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崇尚黄色的传统。如黄钟、黄花、黄发、黄海（中央之海），甚至黄泉，因为加了一个“黄”字，便都成了美称。在我国封建社会里被视为正色的黄、青、白、赤、黑五种颜色中，黄色最尊。因此，在历朝史料和小说戏曲中，常可看到黄色被视为君权神授的象征色和御一用色的故事。比如，黄钺（用黄金为饰的斧）曾作为君王权力的象征。《尚书。牧誓》里就用“王左仗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来描绘武王伐纣的英武形象。黄龙，是只有帝王的服饰上才能出现的；黄袍，是只有帝王才能穿的。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就是搞了一出“黄袍加身”的闹剧；清朝乾隆皇帝得以立为皇太子，据说也就是因为凑巧披上了一条绣有黄龙的袍子。据宋人王懋《野客丛书》记载，至少从隋朝开始，黄袍就成了只有帝王才能穿的服饰。清朝严禁擅用黄色，据清人蒋良祺《东华录》记载，清雍正时平定青海叛乱有功的大将年羹尧，后来被判死罪的原因中，就有出门用黄土填道、用鹅黄色荷包、擅用黄包袱等罪状。皇家的围墙、宫殿，可以涂上明亮的黄色，而一般人则绝对不允许用黄色涂抹建筑物。
黄色是尊贵的。统治者要垄断它，反抗者也要利用它。汉末流行“黄衣当王”的谶语；黄巾起义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动员口号，并以黄巾缠首，作为标志；唐末黄巢起义，做诗云：“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都有利用黄色、以夺取黄色暗寓夺取政权的含义。
黄色，与中国文化有着血肉相联的关系。那么，中国人为什么特别崇尚黄色呢？
刘师培在《古代以黄色为重》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人民悉为黄种”，因此崇奉黄色，而“黄帝者犹言黄民所奉之帝王耳”，以中国人的肤色为解。反对此说的学者则以为，在对外交流极其闭塞的上古，人们很难意识到自己是黄色肤种的人，在没有比较、没有鉴别的情况下，人们是不会去给自己下个定义——黄种人，以区别于白种、黑种人的。
萧兵在《中。中庸。中和》一文中提出了这么一种看法：“黄色介于黑白赤橙之间，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央之色。”正如《白虎通。号篇》所载，“黄色，中和之色，自然之一性一，万世不易”。这种“中和之色”，对于具有中和一性一格的中华民族，自然是极其值得崇尚的了。此说颇有见地。但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为什么一定要选用黄色作为黑白赤橙的中间之色，或者说，偏偏选用了黑白赤橙这么四种恰好能放进“中央之色”的四方之色？这是一种巧合呢，还是有意的安排？是上古的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并照此做了的呢，还是后人理解出来的？美洲玛雅农民崇拜雨神和土地的保护神“恰克”。恰克与一定的颜色和方向联系着，红色恰克居于东方，白色恰克位于北方，黑色恰克在西方，黄色恰克在南方。他们并没把黄色作为一种中间之色或中央之色看待，虽然他们也划分红白黄黑这几种“四方之色”，这四种恰克的划分，与中国的划分黑白赤橙黄五色的动机一样。（参见丁玫编的《拉美奇趣录》）
有人从中华民族的农耕经济及其对土地的特殊眷恋这一点上来找原因。黄土高原的肥沃保证了庄稼的丰盛和人畜的兴旺。黄字“从田，是田土沾于人身之色“，（见一党一晴梵《先秦思想史论略》）”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尚书大传》）”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苑也“。（《管子。水地》）华夏族世代息居于黄土高原，对供给他们衣食住行的黄土大地，有一种特别崇仰而依恋的感情，并由此而对黄土之色产生一种景仰、崇尚的心理，《说文解字》云：“黄，地之色也”，《淮南子。天文训》：“黄色，土德之色”，《考工记。画绘之事》：“地谓之黄”，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由对养育自己的土地敬仰进而崇尚土地之色的心理基因。
又有以古代文化“核心区域”理论来解释的。张光直在《华北农业村落生活的确定与中原文化的黎明》（载台湾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一文里指出，每一强大而有影响的文化，确实存在着客观与主观相对立统一的中心，“客观”是形势的必然和周围的承认，“主观”则是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自觉和自尊。我国远古文化核心之一是以炎黄族为代表人的西北黄土高原，他们自以为身居天地的中央，一切都以我为中心，一切以我为最佳，甚至连黄土之神黄帝也成了“中央之帝”或“中央之神”。《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里所反映出来的五行观念，也异口同声地说中央土，其色黄，其神黄帝。这种文化中心的观念，使得炎黄族把自己居住的土地视为中央之土，把中央之土的颜色视为中央之色。《论衡。符验》曰：“黄为土色，位在中央”，《汉书。律历志》也说：“黄，中之色也”，黄土高原作为炎黄子孙生活的根据地，成为华夏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黄色作为它的主元素，便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独尊的崇奉，以后愈演愈烈，最后竟成为帝王的垄断色了。
但到底应怎么解释中华民族崇尚黄色的原因，至今尚无定论。
（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