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百万富翁俱乐部
当选总统对艾森豪威尔来说，并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很明显，艾森豪威尔为担任总统职务所作的准备，比杜鲁门要好得多。罗斯福的逝世把杜鲁门一下子投入一个崭新的、完全陌生的世界，而艾森豪威尔只不过是继续他长期以来已经习惯的生活。
整整十年，艾森豪威尔习惯了前呼后拥的生活，习惯于受到别人的敬畏，习惯于向别人发号施令，成为注意的中心人物。
成为总统，艾森豪威尔心甘情愿地失去许多普通人的乐趣，也学会了去接受与他地位相称的各种特权。他从不自己穿衣服，他的贴身男仆莫尼给他穿包括内衣在内的一切衣服。艾森豪威尔从不自己驾驶汽车，从不关心停车场的事情，从没到过自动洗衣店或超级市场，他甚至不会使用拨号电话。
他自己不保存支票本，也不掌管自己的钱财。只有在高尔夫球场或在桥牌桌上要付钱的时候，他才极不愿意地把钱拿出来。如果他打赌赢了20块钱，他会乐得像孩子一样哈哈大笑起来。有时，他也偶尔耍点赖皮。当对手们的球已经离洞穴一或两英尺距离时，艾森豪威尔会拾起他离洞穴八英尺的球，咧开嘴笑着说：“谢谢你让我赢了。”
在他出席的许多正式场合，他不必担心要站在哪里，致怎样的祝酒辞。别人总是为他的旅行作好安排。他对杜勒斯说，他没有必要去熟悉这些细节，因为“在我的一生中，助手们无处不在”。
艾森豪威尔尽管已62岁，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符合总统职位的要求。他挺直的军人体态是他体格强健的最好证明。他体重175磅，比起他在西点军校打橄榄球时，只不过重了几磅。他吃喝非常有节制，并彻底戒了烟。他经常在高尔夫球场上迎风击球，或在游泳池中展臂畅游。他的面孔常常晒得黑红黑红的，他的笑容永远蕴藏着无穷的活力和热情，他的话语总是感染着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他的同事们从这个无穷无尽的活力源泉中汲取力量，而他的政治对手们则感到诚惶诚恐，惊惧不已。
艾森豪威尔很懂得集体协调和配合的重要性。他曾说过：“在现代战争中，没有人能够成为拿破仑。”他认为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导。
他意识到，一个人不管多么伟大，就他个人而言，是有局限性的。他说，“认为总统是智慧的化身，那是胡扯。我认为政府不能由任何一个人单独操纵。没有人能垄断真理，并影响我们国家的事实真相。”
艾森豪威尔认为，总统领导的主要作用是挑选合适的人做合适的工作，并且和他们一起共事。接下来的事情便是挑选内阁了。
在挑选他的内阁和白宫工作人员时，私人友谊根本不予考虑，艾森豪威尔连一个老朋友都没有选用。那些积极钻营的人，都没有机会入选。
国务卿是艾森豪威尔首先考虑的职位。他挑选了约翰·杜勒斯，而根本没有考虑其他人。艾森豪威尔解释道，“杜勒斯一生都为担任这一职务而锻炼着。”
艾森豪威尔挑选的第二个人是约瑟夫·道奇，任命他为预算局局长，他是底特律银行的总裁。接着他挑选了内阁中其他职位的人选。他挑选世界最大的私人企业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查尔斯·威尔逊任国防部长，领导世界上这个最大的雇佣部门和采购部门。俄勒冈州卸任州长道格拉斯·麦凯则担任内政部长一职，他在进入政界前曾是一名有成就的汽车商人。另一位保守派的商人辛克莱·威克斯，成了商务部长。
艾森豪威尔接着对他的顾问说，他想在他的内阁中有一名妇女。他们挑选了得克萨斯州的报纸出版商奥维塔·霍比夫人。她曾帮助艾森豪威尔被提名为候选人。
任命劳工部长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经过长时间寻找和反复筛选后，他们挑选了芝加哥劳联的水电工人联合会主席马丁·德尔金。德尔金是内阁中惟一的民主党人，惟一的天主教徒。
内阁成员就这样选定了。有杂志评论说，“艾克选了8名百万富翁和1名水电工人组成内阁”，“艾克组成百万富翁俱乐部”。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内，没有一个有经验的行政官员，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在事业上有很大成就的商人、律师或水电工人，他们都是自己创业，白手起家的。
2. 总统生活
