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河有源星宿同，导河积石思神功。浊流汗漫失故道，积石却与澶渊通。平郊脱辔万马逸，一夜径度徐州洪。徐州太守苏长公，夜呼卒伍登城墉。一身未足捍大患，岂无木栅兼竹笼。戏马台傍二十里，筑堤横亘长如虹。高城不浸三版耳，挽回鱼鳌仍耆童。防河录成天有工，黄楼高起城之东。五行有土可制水，底用四壁涂青红。太守登楼宾客从，举杯酹水临长风。河伯俯首受约束，不敢更与城争雄。水流滔滔向东去，纾徐演漾殊从容。负薪投璧竟何用，汉家浪筑宣房宫。自公去后五百载，水流无尽恩无穷。我生慕公公不逢，安得置我兹楼中。颖滨淮海独何幸，留得两赋摩苍穹。凤池舍人今李邕，南行别我何匆匆。此邦万灵日凋瘁，赖尔继续前贤踪。暇日登高倘能赋，封题须附冥飞鸿。
【赏析】
吴宽诗深厚恬雅，诗既规模于苏，对苏轼的行事亦倍加揄扬，本诗是一例。这是一首送别友人的叙事长诗，但真正写到友人的仅仅诗末的六句，此外则是写黄河泛滥成灾与苏长公的治河有功及其影响。大谈古人事功而稍稍带及友人，似是对友人的不恭。其实是希望友人“继续前贤”。
“维河有源星宿同”至“一夜径度徐州洪”为第一部分，共六句，重点写黄河及于徐州的水患。《史记·天官书》中有“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的语句，说明古人是把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州域联系起来看的。首句就把黄河带出。“黄河百害而无一利”，黄河河道的变迁而造成的水患，见于历史记载的以粗略计达一千五六百次，其中当也包括了诗中所写的这一次。因此，自古及今河水吞没了难以数计的生命和财产。而对黄河的治理从远古到明清一直到今天，历朝政府都没有停止过。《尚书·禹贡》有“导河积石”之句。积石，即青海的积石山，黄河绕流其东南侧。“导河积石思神功”，赞颂了远古英雄治河的伟绩。苏轼于熙宁十年四月到任徐州，七月十七日黄河决堤于澶渊，泛滥成灾，八月二十一日水至徐州城下。苏轼在这次水灾过后所作的《河复》诗的序文中谈到了这次大水和吏民治水的情况：“熙宁十年秋，河决澶渊，注巨野，入淮泗，自澶魏以北，皆绝流而济，楚大被其害，彭门城下水二丈八尺，七十余日不退，吏民疲于守御。”本诗中写到的“平郊脱辔万马逸，一夜径度徐州洪”，除“一夜”这个词稍嫌夸张外，因为实际上一个月后洪水才流至徐州城下，此外无论怎样形容都是不算过分的。
“徐州太守苏长公”至“底用四壁涂青红”为第二部分，共十二句，是写苏轼治水的经过及其成功。从诗中得知，在水患期间，苏轼庐于城上，不分昼夜组织吏民筑堤抗洪。“高城不浸三版耳”，则见洪水几升至城墙之顶。浸，淹没。《史记·赵世家》： “引汾水灌其城，城不决者三版。”这里也是说这座仅有三版高的城墙尚未淹没于水中。徐州地区这样的大水灾，一部分人免不了被淹。抢救生命和财产，必当是苏轼这位太守的职责，“挽回鱼鳌仍耆童”，是指对被淹老人和儿童的救护。二十里的防洪长堤，构筑起来谈何容易;因为一切都是在有深水这一困难条件下进行的，可是毕竟筑成了： “戏马台傍二十里，筑堤横亘长如虹。”这是苏轼在洪水面前临危不惧、沉着应战，与全城吏民经过几十昼夜备战而树立起来的丰碑。“木栅”和“竹笼”乃筑堤材料，“木栅”用于打桩，“竹笼”内填石块，适用于巩固护岸工程的坡脚，应用时须将竹笼密排成行，并联成整体。我国两千年前的“都江堰”即有一部分以竹笼堆筑而成，此种结构形式至今仍有应用。苏轼于洪水过后所作之《河复》诗序中说的水“七十余日不退，吏民疲于守御”，可想象到徐州城全体官民所经历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其间备尝的艰难困苦。苏轼的《河复》诗，一句都不涉及到这段苦战经历，这是他的谦虚，还是自认为太守的职守?吴宽根据史料，自身的生活经验以及诗人合理的想象，写出了上述这些内容，实在是弥足珍贵。因为苏轼在几任地方官任上，颇注意于兴修水利和民间疾苦。诗中所云“黄楼高起城之东”，那原是“防河录成天有工”，是庆祝战胜这场特大洪水而建造的;建于元丰元年，即徐州水患之第二年二月。此节之最末两句“五行有土可制水，底用四壁涂青红”，则是强调治水的物质和精神的力量，而在黄楼壁上柱上题的诗赋或绘制的彩画以赞颂治河的伟绩似终属第二义了。
