶出门的时候,我甚至没意识到这话其实就是他认罪的铁证。

我无法理解李东伟极端的护崽行为。那时李延雷才十一岁,不需要负担严酷的法律责任,他作为父亲为何不能接受一次良心上的谴责?他如此偏袒自己的孩子,不仅无法使孩子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反而认识到自己的父亲可以摆平一切无法无天之难事。受过这种教育和神洗礼的孩子,长大之后想必也是个社会败类。我最终接受“少不更事”这个借口,但是他父亲李东伟永远无法得到我的饶恕。

所以我在今天制订了这个计划,终极对象是他的父亲。

9、伪证

李东伟那边进展缓慢,他自有纠结的问题。官做得越大越怕有闪失,而八年前替他伪造景检报告的那个朋友也由当年的一个小检验员升到行政领导,想要帮忙则需要背着其他小人物掉包从乞儿身上找到的物证,并篡改已经检验出的一些结果。

我不再网购小说或什么设备,与徐丽媛也联络甚少。我每天关注着城市新闻,期待出现与那个暴乞儿有关的新闻。偶尔我会电话李东伟,提示他我耐心有限,虐杀美少年的欲望又一次此起彼伏。他央求我给他多一点时间,保证他一直在检验方面施压,那边已经销毁了一些可以用来指证凶手的物证,很快这个案子就会结束。他同时提出要看看儿子或听见儿子声音的请求,我仍然一一满足。

父亲对儿子的,永远不会遭到质疑,就像我们一家人对景。在深沉真挚的面临威胁时,有时会出现盲点,或思维上的,或行为细节上的,即便疑点重重,也会不顾一切听从指示。李东伟从来没问过我,为什么当初要把乞儿的体抛在市政广场那么醒目的地方招来那么大的围观效应。

乞儿横案的调查终于圆满,《海默晚报》利用豆腐块大小的版面刊登了相关部门公开的结案报告:乞儿因长期营养不良,全身多处脏器衰败致死,身上多处伤痕系死亡前就存在,怀疑乞儿生前被人误导招入黑工厂后遭受体罚,但从体上并未提炼出值得参考的凶手线索。还有一点,乞儿的双眼是在死亡后被挖出的——这一点倒是千真万确,眼睛是一个人的门户,我们有时仅通过一双眼睛就可以认出他(她)是谁。我挖出他的眼睛,一来是为了提升公众的恐惧感,将事件扩大;二来,那么恐怖的一幕电视台或报纸不可能令其公开亮相;三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它是一个人的门户。

这个案子遭到了民众的唾弃,人们在晚饭后的市政广场晃荡,彼此谈论着发生在前段时间的乞儿被害案,大骂行凶者是个十足的变态人渣。

秋高气爽,又到了即将开学的日子。

我迎着清晨的光去上班,在楼梯口遇见了正在送报纸的徐丽媛,我们相视而笑,互相点头示意。前一天晚上我将剩下的钱打在了她的银行卡里,她的任务也圆满完成。她在电话里说,九月一到就回老家。

乞儿多舛的命运传奇并没有真正完结,相比于当初的横事件,让人更崩溃的一件事又发生了。

已经在炼人炉里化成了灰的乞儿竟然重新出现在市政广场。

他换了身衣服,挺高的个子,安然地跪在那里以一种低矮的姿态向人们伸手行乞。他身上并没有残疾,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依然闪着清澈明亮的光,人们发现他比以前变白变胖了。

这一场离奇的轩然大波不知何时才是真正的结局,当人们各个呈现出一副惊诧的表情围在他身边问他这段时间去了哪里时,他回答说,有一个晚上,就是去电视台拍节目那天的晚上,他在从责编姐姐家前往夜宿天桥的路上被人一闷棍敲晕了,醒后他身处一个陌生的房间,他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却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被绑架的价值。绑架他的面具人对他不打也不骂,也不说话,每天按时给他吃的,晚上睡觉还有棉被盖,比天桥下的生活好多了。这次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深夜中的市政广场,还以为自己只是经历了一场黄粱美梦。

10、帮凶

现在你们知道了出现在广场的那具体是怎么回事了吗?

长期的紫外线灯照射可以使皮肤过敏变质,95%燃料酒的强刺激也会使皮肤迅速发生不可逆的变色硬化……两个月的饥饿令他迅速消瘦,尤其在失去了人类的门户眼睛之后,没有人会怀疑他的身份。当然在做这些之前,我已经充分录制了视频,确保他父亲可以在各个时期都可以听到儿子可能要讲的话。在李东伟虚弱到无法说话之后,李东伟再也没有接过儿子真正的电话。

这一部分没有徐丽媛的参与,从乞儿出现在她家之后她就再没有送过邮包给我;我那照明本来就不太好的房间终日藏在宽大的窗帘后,只为打造出一个令李延雷今生记忆最深刻的环境。

绝望的人,一般选择一死了之。死亡并不可怕,甚至还有一种能让人感到前所未有之壮烈的死亡,叫同归于尽。

比死更难的,是宽恕,即便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无法获得的宽恕。

李东伟亲手对儿子毁灭迹,销毁了一切可以用来指控我的证据,其实,他才是这个案子的最大帮凶。

所有人都将受到惩罚,包括当年那个伪造景检报告的检验官。八年前他们以此行为掩盖,八年后因此行为犯案。调查组的成员都沦为被质疑的对象,舆论的焦点将集中在那具已经成灰成尘、饱受摧残的体上。

李东伟疯了。

在此之前他收到一个视频,是他儿子生命中的最后一段经历。李延雷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带着有气无力的自责说的,那时他已经没有了被绑架初期的恐惧与愤怒,那时我才从一个人的眼中看到了可以真正称为“救赎”的光芒。

“爸爸,原来做过的一切伤天害理的事情,终究都是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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