在纽约，艾森豪威尔一家继续住在晨边山庄。玛咪把所有时间用于挑选就职典礼时穿的衣服，并准备着再次搬家。她感到欣慰的是，这一次，35年来的头一次，她能够安安稳稳地在一座房子内居住至少4年。儿媳和三个孙儿女来晨边山庄过圣诞节，这使快乐的圣诞夜格外热闹。
圣诞节那天，艾森豪威尔送给玛咪一只精美的金手镯，布满细密花纹的边缘上雕有三颗闪闪发光的心，每颗心上分别刻上“戴维”、“巴巴拉·安尼”和“苏珊”的字样。
不幸的是，圣诞节刚过，玛咪就病了。她在床上休息了几天，但仍没有闲着，仍在指挥安排将家具从纽约搬到华盛顿去。她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弄清楚哪一件家具是自家的，哪一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
1953年1月，约翰准备离开朝鲜，回家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对兴奋异常的玛咪来说，约翰的到来起到药物所起不到的作用，她的健康状况马上有了好转，可以下床走动了。
此时的艾森豪威尔，仍过着紧张而有序的生活——这是他在军队养成的习惯。他每天6点起床，静悄悄地起来，以免惊醒了玛咪。他来到梳妆室，从莫尼为他准备好的衣服中，挑选一套。
吃过早点后，他开始读早报。虽然他曾说，他不看报，实际上他看得非常仔细而有效率。他通常看华盛顿出版的报纸，如《纽约时报》、《先驱者论坛报》，此外他还经常阅读《时代》、《新闻周刊》等新闻杂志。
他与杜鲁门不同的是，他从不给报纸的编辑寄去表达愤怒的信件，但是他会给报社捎去几句表扬某一篇文章或某一栏目的话。要是他对某一报道不满意，他会告诉他的亲密朋友，或者一声不吭，保持沉默。
在办公室工作一天之后，他会喝一杯鸡尾酒轻松一下。他严格限制自己饮酒，他还只在就餐前喝一杯掺了苏打水的威士忌或白兰地。除了他自己做的饭菜外，他对于吃的提不起兴致来。玛咪对此非常苦恼，因为不论什么东西摆在他面前，他总是囫囵吞下，有时甚至不知道吃的是什么。
1952年始，他开始另一种吃饭方式——一面看电视晚间新闻，一面吃饭，而玛咪也只好依着他。晚饭后，如果没有演讲或其他安排，他就研究文件、建议、报告，直到深夜11点，然后在上床前画上一个小时的画——这还是他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习惯。
他的床头往往摆着一些勤务员从各处搜罗、订购的西部小说，在这些西部小说中，没有什么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结局一目了然，因为这些故事都是根据很容易回答的是非问题来写的。读这类小说，艾森豪威尔用不着动脑筋就进入他所憧憬的幻想世界。他经常把自己想象成为一名西部骑士，在广阔无垠的草原或沙漠中扬鞭策马，挥枪除敌。想着想着便进入梦乡。对于艾森豪威尔来说，这些小说是最有效的安眠药。
他从钓鱼、绘画、打高尔夫球、玩桥牌等活动中，获得了彻底的休息。这些活动能够使他暂时摆脱繁忙的公务。无论是决定钓鱼时用哪一种钓杆、放哪种饵料，绘画时用哪一种画布、哪一种油彩，还是下一棒是轻带还是重击，他在精神上都摆脱了工作的负担和责任。
艾森豪威尔和玛咪的关系是幸福的，传统的，一目了然的。1946年在迈耶堡，玛咪专门定做了一张很大的双人床。1948年，这张床从华盛顿搬到纽约，而现在又要搬回华盛顿，摆在白宫内。
这张床是玛咪的“指挥中心”。她喜欢和衣躺在床上，起码一直躺到中午。她在松软的床上写回信，指挥管理家务，接待来访的客人。艾森豪威尔喜欢、娇惯、纵容她，这使人们更加认为她有些懒惰。
事实上，玛咪像她的丈夫一样，工作认真努力。她从不参与艾森豪威尔的工作，但总能在公开和私下场合给他重要帮助，可以说，玛咪是丈夫的事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她款待他众多有钱有势的朋友及妻子，主持许多大型的仪式及社会活动，仔细地答复每封来信，她甚至能够记住艾森豪威尔身边工作人员及其孩子们的生日，届时送一份小小的、令人惊喜的生日礼物。在公共场合，她会微笑着站在艾森豪威尔总统身旁，穿着得体入时。总之，她做到了一个总统妻子所应该做到的一切。
3. 就职典礼
1953年1月12日，在侍者们收拾桌子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大声地朗读着就职演说草稿，听众则是内阁成员。他花了好几个星期来准备这篇讲稿，讲稿是休斯帮助起草的。
