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的导火线
1894年春，朝鲜全罗道爆发农民起义。在东学一党一的领导下，起义者举起“尽灭权贵”、“逐灭洋倭”的革命旗帜，反对国内封建剥削，反对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6月1日，起义军占领全罗道首府——全州，各地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势力逐渐波及全国，朝鲜封建王朝惊恐万状。
东学一党一起义后，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认为借口侵朝的良机已到，不可失之交臂。参谋本部次长川上一操一六也向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建议：“东学一党一势甚猖獗，韩兵不能镇压，目下趋势必向清国请求援兵，清国政一府必容纳此种请求。我国如欲保护在韩臣民，维持帝国均势，殊有出兵之必要。”①
中国方面，李鸿章开始并不主张出兵朝鲜，但当时清朝政一府派驻朝鲜的商务大臣袁世凯积极主张派兵“助剿”，并援引日本驻朝使馆译员郑永邦所说“贵政一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一府必无他意”②等语，鼓动李鸿章派兵赴朝。这样做正好上了日本侵略者的圈套，因为中国一旦出兵，日本便有了出兵的借口，进而把清朝政一府拖入预设的战争陷阱中去。
6月4日，李鸿章接到朝鲜政一府关于“酌遣数队，速来代剿”①的正式请求，随即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连同已在仁川的“平远”号共计三舰），并命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兵二千余人，由海道赴朝。6月6日，聂士成所率前锋九百人搭乘招商局轮船“图南”号自大沽出发，8日抵牙山口后，换乘驳船，9日于白石浦登陆，进驻牙山。叶志超自率后队一千五百余人，搭乘“海晏”、“海定”号，6月8日自山海关出发，于11日抵达朝鲜，登陆后，与聂部合屯牙山县。在派兵赴朝的同时，按照中日天津条约的规定，由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将出兵情况通知日本外务部，并表明一旦完成镇压东学一党一起义后，随即班师回国。
在中国派兵赴朝之前，日本内阁会议已于6月2日作出决定，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名义出兵朝鲜，并立即下达秘密动员令。日本侵略者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政策，命正在休假的驻朝公使大一鸟圭介返回朝鲜，由海军陆战队四百余人以“护送”公使为名，直入汉城。接着，又悍然派出一个混成旅一团一（以驻广岛的第五师一团一第九旅一团一为基础，计有第十一和第二十一两个步兵联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野战炮兵大队、一个工兵中队，以及辎重队、卫生队和两个野战医院，共八千余人），由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赴朝，占据汉城至仁川一带战略要地。海军则派出“松岛”（常备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的旗舰）、“千代田”、“高雄”、“赤城”、“筑紫”、“大和”、“八重山”和“吉野”等军舰，控制海港釜山和仁川，监视海面，并布设水雷障碍等。
在清军既已前去朝鲜，日军剑拔一弩一张，战争迫在眉睫之际，李鸿章并未采取紧急措施，做好应战部署，仍然寄希望于“以敌制敌”，徒劳地奔波于俄、英等国驻华公使之间，乞求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出面“调停”，结果四处碰壁。他明知“日兵分驻汉、仁，已占先著”①，非但不与抗争，反而于7月初将在朝军舰全部调回。这一行动，在战略上是一大失策。因为放弃仁川，无异于给日军提一供了由海道进犯中国的前进基地，并使牙山清军处于孤立无援的严重地位。
日本方面，挑一起战争是其既定方针。当清朝政一府以“韩乱”已息，要求根据中日天津条约同时撤兵时，日本政一府不仅不同意，反而无理提出于涉朝鲜内政的所谓“改革方案”，故意制造纠纷。同时，日本政一府又以默许英、俄等国的在华利益为条件，换取了列强在中日两国冲突中采取有利于日本的“中立”立常7月14日，日本政一府见其一陰一谋外交得逞，而且军事上已占先着，便照会请政一府，断然拒绝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兵的建议，反诬中国政一府“有意滋事”，声言“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一府不任其责”②，企图把中日开战的责任归咎于清政一府。实际上，陆奥宗光早在7月12日即已电告日本驻朝公使大一鸟圭介：“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③随后，日本海军主力舰艇于佐世保军港集结，成立联合舰队（由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合编而成，伊东祐亨任司令官），下分本队和第一、第二游击队。7月23日，日军闯入朝鲜王宫，非法囚禁朝鲜国王李熙及闵妃，诱胁大院君李昰应主持国事，并强迫朝鲜宣布废除过去同中国所签订的一切条约。25日，日军在丰岛附近偷袭中国舰船，并进犯牙山清军，正式挑一起侵略中国的战争。
