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西陲重，荆襄南纪雄。诸侯悲岘首，耆旧失隆中。燧色通秦塞，妖星下楚宫。不知大堤女，何处舞春风?
【赏析】
剑州失守不到半年，又传来了张献忠攻陷襄阳的惊人消息。陈子龙的悲欢，毕竟系着大明社稷的安危，而无法与农民义军相通。所以，当江汉义军欢声雷动之际，他却只能遥望襄阳堕泪而悲，写下了两首充满哀慨的五律。这里选析的，是原诗之一。
诗之开篇，语气颇为庄肃：“江汉西陲重，荆襄南纪雄。”“陲”为边境，“纪”为基址。在幅员辽阔的大明版图上，“江汉”一带本为南国之腹地。崇祯十三年(1640)九月，张献忠攻克剑阁，西窥成都而东逼两湖，这里竟成了王朝之“西陲”;连雄踞南方的荆州、襄阳，也一下成了暴露在义军前沿的防戍重镇。时局变化之速，是多么出乎诗人的意料呵!这两句极力夸赞江汉、荆襄的“雄”、“重”，正为下文的陷落之悲作了铺垫，以造成巨大的跌转之势。庄肃的语气中，实包含了诗人对山河日蹙的一片沉痛之情。
接着便是襄阳的陷落：“诸侯悲岘首，耆旧失隆中。”“岘首”即岘山，在今襄阳县南。西晋名将羊祜镇守襄阳时，常登岘山，置酒言咏。羊枯死后，部属为他在这里建碑立庙。人们见其碑石，思及羊祜生前政绩，莫不欷歔堕泪，故有“堕泪碑”之称。“隆中”在襄阳县西，蜀汉名相诸葛亮未出山时，曾筑庐隐居于此。据《明史·诸主传》记，崇祯十四年二月，张献忠在路上截获督师襄阳的“元戎”杨嗣昌信使，“夺其符验，以数十骑绐(骗)入襄城”。第二天早上，大军攻入城中，活捉襄阳王朱翊铭、贵阳王朱常法，斩首示众，“火城楼，焚其尸”;三月，杨嗣昌自杀——这就是襄阳陷落的惊人一幕。不过，诗人抒写这一幕悲剧，似乎不忍心直言襄阳王和杨嗣昌之死，而是借用历史典故，以 “诸侯”之悲泣于岘山堕泪碑，和隆中之痛失朝廷元老 (耆旧)写出。以古映今，将诗人因襄阳陷落而悲恸难抑的哀思，表现得格外蕴蓄和深沉。
诗人当然明白： 襄阳的攻克，不过是张献忠出川的又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他的下一个目标，恐怕就要指向南楚名城江陵或长沙了。与之遥相呼应的，还有“闯王” 的大军，此年亦已 “走鄙、均，入河南”，一举攻下洛阳，杀了福王朱常洵。大明王朝的江山，笼罩着如此令人不安的“祸乱”，诗人能不为之焦虑?“燧火通秦塞，妖星下楚宫”二句，正是诗人对时局前途的忧心瞻望。“燧” 即烽火，用以向远方告警。“妖星”为天象占卜中的不祥之星，它在哪里出现，便预兆着那里将有兵灾之祸。诗人当时正在绍兴任上。当他在夜晚遥观、仰望之际，仿佛能见到一派烽烟，正向秦塞延烧而去; 闪烁的星空中，又有不祥之星直向南楚的官城流坠——这两句写诗人对时局的瞻望，用的是画面景象展示的方式。熊熊的烽烟和流坠的“妖星”，在广大的夜天上，化成了一幅触目惊心的图景，形象地表现了诗人对时局发展的深切担忧。
诗之结尾，诗人从忧心的瞻念中回笔，再次为襄阳的陷落伤悼。这座雄踞南方的名城，曾有过极其繁华的往昔。当年李白来游襄阳，就见到过“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鞮》” 的安乐景象(《襄阳曲》)。这些南方人，平日犹爱歌舞《白铜鞮》之曲，以至把山南辟为街场，也取名为“铜坊”。“襄阳堤路长”，更有动人的《大堤曲》传唱，歌咏“南国多佳人，莫若大堤女”、“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之类。而今，这些能歌善舞的大堤女又在哪里?她们纵然爱好在春风中歌舞，但襄阳已陷，又何有歌舞之处! 结句“不知大堤女，何处舞春风”，从襄阳女儿昔日歌舞、今日流落的鲜明对照中，表现诗人对这座名城陷落的痛惜。在冷然发问中戛然收束，留不尽悲慨于问叹之外，为全诗带来了浓重的伤悼余韵。
作为一位明末志士，陈子龙尽管不满于朝廷的腐败，憎恶豪门的贪酷，但对于农民的“造反”举动，终究带有自己阶级的偏见。即以诗中的 “不知大堤女，何处舞春风”来说，也只是官场中人的感慨。真正穷苦的 “大堤女”，恐怕正因义军的攻占襄阳，开仓济贫，而载歌载舞于二月春风之中吧? 当然，我们也得承认，陈子龙是一位关注国运的正直之士，对民生疾苦也不乏同情之心。他对襄阳陷落的哀思，从大明王朝的贞臣来说，也是内心情感的真诚流露。他做了一位爱国志士所能做到的一切，这也就够了，我们又何必苛求于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