“太守登楼宾客从”至“留得两赋摩苍穹”为本诗的第三部分，共十四句，赞扬苏轼此次治洪在当时和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诗人兴高采烈地写道：“太守登楼宾客从，举杯酹水临长风。河伯俯首受约束，不敢更与城争雄。水流滔滔向东去，纾徐演漾殊从容。”这样叙述大致合理。这是因为金元以后黄河河道逐渐南移并固定下来，分东流和南流。初以南流为主，东流为副，终以尽断南流，只剩东流，黄河水自河南原阳经汴、睢故道东出徐州由泗入淮流至大海。这样，黄河总是沿着固定的河道滔滔然由西往东，只要经常疏通下游河道，则黄河不大可能酿成大灾。这倒并不是因为苏公举杯酹水而河伯俯首听命了，而是客观上的两个事实起作用： 苏公组织下的徐州吏民筑的这道防洪大堤; 黄河下游有了固定的河道，而历代又总在不断地疏浚河道，包括明代在内。这层意思亦从诗中的“负薪投璧竟何用，汉家浪筑宣房宫”可以看出。汉武帝元光、元封间，黄河先后两次决堤于瓠子(今河北濮阳县南)。武帝于元封元年东巡封禅，曾祠神于万里沙 (在莱州境)。汉武帝自万里沙还，自临决堤，沉白马玉璧于河，以祠河神。(见《汉书·沟洫志》) 又见于《汉书·孝武帝纪》： “元封二年，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这两个故事，其实皆出于苏公之《河复》诗： “万里沙回封禅罢，初遣越巫沉白马。河公未许人力穷，薪刍万计随流下。”诗人信手拈来，作为对照或反证： 东坡用土制水，武帝用柴草塞堤;东坡举杯酹水临长风，武帝沉白马玉璧祠河神，所得结果迥异，诗人之一褒一贬寓焉。这是一。其次，“防河录成天有工，黄楼高起城之东”，自带有庆贺胜利的意义; 而“汉家浪筑宣房宫”，自不必说耗尽民力物力，乃是为帝王自身的享受，于防治水患是风牛马不相及的。这又是诗人的褒贬用意。在这样的基础上诗人说出了 “自公去后五百载，水流无尽恩无穷。……颖滨淮海独何幸，留得两赋摩苍穹”这类话，便有了足够的分量。消弭了黄河的水患，则下游广阔的土地给人民提供衣食和政府的税赋之源，这真是“仁政”之大端，人君和官吏的最大职守。诗人自然也是赞美了苏长公这位前贤关心和解决民瘼的政绩。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我生慕公公不逢，安得置我兹楼中”这两句诗的真正含义。诗人钦慕苏公的是他的为官清正与勤政的人格和精神。
“凤池舍人今李邕” 至“封题须附冥飞鸿”为第四部分，共六句。这里写到了比做唐代书法家李邕的诗人之友李贞伯。因其位居机要部门，又有接近皇帝的机会，希望其在“万灵日凋瘁”之时，追踪前贤，为民多作贡献。虽离别匆匆，作者所述者不是离愁别恨，而是对友人寄托的厚望。作品遂脱离了一般情趣而自成高格。
综观全诗，在内容和形式上自有其特色。在内容上，古往今来的赠别信中，它是独具匠心又是独一无二的。作者对友人的一种寄托，通过一种极好的方式表达出来，表达得那样的自然，又是那样的真切。故本诗所起的作用是双重的： 一方面在缅怀诗人所钦慕的前贤，一方面又寄托了对友人的信任和厚望，而两者浑然一体。《王直方诗话》载东坡论渊时诗，有“初看若散缓，熟读有奇趣”之语，此语可用来品评吴宽的诗。其《王维吴道子画》 中说：“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此又可用来理解吴诗的一般风格。吴宽以写文章的气势、笔力写诗，所谓“章法剪裁纯以古义之法行之”。(《昭昧詹言》卷十一)这正表明他学得了苏公“以文为诗”的特色。本诗篇幅恢宏，便于诗人驰骋文思，并以分合、收纵、跌宕、顿挫的散文章法为之，因而使这首古体长诗层次严紧，而又汪洋恣肆、波澜起伏。“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有何等气魄!作者所写的是“人定胜天”的奇迹，则诗人又是何等的气魄!故可以“事奇、义奇、人奇”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