二、战争的序幕
（一）丰岛海战
由于日本侵略者蓄意挑衅，清廷不得不责令李鸿章速筹战备。7月16日，光绪帝又电谕李鸿章“断不可意存畏葸”，并严厉指出：“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①李鸿章见乞求列强调停的希望破灭，又受到光绪帝的严厉责问，只得增兵赴朝。他派出四支援军，即：从天津出发的盛军总统总兵卫汝贵率领的盛军六千余人，从旅顺出发的宋庆所部提督马玉昆率领的毅军二千人，从奉天出发的奉天练军统领总兵左宝贵率领的奉军三千五百人，从奉天出发的奉天盛军总统丰升阿率领的吉军、盛军一千五百人。上述各军共约一万三千余人，均取道辽东过鸭绿江进军平壤。由于道路迂远，不能救牙山之急，李鸿章决定从天津一带再一抽一兵二千余人，由海道前往牙山，认为“合叶原队共五千人，可当一面”②。因轮船招商局般只正在运载盛、毅两军赴大东沟（今东沟），只得雇英商“一爱一仁”、“高升”、“飞鲸”三轮应急。7月21日至23日，“一爱一仁”载兵一千二百人，“飞鲸”载兵约五百人，“高升”载兵九百五十人，先后由大沽口开出。为保证登陆安全，由副将方伯谦率军舰“济远”、“广乙”、“威远”自威海卫开赴牙山。24日，“济远”等三舰及“一爱一仁”、“飞鲸”两轮先后抵牙山内岛，部队登陆。
当时，在天津潜伏多年的日本间谍石川五一等勾结汉一奸一刘芬，获得了援牙清军的出发日期及航渡运载等情况，密告日军。日军决定在清军增援部队只到达一部分的时候，采取偷袭手段，不宣而战。7月23日上午，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保启航，次日到达牙山以南的群山浦。伊东祐亨命第一游击舰队司令坪井航三率军舰“吉野”、“一浪一速”、“秋津洲”向牙山湾搜索前进，伺机攻击。24日这天，停泊在仁川的英舰透露，日舰将要截击中国舰只。这时，北洋舰队主力远在威海卫，“高升”号和运送饷械的“一操一江”号则已离开大沽，正在赴牙途中。当日20时和21时15分，“一爱一仁”、“威远”先后离牙返航，“济远”、“广乙”两舰继续帮助“飞鲸”赶卸兵马。25日晨4 时，“飞鲸”驳卸将毕，“济远”、“广乙”两舰离牙，拟于途中告知“高升”、“一操一江”掉头西归。行抵丰岛西南时，突遭日舰“吉野”、“一浪一速”、“秋津洲”的袭击，“济远”、“广乙”被迫还击。两舰一爱一国官兵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沉着应战。“广乙”号是福建船政局自造的排水量仅有一千零三十吨的炮舰，火力不强，开战不久即受重伤，船身倾斜，退出战斗后在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纵火自一焚。“济远”号是一艘二千三百吨的德制钢甲巡洋舰，配备有舰炮十八门，并有鱼雷发射管四个。战斗中，船舵被毁，便向西退走。日舰“吉野”尾追不舍。
9时许，正当“济远”向西退走时，“高升”号向东驶来，日舰“一浪一速”号鸣炮令其停航。在后面不远的“一操一江”号见状即调头西返。坪井航三命“一浪一速”号俘虏“高升”，令“秋津洲”追赶“一操一江”，以自己乘坐的“吉野”号继续追击“济远”。“济远”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躲在舱内铁甲最厚的地方瑟缩不出，并下令悬挂白旗投降（一说诈降）。舰上士兵极为愤怒，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等毅然发尾炮击中“吉野”，使它不敢再追。
“济远”向西退却途中，曾赶上调头西返的“一操一江”号（因“一操一江”时速只有八海里），但方伯谦只顾自己逃命，致使“一操一江”号被日舰“秋津洲”掳去。
“高升”号上清军全体官兵面对日舰“一浪一速”的威一逼一，坚贞不屈，宁死不降。13时许，日舰“一浪一速”号鱼雷、舰炮齐放，“高升”号上的清军官兵以步槍还击。不久，“高升”号沉没，船上清军九百五十人，除二百五十余人后来得救外，其余全部死难。
（二）成欢之战
在日舰进行丰岛偷袭的同时，日大岛旅一团一长率主力三千余人，携山炮八门以及辎重、电信、野战医院等，自汉城向南开进，企图消灭牙山一带清军，以解除尔后北进时的后顾之忧。而丰岛偷袭，则正是为了阻止清军从海道增援牙山，保证其陆路战斗的首战获胜。①
孤守牙山一带的清军（加上由海道新到的援军，共计八营，约四千一百余人）失去了与天津的联系，又鉴于滨海地形开阔，不利防守，因此，由总兵聂士成率军三营，于7月26日移驻牙山东北五十里的成欢驿。聂士成得知日军已进抵距成欢四十里的振威，立即请援于叶志超。27日，营官江自康、许兆贵率队前往增援。28日晨，叶志超也赶到成欢。聂士成鉴于海道已阻，援军断难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再守，而公州背山面江，形势险要，建议叶志超马上前去占据。并且说：“幸而胜，公为后援；不胜，犹可绕道出。”①这时，日军已进一逼一素沙场，离成欢仅十里之遥。于是，叶志超率叶玉标一营进据公州，聂士成率六营扼守成欢，另留一营守牙山。
