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闻南海事全非，十室炊烟九室稀。须识治兵先治吏，自来防盗在防饥。鳄鱼大可为文遣，沙蜮终难出水飞。寂寞江湖风雪里，有人投笔念征衣。
【赏析】
此诗作于嘉庆十四年(1809)，首联即作者“自注”所云：“闻广东荒歉，海寇未平。”
以灾荒为题材的同期作品，有王省山的《剥榆歌》：“朝剥榆皮，暮剥榆皮，手持斧柯，身困腹饥;道旁累累不忍睹，老幼相携面如土，家贫岁荒不得食，聊借榆皮充肺腑。吁嗟乎!山中榆皮能有几，荒村破屋半逃亡，何处叫阍天万里?”(《清诗铎》卷十四)具有典型性，读之催人泪下!广东荒歉的情景也就可以想见了。
关于海寇，除了粤海穷渔伺劫商船并登陆肆扰，为害最烈的是，海盗头目蔡牵以闽海为根据地，大肆劫掳;又勾结陆地帮会，使其阴济船械米粮，得以储蓄较富，俨然握海上之霸权。后与粤海盗头目朱濆组成联合舰队百余艘，与浙江提督李长庚对抗，势甚猖獗，纵横海上多年。
对此，作者提出“治兵先治吏、防盗在防饥”的政治主张和具体措施。治兵的关键在治吏，防盗的关键在防饥。治吏、防饥是治本而非治标。治标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本须正本清源，通体关照;倘若本末倒置，必误入歧途。
治本的首要尤在治吏。如何治吏?作者认为，当取法于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韩愈(768—824)的政绩。这里主要指《祭鳄鱼文》。这篇祭文表面上似乎针对“飓风鳄鱼，祸患不测”(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实质上却针对一切祸国殃民的恶势力。这是具有象征性的鳄鱼形象。许多“弊事”都是那些恶势力造成的。为了“除弊”，韩愈是不怕死的：“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对于惩治鳄鱼这类的恶势力，他作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和步骤，这就是：“安抚劝告——出路——惩罚。”先给以食品，使其照常生活;再讲道理、摆事实，耐心劝说;并指明出路，使其得以长期生存，倘若顽抗不改，就别无选择，最后只得加以致命的打击!这是对犯罪者采取的“剿抚并用”的吏治方针。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吏治方针是行之有效的。韩愈还有不少良好政绩，如整顿长安社会秩序、改革令史的旧例规定等等。正如张籍(约769—约830)称赞韩愈那样： “学无不该贯，吏治得其方。”(《祭退之》)
吏治意味着法治。《管子·明法》说：“吏者民之所县命也。”《韩诗外传》云：“据法守职不敢为非者，人使也。”吏治搞好了，像沙蜮那样的恶势力也就不可能含沙射人为灾了。
《有感》写得颇有特色，它把现实与历史、议论与抒情相互结合，融为一体，它不说空话，不玩弄辞藻，从最引人关注的海防和民生的重大事件出发，指出治吏是治兵、防饥的根本所在。
清代有不少抒情诗的辞句，写得相当漂亮;惜其审美情趣浮浅，往往缠绵于身边琐事，无病呻吟，较之《有感》，其品格高下，一目了然。