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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龙《襄阳》原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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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西陲重,荆襄南纪雄。诸侯悲岘首,耆旧失隆中。燧色通秦塞,妖星下楚宫。不知大堤女,何处舞春风?

【赏析】

剑州失守不到半年,又传来了张献忠攻陷襄阳的惊人消息。陈子龙的悲欢,毕竟系着大明社稷的安危,而无法与农民义军相通。所以,当江汉义军欢声雷动之际,他却只能遥望襄阳堕泪而悲,写下了两首充满哀慨的五律。这里选析的,是原诗之一。

诗之开篇,语气颇为庄肃:“江汉西陲重,荆襄南纪雄。”“陲”为边境,“纪”为基址。在幅员辽阔的大明版图上,“江汉”一带本为南国之腹地。崇祯十三年(1640)九月,张献忠攻克剑阁,西窥成都而东逼两湖,这里竟成了王朝之“西陲”;连雄踞南方的荆州、襄阳,也一下成了暴露在义军前沿的防戍重镇。时局变化之速,是多么出乎诗人的意料呵!这两句极力夸赞江汉、荆襄的“雄”、“重”,正为下文的陷落之悲作了铺垫,以造成巨大的跌转之势。庄肃的语气中,实包含了诗人对山河日蹙的一片沉痛之情。

接着便是襄阳的陷落:“诸侯悲岘首,耆旧失隆中。”“岘首”即岘山,在今襄阳县南。西晋名将羊祜镇守襄阳时,常登岘山,置酒言咏。羊枯死后,部属为他在这里建碑立庙。人们见其碑石,思及羊祜生前政绩,莫不欷歔堕泪,故有“堕泪碑”之称。“隆中”在襄阳县西,蜀汉名相诸葛亮未出山时,曾筑庐隐居于此。据《明史·诸主传》记,崇祯十四年二月,张献忠在路上截获督师襄阳的“元戎”杨嗣昌信使,“夺其符验,以数十骑绐(骗)入襄城”。第二天早上,大军攻入城中,活捉襄阳王朱翊铭、贵阳王朱常法,斩首示众,“火城楼,焚其尸”;三月,杨嗣昌自杀——这就是襄阳陷落的惊人一幕。不过,诗人抒写这一幕悲剧,似乎不忍心直言襄阳王和杨嗣昌之死,而是借用历史典故,以 “诸侯”之悲泣于岘山堕泪碑,和隆中之痛失朝廷元老 (耆旧)写出。以古映今,将诗人因襄阳陷落而悲恸难抑的哀思,表现得格外蕴蓄和深沉。

诗人当然明白: 襄阳的攻克,不过是张献忠出川的又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他的下一个目标,恐怕就要指向南楚名城江陵或长沙了。与之遥相呼应的,还有“闯王” 的大军,此年亦已 “走鄙、均,入河南”,一举攻下洛阳,杀了福王朱常洵。大明王朝的江山,笼罩着如此令人不安的“祸乱”,诗人能不为之焦虑?“燧火通秦塞,妖星下楚宫”二句,正是诗人对时局前途的忧心瞻望。“燧” 即烽火,用以向远方告警。“妖星”为天象占卜中的不祥之星,它在哪里出现,便预兆着那里将有兵灾之祸。诗人当时正在绍兴任上。当他在夜晚遥观、仰望之际,仿佛能见到一派烽烟,正向秦塞延烧而去; 闪烁的星空中,又有不祥之星直向南楚的官城流坠——这两句写诗人对时局的瞻望,用的是画面景象展示的方式。熊熊的烽烟和流坠的“妖星”,在广大的夜天上,化成了一幅触目惊心的图景,形象地表现了诗人对时局发展的深切担忧。

诗之结尾,诗人从忧心的瞻念中回笔,再次为襄阳的陷落伤悼。这座雄踞南方的名城,曾有过极其繁华的往昔。当年李白来游襄阳,就见到过“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鞮》” 的安乐景象(《襄阳曲》)。这些南方人,平日犹爱歌舞《白铜鞮》之曲,以至把山南辟为街场,也取名为“铜坊”。“襄阳堤路长”,更有动人的《大堤曲》传唱,歌咏“南国多佳人,莫若大堤女”、“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之类。而今,这些能歌善舞的大堤女又在哪里?她们纵然爱好在春风中歌舞,但襄阳已陷,又何有歌舞之处! 结句“不知大堤女,何处舞春风”,从襄阳女儿昔日歌舞、今日流落的鲜明对照中,表现诗人对这座名城陷落的痛惜。在冷然发问中戛然收束,留不尽悲慨于问叹之外,为全诗带来了浓重的伤悼余韵。

作为一位明末志士,陈子龙尽管不满于朝廷的腐败,憎恶豪门的贪酷,但对于农民的“造反”举动,终究带有自己阶级的偏见。即以诗中的 “不知大堤女,何处舞春风”来说,也只是官场中人的感慨。真正穷苦的 “大堤女”,恐怕正因义军的攻占襄阳,开仓济贫,而载歌载舞于二月春风之中吧? 当然,我们也得承认,陈子龙是一位关注国运的正直之士,对民生疾苦也不乏同情之心。他对襄阳陷落的哀思,从大明王朝的贞臣来说,也是内心情感的真诚流露。他做了一位爱国志士所能做到的一切,这也就够了,我们又何必苛求于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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