成欢驿东西皆山，北通汉城，南达公州。北面临河，南北两岸皆水网沼泽地。有桥一座名“安城渡”，为南北往来隘道。清军在成欢驿东面山顶筑垒自固，西面山顶则设有炮兵阵地，控制日军必经的驿道。
28日夜，日军自素沙场分两路进犯：一从大道进攻，钳制清军主力；一从东面迂回，进攻清军右侧。当夜，武备学堂学生于光炘等冒雨侦察敌情，发现日军偷袭，立即报告聂士成，并率兵一部预伏安城渡桥侧，控制要点。半夜，日军右路前锋进抵安城渡桥北，于光炘等奋力阻击，杀伤不少日军，使其前锋败退。可是，聂士成未能及时增援，而日军后队又至，于光炘等英勇抵抗，力战牺牲。29日黎明，日军攻占成欢西北面山坡，聂士成率主力抵抗，战斗甚为激烈。正在这时，日军迂回部队突然袭占请军右翼之东北面山坡，并发炮轰击清军东面诸垒。经过激战，清军不支，聂士成率队退往公州。这时，叶志超已放弃公州向北逃跑，于是两部合军北走。
日将大岛原来判断清军必退牙山，因而率队向牙山追击；及抵牙山，不见清军踪影，便留一小队驻防该处，自率大队返回汉城。
叶志超逃跑时，因害怕同日军遭遇，绕道远离汉城的朝鲜东部山区，经清州、忠州、堤川、原州、狼川、金化、平康、伊川、遂安、祥原，渡大同江抵平壤，途中历时近一个月。当时正逢炎夏，“残军饥疫死者相属”，而叶志超竟无耻地向李鸿章谎报战功，诡称“沿途叠败倭兵”。①于是清廷“论功行赏”，嘉奖员弁数百人，赏军士银二万两，并提升叶志超为平壤各军的总指挥。
日军丰岛偷袭，并进犯驻朝清军，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但是，李鸿章不但不积极准备抗战，反而认为“高升系怡和商船，租与我用，上挂英旗，日敢无故击沉，英人必不答应”②，幻想英国出面干涉。可是，随着后来战事的发展，英国见日方处处居于优势，竟然不顾事实和国际公法，声称7月23日日军侵入朝鲜王宫之时，即中日开战之日，“高升”号系“开战后”驶离大沽口，因此责任不在日方。清政一府不敢抗争，最后竟由出面租船的轮船招商局赔偿英商损失。
三、中日宣战和双方战略方针
清政一府见日本侵略者已公然揭开战幕，被迫于8月1日对日宣战，日本也于同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早在宣战之前，日本即已成立战时大本营，统一筹划和指挥陆海军作战事宜。大本营首席长官由参谋本部总长陆军大将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担任（1895年1月炽仁亲王死后，由陆军大将小松宫彰仁亲王代理），由参谋本部次长陆军中将川上一操一六和海军军令部长中牟田仓之助（7月17日，中牟田仓之助免职，海军中将桦山资纪接任）二人共同辅佐。在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首相等的亲自参与下，日本战时大本营在战前已制订好侵略中国的“作战大方针”，即：以主力在山海关附近登陆，于直隶平原同清军主力决战，夺取北京。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日军制定了如下作战计划：首先派陆军第五师一团一进占朝鲜，钳制和击败在朝清军；海军则以联合舰队击破中国北洋舰队，迅速夺取黄海和渤海制海权。下一步则视海军胜败情况而定：第一，如海军主力决战获胜，则将陆军主力输送至渤海湾（以山海关为主）登陆，实施直隶平原决战；第二，如果海上决战不分胜负，中日双方均不能掌握制海权，就用陆军主力侵占整个朝鲜；第三，如果海上决战失败，清军控制了制海权，本国又受威胁，则尽力援助在朝的陆军，而把陆军主力留守本土，以防清军反攻。①日军这一作战计划的核心是，消灭北洋舰队，夺取黄海、渤海的制海权，控制海上运输线，进而与清军进行直隶平原决战。
清军方面，事先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当时，清朝统治集一团一内部分为“后一党一”和“帝一党一”两派。光绪帝自1889年“亲政”以来，力图有所作为。他与户部尚书翁同和为首的“帝一党一”，竭力主战。而实际把持朝政的西太后慈禧与李鸿章为首的“后一党一”，为了保持实力，竭力主和，积极推行“屈辱求和”、“避战自保”的政策。由于政治腐败和内部纷争，清廷始终不能协调一致地统筹全局，因而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又未制定相应的战略方针，以对付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开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所谓“调停”。当朝鲜形势极度紧张，全国舆论和清军某些一爱一国官兵强烈要求清政一府积极抗战时，主和派既不敢公开反对，又不愿认真备战。直至战争爆发之后，清王朝为形势所迫，才临渴掘井，在宣战诏书中提出了一个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①。根据这一方针，决定增调陆军赴朝，先在平壤集中，然后南下驱逐在朝日军；以海军各舰队分守各自防区内的海口，北洋舰队即集结于黄海北部，扼守渤海海峡，策应在朝清军，并确保京畿门户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