艾森豪威尔抑扬顿挫地念完讲稿后，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艾森豪威尔皱着眉头，抬起头说：“我念讲稿是为了得到你们的改正，而不是要得到你们的掌声。你们要在心目中把我的讲稿撕得粉碎。”
1月18日，艾森豪威尔偕同妻子、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及助手们乘火车去华盛顿。他们一行住在斯塔特勒大酒店。他与兄弟和知心朋友们，在酒店内开开心心地聚会。
1月20日，是就职典礼日。艾森豪威尔一家，在36位亲属及约140位即将参加新政府的成员陪同下，在全国长老会教堂做礼拜。
做完礼拜后，是例行的会见老总统的时间。从去年11月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不欢而散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当艾森豪威尔的汽车到达白宫的门廊时，杜鲁门邀请艾森豪威尔到屋里喝杯咖啡，艾森豪威尔有礼貌地拒绝了，以表示他与杜鲁门的对立。艾森豪威尔坐在汽车里等候杜鲁门出来。
两位总统在冰冷的气氛中一起乘车驶向国会。在车中，艾森豪威尔打破难堪的沉默，说：“1948年我并没有参加您的就职典礼，您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吗？”
杜鲁门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哼了一句：“为什么？”
“我是出于对您的考虑才没去的。因为如果我出席，我会从您那里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的。”艾森豪威尔微微一笑。
杜鲁门马上回敬了一句：“艾克，要知道，要是您在华盛顿的话，我根本不会请您参加。”
两位针锋相对的总统又沉默了。到了国会后，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走过华丽的圆形大厅，来到国会东侧。那儿有一个平台，一大群共和党人以毫不掩饰的喜悦心情，兴高采烈地进行着庆祝活动。
影星乔治·墨菲说道：“简直是太妙了，就像经过漫长黑夜之后，见到了明媚的阳光。”
情况的确如此，华盛顿冬日的阳光穿过云层，懒懒地照射下来，使这一天变成愉快的一天。大家一致认为，这是艾森豪威尔运气好的结果。
此时即将就任总统的艾森豪威尔，穿着一件深蓝色双排扣大衣，颈上围着一条白色围巾，微微地对大家笑着，不时地挥动他的胳膊向人们致意。
12时32分，弗雷德·文森大法官主持宣誓仪式。在艾森豪威尔发表就职演说时，他严肃坚定的表情，变成大家所熟悉的咧嘴微笑。他把手高举过头，手指作V字形表示胜利。人群中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在一片掌声之中，他开始他的就职演说。
第二天，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正式履行美国总统的职责。
2月1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了他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他已经宣布，如果可能，他准备经常地每星期会见报界，并打算允许电视记者进入办公大楼参加招待会。
艾森豪威尔与记者们的关系是有口皆碑的。在他任总统的8年之中，他总共会见报界193次；从1955年开始，电视记者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因此，他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都更加经常地使自己受到记者的提问。
艾森豪威尔对于自己运用英语的能力深为骄傲。他是有理由的：30年代，他起草过麦克阿瑟的讲稿；1945年，他在伦敦市政厅发表的演说被《泰晤士报》认为可与林肯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相媲美。他的基本领导原则之一是：和人民没有联系的人，不能进行领导。
像他一直在做的那样，他培养了与报界人士，尤其是一些高级人士的良好关系。一些报道他度假情况的记者们，发现自己会成为艾森豪威尔宴会上的客人，会吃到刚钓到的鳟鱼，而烹调鳟鱼的人是钓鱼的人，也就是总统本人。有时，他还和记者们一道打高尔夫球。尽管他不期望得到战争时期与报界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但他绝不允许他和报界的关系坏到对抗的地步——这对他毫无益处。
