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菊花
黄巢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解析】
天人合一的和谐，渗透在中华民族传统思维之中，它导致人们常把某种内在的情志投射到类似联系的外物上，表现在诗人的创作上，就是把他们自身的情感、意愿、理想托之于审美对象，通过咏物之辞抒发出来，这便是“咏物言志”。其实，在《尚书》中就有“诗言志”的说法。后来《庄子·天下》、《荀子·儒效》分别指出“诗以道志”、“诗言是其志也”，进一步巩固这一传统，直到汉代《毛诗序》中，仍主张“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应注意的是，这其中的“志”，本质上是一个极其丰富、广阔的心理世界，并非专指现在所说的“志向”概念，亦非宋明理学所钳制出的所谓载“理”的志，一句话，即唐人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所说的“情志一也”。咏物诗，是诗歌的一个重要分类，那么从诗歌自身体系看，咏物言志自然渊源于“诗言志”的传统。下面，就来看看黄巢如何在《题菊花》 中咏菊以言志的。
首句“飒飒西风”，使得开篇呈肃杀之气，诗人心爱的菊花正处在西风吹打之下，令人心生一怜;然而“满院栽”，却画出了秋菊生机盎然开满园的图景，显示出菊在艰苦处境中仍抱有昂然的生命意志，又使人心生一敬。在读者一怜又一敬的感受获得之后，诗人“蕊寒香冷蝶难来”一句，进一步说明菊维持生命的艰难，从而将读者的思索引向深入：菊命运多舛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生长于死神猖獗的季节。这样，在给读者的心理准备基本成熟之后，诗人发愿道：有朝一日，我若为司春之神，我将扭转菊的花期，让它和桃花同开在绚烂的春天!很显然，黄巢不会莫名地为菊的花期太晚而鸣不平，更不会凭空幻想自己成为青帝，恭请菊花春日展颜。正如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说：“以言内之事，写言外之重旨。……不然，赋物必此物，其为用也几何!”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黄巢，咏菊只是表象，言志才是真意。他看到的是朝廷的腐败、官府的黑暗，感慨百姓如同“飒飒西风”中的秋菊一样境遇悲惨，同时也深感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仍有顽强的生命意志。因而他一方面为人民不平，一方面又受到激励鼓舞，决心负起扭转乾坤的大任，以报答他眷爱着的如秋菊般美好坚强的人民。“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壮怀激烈，诚如刘拜山所评“陈涉辍耕之叹，未足相比”!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自然中美好的事物，只有作为人的一种暗示，才显示出美来。”如果说菊花是美的，那么它美在倔强不屈，“飒飒西风满院栽”，被黄巢看成千千万万底层人民的化身，从而激发出英雄之志;在宋末郑思肖的笔下，它美在一身傲骨，“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传达出诗人不向元朝统治者妥协的气节;在陆游诗中，菊的形象又瘦又长，但仍“出草三尺长”，呈献一种孤栖坚韧之美，引得诗人仰天啸问“君不见，诗人跌宕皆如此，苍耳林中留太白”! 可见，菊这一诗歌意象深受文人骚客的喜爱，在几千年的诗歌发展中常用常新，呈现出缤纷迥异的生命形式。所以会这样，还是因为咏物言志，诗人之“志”不同，那么所咏之物被揭示出的内美也就会在其本质规定的范围之内有所差异。
当然，咏物诗的主题对象不只是菊，服从言志的需要，还有“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的兰桂;还有“冰霜正凄惨，终岁常端正”的松树等，以及禽鸟兽类。关于咏物诗的发展，清人俞琰概述为：“三百异其源，六朝备其制，唐人擅其美，两宋、元、明沿其传。”(《咏物诗选·自序》)咏物诗的基本成形，该算屈子的《桔颂》，且从此开拓了托物言志的传统。汉魏晋宋，已出现了一些很优秀的言志咏物诗，如曹植的《吁嗟篇》、陶潜的《饮酒》(“青松在东园”)等。齐梁间，审美趋向追求雕饰，咏物诗成为宫体诗的一部分，几无寄寓。唐初陈子昂针对这种咏物诗提出批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从此咏物诗回复言志传统，出现了像骆宾王《在狱咏蝉》、陈子昂《感遇》(“兰若生春夏”)等佳篇;到杜甫，掀起了一个高潮，“多题小而神全，局大而味长”;中唐咏物诗继之以多样化发展，刘柳元白各显其长，寓言诗创作颇丰;晚唐李商隐的咏物诗“物皆著我之色彩”，抒发了个性鲜明的人生感慨和精神意绪，从而大大发展了咏物言志的传统。可以这样说，唐代如黄巢《题菊花》这样的咏物佳构不算少数，唐代是中国诗歌鼎盛之世，也是咏物诗全面发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