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尖牙利齿的记者们就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朝鲜战争。
《先驱报》记者克雷格咄咄逼人地问道：“总统先生，你是否知道很多国会议员也认为，总统无权不和国会商议就将我们带进朝鲜战争？总统也无权派部队前往欧洲？”
艾森豪威尔打断她的话，“这是我担任总统前很久发生的事情。在努力决定我自己的道路和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方面，已够我招架的了。我不想退回去解决别人的问题。”
克雷格没有再追问下去。
话虽这么说，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却不能对朝鲜战争不理不睬。
4. 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是美国危险的政治军事冒险。美军打着联合国的蓝色旗帜，残暴地杀戮和平居民。最残酷的大规模轰炸，甚至使整个城镇从地球上消失。数以万计的妇女、儿童、老人被凝固汽油弹杀害，或在空袭和炮击中丧生。被美军俘获的俘虏生活条件极差。美国武装部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无辜居民，普遍实行一种经过精心策划的大规模恐怖政策，其实质可归结为：恐吓朝鲜人民，削弱他们的反抗意志，迫使其投降。
1950年9月30日，杜鲁门曾宣布，要考虑关于对朝鲜进行原子打击的问题。这一声明，在美国和国际舆论中，激起了强大的愤怒之波。
尽管麦卡锡主义嚣张一时，反战运动仍在美国兴起，并在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后轰轰烈烈地发展。书信和请愿书雪片般飞往白宫，普通的美国人坚决要求新总统履行选举前的诺言，停止朝鲜战争。
在一封致艾森豪威尔的信中是这样说的：“请想一想朝鲜战争所造成的苦难和不幸。我相信，假如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在忍受这种痛苦，我们一定要设法终止这场战争。”
的确，朝鲜战争没有给美国增添任何光彩。尽管美国武装部队直接参战，朝鲜人民军仍能同游击队巧妙配合，迅速向南方推进。到9月，南朝鲜的领土几乎全部被解放，美军的残部仅仅勉强坚守在釜山地区的小块地盘上。
领导“联合国部队”战斗行动的美国“联合指挥部”长官麦克阿瑟将军1950年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谈到：“我还从来没有遇到比这更无畏的士兵，更果敢、更顽强、更有战斗力的对手。他们是第一流的战士。”
美国政府预感到在军事上有全面被击溃的危险，便向朝鲜大量增援。麦克阿瑟侵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土，并且越来越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边境。美国空军开始大规模袭击中国东北地区，美国军用飞机也日益频繁地侵入苏联领空。
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了统一战线。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跨过鸭绿江，支援朝鲜。
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取得了辉煌战果。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干涉者招架不住，不断向南方撤退。12月中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被收复，局势已开始明朗。对美国来说，战争将是旷日持久和前途黯淡的。
麦克阿瑟悍然提出，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原子轰炸，并和蒋介石军队一道对大陆进行登陆作战。同时，他还公开地抨击杜鲁门总统的政策。
1951年4月11日，恼羞成怒的杜鲁门总统撤掉了麦克阿瑟驻朝司令官的职务。
一般认为，麦克阿瑟被撤的原因，是这位70岁的老将表现了拿破仑的派头——他不愿执行预备役上校杜鲁门的“不在行的指示”。当然，还有美军在朝鲜的惨败。势力强大的美国统治集团在担心，胆大妄为的最高司令官一旦使用原子武器，就会挑起同苏联和中国的战争，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是无可挽回的。
布雷德利将军曾归纳说，麦克阿瑟的战略把美国拖进了一场“在错误地点、错误时间、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战争”。
此时此刻，前线的形势稳定下来。局部的军事行动仅沿着划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朝鲜边镜的38度纬线进行。
在美国面前（也可以说，在艾森豪威尔面前）出现了一个棘手问题——怎么来体面地终止这场实际上打输了的战争，同时又避免投降的后果。
美国本来指望，一旦战争开始，美国的盟友就会根据华盛顿的第一道命令，派来所需要的“炮灰”。美国政策的本来考虑是，把美国的盟友派到前线去，而美国将主要发挥军火库以及“同盟智囊团”的作用。
美国的一厢情愿遭到了现实的残酷打击。不管白宫施加多大压力，盟友们都不急于向朝鲜派遣本国士兵。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美国人不得不承担战争的军事、经济、政治和道义上的主要担子。这种沉重的超负荷，极有可能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宣告破产。
艾森豪威尔1950年12月30日在给国防部长弗兰克·佩斯的信中说道，“美国并不那么强大，能够把全世界都背在自己肩上”。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提出了在朝鲜实行和解的建议。接着，陷入军事政治绝境的美国，在世界和美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开始了关于朝鲜停战的谈判。
艾森豪威尔在竞选胜利后，兑现他的诺言，秘密去了朝鲜一趟。杜鲁门则指责他的行动是“典型的蛊惑行为”。
果然不出杜鲁门所言，艾森豪威尔执政后，并未急于履行他选举前的许诺。与此同时，他却突然加紧了对台湾的军事干涉。1953年2月，美国提出以联合国的名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封锁的建议，但遭到其他所有与会国的反对。企图用同盟国的共同努力来解决朝鲜问题的政策又一次碰了个大钉子。
加紧进行朝鲜战争的尝试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怒之火。美国的反战运动方兴未艾，要求停止战争的信件、请愿书、呼吁书如雪片一样飞向白宫。一位呼吁者激昂陈词：“战争永远不能遏制共产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共产主义在半个世界的胜利而告终。新的世界大战将是何结局？谁知道呢？”呼吁书的作者坚决要求停止在朝鲜的军事冒险。
目前的出路只有一个：尽快签订和平协定。但是，在签订和约的路途上又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障碍。年事已高的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突然表现出令人诧异的好战性。他企图利用北朝鲜和中国战俘问题，破坏和平谈判，并使战事再起。狂妄的李承晚宣称，如果需要，南朝鲜军队将单独战斗到底。
艾森豪威尔在竞选过程中说过，“美国人民在竭力追求根本变革。”很明显，这些变革需要从对外政策入手。新的政权在压力及吵吵嚷嚷中终于同意了朝鲜停战，艾森豪威尔从而履行了对选民的最重要许诺之一。
后来，艾森豪威尔措词温和地对朝鲜停战原因做出了主观的评价。其实，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原子弹的威慑作用，而在于美国在朝鲜的损失。到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之日，朝鲜战场上美军已阵亡21000人，伤91000人，而到签订停战协定时阵亡达34000人，伤103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